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董晨豪

目前，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5年—2021年各省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关系。基准检验表明，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地，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提升教育服务供给水平能增强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增加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举措。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显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财政分权是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当然，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分权的实行要考虑如何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合理性。因此财政分权是否会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随着财税改革的不断深化，地方税务局与国税局合并，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权，因而可以增加更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这将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鉴于现有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尚未深入到对其作用机制的考察分析。为此，本文在梳理以往对财政分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5年—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关系。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表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我们选用文献中常用的城镇居民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之比来衡量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i是个体维度，表示省份，t是时间维度；表示财政分权，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其他控制变量。此外，还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是我们关注的参数，＞0表明财政分权增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反之，财政分权则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考虑到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自主权也会随之提高，可能会增加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从而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教育服务供给对财政分权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选取地方政府教育支出作为调节变量，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表示教育服务供给水平，为财政分权与教育供给水平的交乘项，其他变量与式（1）中相同。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年鉴和政府网站以及RESSET数据库。

被解释变量：收入分配差距（gap），本文主要关心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指标，借鉴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fd），现有文献主要用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三个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本文选择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同时为了消除共线性以及消除人口规模对省级财政支出的影响，采用各省人均预算支出与各省加上中央人均预算支出的比值来衡量。

调节变量：教育服务供给水平（edu），本文使用各地区教育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某地的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验证教育服务供给对财政分权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控制变量：考虑到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其他因素，参照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选取城市化水平（city），产业结构（structure），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水平（open）和地区研发投入强度（rd）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其中城市化水平用各地区城镇人口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用各省当年根据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折算得到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研发投入强度用各省份RD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文章首先汇报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见表2。本文采用豪斯曼检验得到的chi2值为40.5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因此下面主要以表2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进行分析。

根据表2的数据，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即便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省份和年份效應后，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效果仍然显著。随着地方政府分权程度的提高，在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两方面刺激下，地方政府将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基础公共服务，增加劳动岗位，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消除内生性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1.改变回归样本。考虑到疫情冲击下可能会对居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剔除了2019年以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效应有所提升，但是总体上没有显著改变，说明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的结论是稳健的。

2.变量缩尾处理。由于各项变量中可能存在极端值，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分位上的双边缩尾处理，再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与表2第4列基准回归结果几乎没有差异，实证结果比较稳健。

3.消除内生性。为了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的存在，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并且选取财政分权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同时，为了有效避免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对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了回归结果相对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能会影响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效果。通过表3可以发现，在我国东、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最大，远高于东部地区，在中部地区则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更加偏向经济建设支出，从而提升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生产条件，进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缩小了整体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

（四）机制检验

近年来，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获得了更高的财政自主度，因此就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这可以间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基于模型（2），验证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对财政分权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估计结果见表4。

表4列示了机制检验结果，可以看到，财政分权与教育服务供给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政府教育服务供给水平能发挥调节作用，增强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即教育支出的增加增强了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2005—2021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一结果在改变样本时间和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的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通过将不同省份数据分为东、中、西三组分别进行回归发现，相比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降低更为明显；在机制分析中发现，教育服务供给水平对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可以促进财政分权进一步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综上所述，本文政策建议如下：首先，进一步改革财政分权体制，提高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度，由于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发展情况更为了解，因此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质量，提供符合当地居民需要的公共物品，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次，深入落实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经济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要坚持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西部地区招商引资能力，提升西部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增加西部地区就业岗位，从而降低收入差距。最后，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加强教育服务供给水平。各地方政府可增加教育投入，鼓励科研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一批有技術、有能力的技术工人，在理论创新的同时将之运用于生产建设中，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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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