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翻译实践视角下中医翻译教学的国家意识培养

苗媛媛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1 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不仅是语际之间的意义转换,更映射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体系、文化积淀、发展历程,是构建对外形象及国际关系的有效途径。翻译使人类的思想、文化通过知识和信息等形态得以继承和永存,这一过程也是不同文化、思想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改造与再加工的过程,带有着鲜明的权力关系,因此,翻译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不仅导致英语内圈国家在知识流动的方向、速度和方式上具有绝对优势,更潜移默化地推进了英语之上的文本意识形态[1]。因此面对当前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变奏,缺乏国家意识和国家传播的国家翻译能力建构无异于国家话语实践的阿喀琉斯之踵[1]。于是,一种新的翻译研究视角和范式“国家翻译实践”应运而生,它以国家意识为着力点,以国家传播为宗旨,为翻译的政治性提出了新命题。

2 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意识

中国学者任东升、高玉霞认为翻译行为可以被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并最早提出了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凡是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则称为“国家翻译实践(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2]。翻译的根本目的是强化意识形态、增强文化软实力、构建对外国际形象、传播民族文化,以实现对文化资本和话语权的争取[3]。该研究范式也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指示精神。国家翻译实践有着自发性、自主性和自利性三大基本属性,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传播目的,翻译实践将体现不同的国家意识。

在当今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家意识也变得愈发重要。国家意识是“对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制度、文化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生活方式”[4],是“公民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感知与认同,是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5]。由此可见,只有坚守国家意识,译者才能胸怀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并在译介自我优秀文化的过程中,警惕所谓的“自我殖民”,保证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国家话语权和国家形象的构建。

3 国家翻译实践视角下中医翻译教学中的国家意识

语言代表的是文化,强势的科技文化势必会得到更多的“译出”,反之,弱势文化则不停地在进行外来文化的“译入”,从而导致弱势民族对自我文化的信心被逐渐削减。作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文化,其对外传播历程也恰恰影射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圈中的地位演变。历史上中医药的海外传播经历了首先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国家,即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传播,到15世纪初直至明末清初,中医药文化被远播到西亚、北非等遥远国家和地区,再到20世纪初以后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传播三个阶段。而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都彰显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圈中的主导地位。但进入第三阶段,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给中医药文化自信带来巨大冲击,中西医截然不同的理论与诊疗体系,加上中医药所蕴含的文化哲学思维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得不到认可和接纳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文化总体认同度不高[6],西方世界甚至将中医学视为伪科学。在国内,对于中医药能否“走出去”也存在着不同声音:一些社会精英为实现“救亡图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中医药文化首当其冲,他们在医学上“全盘西化”的呼声也一度造成了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断层。而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在翻译中缺乏文化自信会导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丢失[3],坚持把自己的文化“特产”拿去附会外国的产品,无异于自我贬低[7]。

因此,中医翻译教学中的国家意识首先就是要树立学生对中医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价值文化及思维方式的高度认可和自信,在涉及中医核心话语权的翻译时,不一味附会国外的表述,而是要积极采用中国式叙述,并通过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将之译介出去,如建立在汉语拼音基础上的“天气celestial qi”“地气earth qi”“阴阳yin and yang”“脏腑 Zang-organs and fu-organs”等。与近现代史中对中医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恰恰相反,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中医药“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医药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战役”中贡献的特殊力量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并理解中医药文化。对于中医翻译者,尤其是从事中医翻译教学的教师来讲,也要以此为契机,重新梳理并审视中医翻译中的诸多问题,以此来探索中医翻译的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从价值学角度讲,关乎着三大价值目标的实现:“构建积极的中医药形象”的基础目标,“提升中医及中国话语权”的升华目标,以及“维护中医文化自信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目标。因此,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来探求中医翻译教学过程中国家意识的培养已经具有了新的政治意义。

4 文献综述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国家翻译实践+中医翻译”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未找到相关论文。因此,对文献的梳理将从中医翻译(含教学)和国家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以对文章的研究对象及理论的应用研究做出更加全面的、客观的窥探。

4.1 中医翻译及教学的国内外研究评述

我国关于“中医翻译”方面的文献比较多,百度学术研究走势呈现的情况显示,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出现了与中医翻译相关的一个比较高峰的研究点,发文量达563篇,并形成了庞大的网络,甚至已经深入到教育学、法学、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多个学科。因此,笔者着重梳理2013年截至2022年底中医翻译的主要研究情况。于知网上输入关键词“中医翻译”,总库共显示1 376篇文章,集中于中医术语,翻译策略、原则,文化因素等领域。而理论研究较多的是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及语用学、语言学视域下的相关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则关注翻译理论的运用、翻译方法、技巧及翻译教学等[6],其中针对中医翻译的教学研究论文共有82篇,集中于翻译的网络平台构建、平行语料库、任务型教学法等。基于国家翻译实践这一理论范式对中医翻译及其教学展开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开垦。

