朱明：戎马一生 血砺忠诚

陈 安 黄晓明

朱明(1903-1964)

2023 年，是开国中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朱明诞辰120 周年。朱明，原名朱良玉，1903 年10 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乡杞下村，1928 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被派到工农红军工作；曾任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120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58 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3 军政治委员、第2 兵团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军委通信兵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与领导所部参加的陈庄、百团大战、晋西北地区反“扫荡”、田家会、榆林、宜川、陕中、扶眉、兰州等战役战斗。在30 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朱明坚持原则，坚定立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风严谨，工作兢兢业业，注重调查研究，对军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军队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颇有建树。朱明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品质和模范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投身革命 百折不挠

由于家庭贫穷，朱明小时候只念了半年私塾、三个月夜校，就辍学了。他14 岁就开始随长辈到南昌、广东等地替别人挑铁砂挣钱。朱明东奔西走忙碌了几年，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家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困苦不堪。从17 岁起，他被迫给地主连续打了6 年长工，不但没有挣钱，还常常受地主欺侮。

目睹贫苦群众的沉重苦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面对人吃人的社会，朱明在青少年时就萌发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意识。朱明忠厚、勤劳、敢作敢为，成为附近穷苦青年的带头人。

1927 年，兴国闹春荒，乡下的贫苦百姓，家家无米下锅。地主奸商却互相勾结，既不肯把粮食借给穷人，也不肯平价出售，而是送到城市牟取暴利。朱明挺身而出，领导贫苦青年拦截粮船，不准外运。迫于众怒难犯，地主奸商只得答应朱明等人的要求。此后，朱明又组织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多次阻拦地主向外运粮，在当地形成了声势。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部分领导干部及3 位红小鬼的合影，前排右一为贺龙，右四为王震；后排右三为朱明，右四为廖汉生

不久，地主武装勾结地方反动政权，对参加拦粮的群众采取报复行动。朱明得到消息逃到外面躲藏，他家则惨遭不幸，家人被打，房子被烧。

1928 年，江西省政府承审员、共产党员侯海藩，从省城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朱明成为侯海藩创建的鼎龙区农民协会第一批秘密会员。同年10 月，朱明和侯海藩领导了鼎龙农民武装起义，攻打靖卫团，捕杀反动官吏与土豪劣绅。起义胜利后，朱明当选为乡农民协会主席。

1929 年4 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兴国，住在县城潋江书院，制定兴国县《土地法》，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朱明学习《土地法》和毛泽东在训练班上的讲话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心里感到无比振奋，内心深深地佩服毛泽东。这之后，他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积极主动地在全区发动群众，建立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

5 月中旬，红四军离赣入闽，敌人趁机卷土重来。地主返乡团杀回鼎龙，血腥报复，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朱明遭到通缉，幸得群众掩护而逃脱。结果，敌人纵火烧了朱明和当地7 户群众的房屋，他最小的弟弟也惨遭杀害。朱明找到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人胡灿，领回10 多支枪，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自任队长和总干事，配合赣南红军第25 纵队攻打县城，恢复了兴国县革命政权。他被任命为鼎龙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0 年上半年，朱明调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兼雇农工会委员会主席，坚决执行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领导全县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这年冬，朱明调任赣南苏维埃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兼信（丰）南（康）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开展武装斗争。不久，又调任赣南暴动第2 路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信丰、赣县、于都、安远、南康五县边界特别区委书记。

1930 年12 月，执行“立三路线”的赣南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萧国璋、马荣兰等人，受富田事变的影响，提出了“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分裂红军的口号，制造了“信丰事件”。朱明坚决反对这种制造分裂的行为。他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承担给在兴国工作的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毅送信并请示处理意见的重任。由于敌人封锁甚严，从河西过不了河东。朱明返回后，郭承禄在信丰召开了所谓的“反毛大会”，责令朱明在五县特别区委所在地的韩坊召开同样的大会。朱明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抵制，险些遭到杀害。郭承禄不甘心，又写信要追查责任。朱明置之不理，既不开会也不传达。直到1931 年1 月，红35 军来到信丰，朱明出席了红35 军军委和赣南行委联席会议，坚决支持红35 军政治委员罗贵波，采取果断措施，改组赣南行委，纠正了这一错误。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朱明立了大功。