国外对于中医翻译的研究尚较缺乏。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医典籍翻译,及基于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展开的中医人文属性研究。代表学者有Dan Bensky,Eeric,Manfred Porkert,Nigel Wiseman,Paul U. Unshuld等。其中Nigel Wiseman(魏遒杰)十分注重中医翻译理论,尤其是对中医术语翻译理论的研究,曾提出以“源语导向的方法”作为中医翻译的指导思想[6]。

4.2 国家翻译实践的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种重要的语际翻译活动,简而言之,是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8]。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我国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周宫居摄六年,“越裳以三香重译而献白雉”(《辞源》,1998:1712),后有唐代佛经开启的皇朝赞助翻译新模式,宋代位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的著名佛经译场“译经院”,清末洋务运动中的官方机构化翻译,及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实践的三阶段:政党阶段、政权阶段和国家阶段[9-10],可见我国关于国家翻译的实践有着非常明晰的踪迹可寻。在国外,国家翻译实践活动也有着丰富的实证:公元前250年左右,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组织完成圣经翻译《七十子希腊文本》;830—930年间阿拉伯帝国开展“百年翻译运动”[9];9—10世纪巴格达翻译院及11—12世纪托莱多翻译院的创立;1611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召集翻译完成英文“钦定本”圣经;18世纪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组建“外文书籍翻译协会”;20世纪前苏联出现大规模翻译高潮;土耳其共和国在20世纪40年代成立初期创办“翻译局”,定期开展有组织的规模化翻译活动以巩固新生政权等等。

而作为一个译学概念,国家翻译实践最早是在由任东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中出现;作为一个译学理论的名称,则是由任东升等在《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一文中提出[8]。纵观我国相关文献,任东升在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研究层面成果丰硕,颇有建树。如提出并分析了国家翻译实践的基本属性,类型和特征[8];并基于该理论对梁启超的《论译书》[11],戴乃迭的独译行为[12]以及沙博理的翻译思想[9]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沙博理的翻译研究还包括通过分析其所译两部作品中的典型标记,论述中国英语的文化功能,以明确其文化主体地位[2]。除此之外,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 重译历程为例,任东升,李江华通过对该文反复重译的历史背景的探究,揭示了其“误译”的必然性和国家翻译实践的政治功利性[10]。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如任文,李娟娟(2021)首次尝试提出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定义和构成要素,并分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13]。蓝红军(2020)提出了国家翻译实践从现实需求到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以使这一译学理论话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14]。潘艳艳(2021)探讨了国家意识的重要性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文化自信,提出翻译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可以围绕国家意识的三个维度进行[3]。刘嫦(2021)尝试以价值学为哲学基础探索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的价值实现体系,该体系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具体化为两把标尺,即“源语国家政治价值目标”和“译语读者阅读审美规律”[15]。

基于以上综述,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医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术语、中医典籍的翻译策略研究。而国家翻译实践,作为我国本土创生的一种新的翻译研究范式,目前还未应用到中医翻译领域展开研究。为此,本文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尝试提出实现中医翻译教学中国家意识培养的三个路径:中医药术语翻译的“国家标准化”、强化中医翻译的中国式叙述,以及“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两把价值标尺来审视翻译质量,以回应国家对于中医药“走出去”的高度关切,加强中医翻译课堂中的思政建设,助力实现三大价值目标:“构建积极的中医药形象”的基础目标,“争提升中医及中国话语权”的升华目标,以及“维护中医文化自信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目标。

5 中医翻译教学中国家意识培养的三点建议

5.1 中医药术语翻译“国家标准化”