1931 年上半年，朱明先后出任中共南康县委书记、上犹县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1932 年七八月间，国民党粤军1 个师北犯崇义，进至距离县委驻地上堡60 华里处，中共崇义县委才接到紧急报告。当时，县大队远在聂都，上堡仅有百余人的县警卫队。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张迅速撤离。朱明冷静地分析形势后，认为撤退会直接影响大王洞500 多名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果断决定组织力量抗敌。他一面耐心说服主张撤退的干部，一面急调县游击大队回防上堡，同时请求赣西南特委和红12师派兵增援。

当敌人前卫团进至距上堡仅15 华里时，有人喊他：“朱书记，再不跑就要掉脑袋了！”朱明掷地有声地回答：“掉了脑盖，碗大的一个疤。跑，是胆小鬼、懦夫！”朱明临危不惧，有条不紊组织1000 多名赤卫队员和群众上山遍插红旗，鸣放鞭炮，到处张贴署有红军各部队番号的标语，广布疑兵，迷惑敌人，吓得进犯之敌后撤15 里等待后续部队增援。次日，红12师进至上堡，朱明负责正面诱敌，与敌激战数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稳定了中央苏区西南边境的形势。

铁骨丹心 维护团结

1934 年10 月，朱明随中央红军长征，被编在由少共江西省委书记张绩之任团长的地方工作团，随红9 军团长征。12 月15 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占领黎平、老锦屏地区，张绩之牺牲，朱明接任工作团团长。沿途，他带领工作团全体同志，协助军团首长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做好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工作，有力保障了部队的军需给养与兵员补充。1935年5 月在川南西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率领的工作团将几十匹骡马和一些银元等急需物资送交中央纵队，缓解了中央的困难。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听取红9军团工作汇报后表扬说，你们长时间单独行动，不但保存了力量，还补充了人员、装备；又给中央送了骡马、银元，真是雪中送炭。

1935 年6 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中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红9 军团改称红32 军。8 月，红32 军编入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阿坝北进。左路军各部队走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经过艰苦行军于8 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张国焘拒绝中央的“北上”命令，强令部队南下，还于10 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免去黄火青的红32 军政治部主任职务。为保存斗争实力，黄火青设法让朱明接任了红32 军政治部主任。朱明接任后，斗争更加激烈。张国焘的追随者气焰嚣张。有一次在会议上，一位领导提议要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朱明挺身而出，站出来据理反驳，批评张国焘成立的“党中央”是“伪中央”，朱明被指责为“附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双方在会上争吵起来。结果，朱明当了一个星期的政治部主任，就被张国焘撤了职。此后不久，红32 军里和朱明一起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干部，先后被张国焘以各种借口撤销职务，离开红32 军。朱明更是为此多次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和打击报复。

1935 年10 月，红32 军占领懋功县。张国焘以“开辟地方工作”为名,将朱明调出红军，留在懋功担任县委书记，仅留给他几十支破枪，令他发展地方武装。由部队到地方，朱明有些想法，但他从大局出发，还是马上到职。他从建立政权入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建立自卫武装，保卫胜利果实，扩大革命武装。仅3 个月时间，朱明在懋功创建了有4 个连的懋功独立营，并建立了一块稳定的红色根据地。朱明的表现得到中共四川省委的肯定。经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钟推荐，朱明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7 年春，红二方面军干部在陕西富平合影，二排右三为贺龙，三排右六为朱明

1936 年2 月，随张国焘南下天全、芦山地区的部队，在国民党军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向甘孜方向撤退。朱明在懋功归队。4 月，部队到达甘孜后，张国焘再次把朱明派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甘孜朱倭区担任区党委书记，采取不给人马、不拨枪支、不发弹药、不给军饷的卑鄙手段，迫害朱明，企图利用当地的藏汉矛盾再次把朱明推入绝境。当时，朱明身患重病，由警卫员扶上马，来到朱倭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明没有消沉，一边和疾病斗争，一边考虑开展工作的策略和方法。病情稍有好转，他便深入到贫苦藏、汉民家中，耐心地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朱明在田间与他们一起劳动；走村串寨，与贫苦百姓茅屋谈心；进寺院帮僧侣干活，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在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与当地藏族头人接触，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险恶的环境中，朱明艰难地工作了3 个多月，当地藏、汉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逐渐地由敌对变成拥护和支持，就连寺院的喇嘛也主动给朱明送饭送药，保护他的安全。

1936 年4 月，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甘孜一带整编，等待红2、6军团北上。7 月2 日，红2、6 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32 军干部梁仁芥及时找到朱明，把红2、6 军团到达的喜讯报告朱明。朱明立即前往甘孜，找到任弼时汇报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言行和自己两次被迫害的经过。任弼时非常赞赏朱明坚强党性与顽强斗争精神，便把他留在红二方面军红6 军团第6 师做政治工作。从此，朱明才彻底摆脱了张国焘的迫害。

能征善战 军政全优

1937 年8 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明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开赴晋西北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作战。

1941 年，朱明调任八路军第358 旅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时，政治委员李井泉调去延安工作，他鼎力协助旅长张宗逊，代行政治委员的工作。两人并肩指挥作战31 次，破坏敌人公路20 多里、桥梁5 座，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在破袭朔县附近铁路段战斗中，第358旅误将一德国传教士俘获。这位传教士又是耸肩，又是摆手，嘴里叽哩咕噜说着洋话，显示出日耳曼民族的“优越的高傲”。朱明安排他与自己同吃同住，从各方面给予他关心和帮助，这位传教士很受感动。当释放这位传教士回国时，他由衷地说：“在解放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仁义之师。”他对八路军由误解、敌视转化为友好、崇敬。后来，他曾多次给八路军送来药品、电池和其他当时难以买到的物资。

朱明不仅是八路军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42 年5 月，日军700 余人偷袭山西兴县县城。时任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朱明，在强敌进攻的危急关头，而军分区领导和旅长张宗逊都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情况下，独撑危局，坚定果断地指挥部队，组织田家会战斗。田家会战斗历经7 天7夜，八路军以百余人员的伤亡，取得了歼敌千余人的战果，有效地保卫了晋西北中心地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使得日伪军再也不敢妄自尊大、孤军深入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1947 年8 月，朱明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3 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3 纵队政治委员孙志远调地方参加土改，实际上由朱明代行政治委员职务。他利用战斗间隙，迅速开展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强了战斗作风和组织纪律性建设，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8 年2 月，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许光达、朱明率第3 纵队及第6 纵队一部，向宜川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发起猛烈攻势。此役，击毙国民党中将师长刘戡，俘敌旅长张汉初，全歼胡宗南部5 个旅，共2.9 万余人。其中，第3 纵队歼敌6300 多人，缴获战炮49 门，机枪225 挺，长短枪1900 多支，汽车13 辆，子弹20 余万发。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成为西北战场敌我攻守形势的转折点。毛泽东高度评价宜川大捷：“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此后，朱明密切配合许光达，参与指挥了洛川战斗、荔北战役，解放西安、宝鸡、渭河流域的战役，扶（风）眉（县）战役及解放兰州战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朱明在戎马生涯中，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以自己模范行为激励部属英勇作战。在西北野战军第3 纵队攻打榆林城时，朱明到第一线察看地形，当时战斗非常激烈，国民党的飞机昼夜轰炸扫射，来增援的马步芳骑兵不断骚扰，朱明全然不顾，敌人一发炮弹打来，险些遇难。参加洛川战斗时，朱明紧随部队前锋行动，踏上了一颗松发式地雷，由于警卫员的奋力施救，才幸免于难。