术语在包括中医在内的科技翻译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药术语的标准化一直是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也是制约中医药话语权及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一大障碍。虽然已引起我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但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和医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各方对标准化的概念、原则与方法认识不一,使标准化的研究举步维艰”[16]。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是翻译教学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无法规避的一大难点。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呈现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大量表述古今混淆、中西医学概念混用。另外,由于学生采取的翻译策略、技巧也不尽相同,致使同一术语的译文五花八门。中医话语翻译初步的标准化实际上就是中医名词术语的标准化[17]。因此,对于涉及中医核心话语权的术语翻译,学生翻译时的国家意识就是体现在遵守中医术语翻译的“国家标准”,即国家所认可的国内外权威部门或机构的翻译标准,例如国内对照标准有《中医药学名词》,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出版,《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由国家中医药局组织颁布;国际对照标准包括如《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标准》,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发布,《WHO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发布等。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在进行具有不同翻译导向、不同受众群体的中医文本翻译时选择相对应的翻译标准。如《WHO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已向194个成员国发布,具有普遍的国外读者接受性,且主要对标中医基础理论术语、诊断病症和体质及治则治法和疗法。《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标准》则主要针对学科、专业人员,内容包含了阴阳五行、脏象、气血津液、经略、病因,解表药、清热药等。《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主要内容则包括疾病、症候、治法三大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诸如词典类、名词术语在线等参考标准。在中医翻译教学中,对于中医名词术语翻译,要求学生应首先查阅上述国家层面认可的权威标准,对于没有“国家标准”的中医术语翻译,如中医学中有大量晦涩难懂的古文表述,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很难找到对等翻译,翻译过程中就要学会“借帆出海”,即借用外国相似语境中的近义措辞和表达,以契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习惯[18]。总之,翻译无小事,在中医翻译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怀有强烈的国家意识,认识到将自己文化正确译介出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不确定的翻译,要查阅“国家标准”,在分析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翻译,减少翻译的差异性,把中医药故事讲好,把中医药文化更有效地传播出去。

5.2 中医翻译之中国式叙述

国家翻译实践强调翻译活动要符合国家利益,那么中医药的翻译则要符合中医药的核心文化利益。中医翻译活动其实也体现了译者的爱国价值诉求。翻译中关于“忠实”的探讨是自从有了翻译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而翻译忠不忠实,在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已经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问题。中医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及价值体系差别巨大,当两者有冲突时,学生则要做到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觉维护。

翻译实践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指导,中医翻译亦是如此。要实现中医翻译之中国式叙述,就是要让中医文本说自己的语言,而不要让西方语言现代性的框架、概念和术语来重新定义中医语言。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可主要借助于翻译理论及策略的实施得以实现。然而面对层出不穷,众说纷纭的翻译理论,学生选择起来往往困难重重。因此在中医翻译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翻译理论进行梳理,归纳,有所甄别,有所取舍,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而不滥用、不死用。本文建议在中医翻译理论的指导层面学生可尤其关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如以Andre Lefevere(安德烈·勒菲费尔)、Susan Bassnett(苏珊·巴斯奈特)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即操纵学派。他们认为翻译不仅是意义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并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译者的选择策略、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的有关态度都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操纵和选择,从而构建民族认同,更有效地促进整个文化和人文学术研究[6]。中医翻译要体现国家讲好中医及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并将中医药文化及其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的重要使命,译者则必须具有对中医文化及中国文化高度认同和自信的国家意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写”“操纵”,来建构中医药特有的译介模式及文化话语权。这种“改写”“操纵”具体的实施途径则是翻译策略的采取和运用。

在翻译策略上,可让学生重点借鉴以安乐哲为代表提倡的异化翻译策略。安乐哲作为当代著名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家、翻译家,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英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不同文化间思想经典的翻译面临的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更在于哲理观念的差异。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着丰富且深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西方学者在理解并翻译中国古典哲学文本时,总是强加一系列的西方式思维,进而形成以自我创造为主的西式词汇表,如“天”-“God”“Heaven”“道”-“the way”“德”-“virtue”等,无不植入了深深的西方基督教色彩,而中国式叙述则是要摆脱这种“文化殖民”,如“天人合一”不是“correspondence of human and heaven”,而是译为“correspondence of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从而将中医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准确地传达出去。再如“心”-“heart”,在传统中国哲学中,“心”往往包含认知(mind)和情感(heart)两层内涵,因此包括中医上强调的心神合一,心多指“heart-and-mind”。在中医英译中,一直存在大量用西方现代化语言重新定义中医概念、术语的现象,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传统哲学思维在这种“归化”翻译中往往处于失声状态,中医药经典无意识地接受着西方思想的阐释,被他们用自身的意义进行填补。从根本上,这种归化翻译“拒绝承认中国传统的特殊性,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翻译语言和那些弥合文化差异的语汇中”[19]。

因此,在处理蕴含着丰富又深邃的传统哲学思维的中医药典籍和文本翻译时,可引导学生重点考虑异化翻译,通过产生和拥有那些编织中医文本的关键哲学术语的词汇表,进而用中国的术语来讲述中医,描述中国。异化翻译的目的就是让西方读者意识到中医及其蕴含的哲学思维有异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地方,尽力将中医本有的内涵及其蕴藏的中国传统哲学、道德思维内涵传达给西方,从而改变中医药文化失声的局面,争取更多的中医药话语权、提高中医药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自信。而由于异化翻译保留了中医思想的异质性,不可避免会造成西方理解困难的情况,对此可辅之以必要的注释,在具体的中医文本翻译中,学生可通过“搭建策略性框架”(如在引言部分对中医文本及其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全方面介绍)、“借助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前言、注释和附录等)、“使用焦点和场域语言”(动名词结构等)[20]来提高中医英译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进而更有效地将中医药文化译介出去。

5.3 “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两把价值标尺

在国家翻译实践的指导下,中医翻译旨在通过搭建“中国话语”的模式,实现中医药文化走出去这一价值目标。中医积极的国际形象的构建过程本身也是“自塑”和“他塑”博弈的动态存在。对中医药典籍及中医药文化译介是“自塑”的重要一环,而译介的价值则隐藏在它所依附的文字符号里,只有增强这些文字符号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才能使国外读者心中逐步形成对中医药文化的感知,从而实现“他塑”的价值体系。因此,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中医文本翻译要努力实现两大动态价值指标:“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可以具体化为实现源语的国家政治价值目标,“合规律性”则可以具体化为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审美规律,即坚持“自评”和“他评”两大评价体系。

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来看中医文献的翻译,其价值选择过程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国家翻译工程中相关译介人员以国家意识为着力点,通过译作诠释中医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属于“自评”;二是译语国家不同层次、类型的目标读者群站在他者立场,借助译文而获得的对中医药文化的价值感知,属于“他评”。前一阶段产生价值目标,后一阶段则影响价值目标能否转化为动能,更具体一点,第二过程直接关乎着第一过程价值创造过程中诸如译者翻译策略选择、译者群落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因此这种“他者”视角与“自我”国家意识的实现其实并不矛盾,反而是看似大异的表面中蕴藏着统合的本质。中医翻译教学过程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学生在自主翻译中医文本之前,首先要大量阅读已有的中医典籍译本。如《黄帝内经》,仅其英译本就有16种之多,诸多译本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如要获得对这些译本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学生就需要采取基于我国国内读者和国外读者两个视角的双向评价模式。如中医英语翻译专家李照国的译本在国内被选入国家重大译介工程——《大中华文库》的书单之中,然在国外的接受度、阅读量、海外典藏量等并不是之最,学生可通过采用“他者”系统中包含的诸多微观渠道,如亚马逊网站的译本销量及不同读者群评价,国外图书馆的典藏量,国外知名中医主题的书籍、期刊或出版社的推刊情况等来全面了解译本接受度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对其他中医典籍翻译的可借鉴性。对“他者”视角的关注和了解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医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中医药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从而也为他们进行中医翻译实践提供宝贵经验和借鉴。

随着中医影响力的增加,我国中医院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交流。他们更擅长以“他者”的视角来审视和预测“接受文化圈”的反应。因此,建立中外学生相互学习、共同探讨的中医翻译课堂模式,将使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好“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两把标尺来看待中医翻译中的具体问题,进而推动中医文本翻译在“自评”和“他评”双价值体系下的实现度,以提高中医翻译教学和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

以上三点建议分别从中医名词术语、中医翻译理论、策略选择及翻译文本质量评估等方面对中医翻译教学中的国家意识培养路径进行了多方位建设,其中中医名词术语是中医翻译教学中的难点、重点,它回应了对中医翻译科学性的要求;翻译理论及策略的把控则贯穿在整个中医翻译实践的过程中,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而翻译文本的质量评估则有助于我们基于“他者”视角来审视中医药及其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

6 结语

翻译理论的嬗变过程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在翻译领域逐步渗透的过程。国家翻译实践,作为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原创性译学概念,对中医翻译及其教学的研究具有新的指导意义。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医药“走出去”这一战略背景下,中医翻译课堂要讲好中医及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必须要树立学生对中医文化及中国文化高度认同和自信的国家意识。在中医药术语翻译时采取“国家标准”,强化中医翻译过程中的中国式叙述,对译文力求实现“自塑”和“他塑”两大动态价值体系的平衡,都将助力于中医翻译教学过程中的国家意识培养,使学生认识到树立中医文化话语主权重要性的同时,通过翻译这座桥梁将中医文化更准确、有效地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