鞠躬尽瘁 奋斗终身

1952 年8 月，朱明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负责主持军委组织部的常务工作。朱明在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萧华领导下，开始组建总政组织部并负责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朱明到北京时，总政机关刚刚恢复，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延安时期的总政班底，抗战胜利后大部分人员到了东北。新中国成立时，总政只有少数干部组成的两个研究室，主要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拟制工作。朱明到任前，萧华将第一研究室改成组织部，设置干部、组织、党务等3 个处和秘书室，共几十个人。朱明到任后，建议萧华向军委提出了调整组织部机构和人员定额，相继增设了纪律检查、青年、政工条例、编制统计和学校政治工作等处。朱明在萧华领导下，本着任人唯贤和“五湖四海”的原则，从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优秀干部到各处、科，逐步完善了组织机构。

朱明十分重视部队在胜利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建设。1951 年春，他领导军委组织部承办全军组织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为会议起草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2 年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他领导制定了《关于军队党内处分的暂行办法》；配合入朝作战，他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编写工作。在总政工作6 年间，朱明主持或参与领导制定的条例或制度近20 部，为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建立统一的政治工作制度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5 年，朱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被授予中将军衔。1956年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部队成为独立兵种，原总参谋部通信部改为通信兵领导机关。10 月，朱明出任通信兵首任政治委员。

朱明到任后，同通信兵部主任王铮一道，按照通信兵兵种机构框架，从上至下系统地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他向总政领导请示，与有关部门协商，选任了通信兵政治部正副主任、干部部部长及各政治部门领导；从总部机关、各军区、军兵种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通信兵机关各部、处，又相继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水平高、有经验的通信兵处处长调到通信兵领导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完善了通信兵领导机关组织机构。

针对通信兵专业技术人才缺乏，通信技术装备陈旧，科研队伍薄弱等情况，朱明在党委会上提议，并经党委确定，将积极培养技术人才、发展新技术装备和开展科学研究作为通信兵发展的三大任务。为落实这三大任务，朱明用很大精力抓院校建设，抓扩建、新建科研院所，抓装备发展。为全面提高通信队伍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加强科研工作领导力量，朱明组织领导从全军通信兵部门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1961 年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人民生活非常艰难，通信兵有些指战员受社会、亲友、家庭的影响，思想上产生波动。朱明根据普遍存在的问题，大抓思想，大抓基层，稳定部队。同时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对确因家庭生活困难或因亲属死亡而思想波动、情绪低落的干部、战士、职工，除做思想工作给予安慰外，在经济上还给予适当补助，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对在困难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进行表扬，及时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

朱明识大体，顾大局，表现了坚强的党性。1961 年，通信兵院校发展到10 所，在校学员达2.2 万余人，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师资、教学和生活设施的实际承受能力，致使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发现这一问题后，朱明主动承担了责任。1962 年，根据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精神和通信兵的实际能力，朱明多次召开党委会，反复讨论通信院校的调整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并报军委批准，通信院校压缩为7所，学员定额确定为9760 人，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需要和适应办学能力的教学体系。

此后，朱明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顿。他工作刻苦，事必躬亲，下很大功夫研究政治工作如何渗透到教学中去的办法，并总结了一些经验印发各院校征求意见，准备修改后推广。1962 年底，朱明亲自动笔修改这些经验材料时，突然感到头痛欲裂，眼冒金星，四肢麻木，不能提笔。他预感到自己患了重病，但决心修改好后再去看病。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艰难地完成这项工作后才去医院检查。经专家会诊，朱明不幸患上了脑瘤。面对死神的逼近，朱明没有畏惧，他虽然身在病房，却念念不忘未完成的工作，关心着通信兵的建设，关心边境作战的通信保障情况。

1964 年1 月1 日凌晨，朱明在北京逝世，终年61 岁。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在悼词中这样评价朱明的一生：“朱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贯认真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他在通信兵工作期间，为通信兵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世戎马生涯，一生赤胆忠心。朱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竭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和不朽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