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红色文化纪录片特征及传播策略浅析
——以微纪录片《红色烙印》为例

□李京航 徐海强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微纪录片是传播红色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红色文化面对新媒体时代，嬗变出适应当下传播格局的形式。近年来，各级广播电视台、创作者借助网络平台与传统电视频道相结合的模式，创作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微纪录片，时长大多控制在3 到5 分钟，与其他形式的红色文化栏目一起构成传播矩阵，成为传播红色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本文以《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以下简称《红色烙印》）为研究对象，以其第一季100 集为分析内容，在探索实践、叙事特征以及传播策略方面进行分析。

一、《红色烙印》微纪录片的探索实践

1.标题修辞：别出心裁、引人入胜

单集节目的标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目播出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标题新颖、别致，对观众的吸引力高，有助于提高节目的收视率，进一步加强节目传播效果。《红色烙印》特别注重对单期节目的标题拟定，但是没有选择常规、统一的标题拟定方式，而是根据具体文物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的特点，采取灵活的标题修辞策略，为每一期节目“量身定做”标题。

如第36 期《大捷！大捷！》是介绍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缴获的日军地图，仅用四个字，将平型关大捷对抗战热情鼓舞作用和激发了战士斗志的历史意义涵盖其中，另外，当观众看到“大捷！大捷！”这四个字时，同样也会被其中所包含的兴奋、雀跃精神所鼓舞，实现了历史与现在的巧妙融合，更是让平型关精神在现代焕发活力。

第55期《铁马冰河妆红颜》介绍了冷云用过的图画教材，借用了南宋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一诗中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塑造了东北抗联女战士冷云“一身兼有男子汉和闺秀两种美德”的人物历史形象，同时也借助“铁马冰河”这一意向，将“八女投江”的感人事迹向观众娓娓道来。无论是铿锵有力的短标题，还是饱含诗意的长标题，《红色烙印》每集标题的拟取都对整个纪录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节目的吸引力，从而保障其有效传播。

2.引入技术：科技助力、创新形态

数字时代下，移动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丰富了红色文化节目的呈现样态。“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传播模式，不仅让《红色烙印》所传播的红色文化更加立体化和丰满化，而且利用“5G+4K/8K+AI”的科技创新成果，深入挖掘了革命文物背后所蕴含的生动细节与红色故事，做到了让红色文物说话，让红色精神永存。

在先进技术的加持下，《红色烙印》不仅能够带领观众穿越到革命年代去领略革命先辈的英姿，更能让观众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观察革命年代的精神力量，感受充满民族气节的时代烙印。这种虚拟加现实的组合对红色文化进行多面描摹，便于当代人去感受和理解红色文化的精髓。

3.媒体矩阵：整合渠道、多元分发

《红色烙印》依托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的全媒体矩阵，利用国家文物局的微博、抖音、快手账号对节目进行分发和宣传。除了借用央视和国家文物局的全媒体矩阵之外，《红色烙印》还积极搭建自身的全媒体矩阵。节目除了在科教频道（CCTV-10）、社会与法频道（CCTV-12）播出外，还在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红色烙印》围绕红色文化展开，在形式上短小精悍，力求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眼球，一集节目只有5分钟。在节目播出之后，《红色烙印》在新媒体平台对节目内容、幕后花絮进行了多元分发，当播放到某个地方的文物时，当地的博物馆和文物局也同步进行宣传报道，使节目在线上线下形成“地方+中央，线上+线下”的共振。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红色文化节目传播的创新，《红色烙印》抓住了时下最流行的短视频形式，使电视节目和短视频在内容、渠道等方面“同频共振”。除此之外，《红色烙印》的节目还被众多机构、文物局、观众转发，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持续的影响，使节目内容得到了高效传播，进而提升了节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红色烙印》微纪录片的叙事特征

纪实性是纪录片的基础，能够保证纪录片本身所承载的纪实功能。但同样纪录片也需要“创造性处理”，这里的“创造性处理”并不是歪曲事实、预设纪录片的叙事主题，而是利用好“自然的演员和场景”。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讲好镜头下的故事，在纪实性的基础上叙事，从而更好地传播其蕴含的精神、文化。《红色烙印》在精确还原革命故事的基础之上，构建其特有的叙事主题、结构、逻辑，将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诗立体、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彰显时代主旋律的叙事主题，构建革命精神谱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理念着眼于通过叙事化体系，宣传和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成就，并伴随着中华文化和中国故事的内涵不断深入挖掘，中国话语叙事体系不断完善，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就。

红色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便是在这样的宏大政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产物。《红色烙印》通过纪录片这种真实影像的记录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红色文物背后历史时代风貌和背景故事。这种题材的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弘扬主旋律、引领意识形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通过影片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在观众的意识中构建革命文物符号下的“能指”和“所指”，完善整个红色文化意义系统，构成“外延意义”，并生成潜移默化的“内涵意义”，将主旋律精神与红色文化相互联结，在观众的意识中构建完整的革命精神谱系。

2.用线性叙述的叙事结构，书写峥嵘年代记忆

如果说情节描述、细节刻画、人物特点是纪录片的枝叶，那么纪录片的叙事结构就一定是支撑其整个纪录片大树的主干。著名导演冷冶夫认为：“纪录片叙事要通过结构才能流畅地进行，确立结构，叙事的方式也就能够展开和完成。”《红色烙印》是以单元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文物所蕴含的背景故事以及这些故事的形成原因各有差异。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就需要深度挖掘文物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因素。《红色烙印》采用线性化的叙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文物故事的流畅、连贯，一气呵成。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也能明白创作者所想表达的思想意图，便于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和形成共同红色文化的群体记忆。

3.小切口大纵深的叙事逻辑，升华文物内涵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叙事的角度。”《红色烙印》中的不少剧集选用了以往纪录片中没有提及的革命文物作为切入口。比如第35 期的“鹤山粮税代用券”、第44 期的“秋收起义战场上的汉阳造步枪”都是在当下罕见，且承载着一定历史记忆的“小物件”。这种“以小见大”，以微观的“小物件”去展现战争时代的宏大背景，交代清楚这些“小物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形塑具有年代感、真实感的叙事体系，从而升华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红色文化内涵。

三、《红色烙印》微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1.持续输出优质内容，打造系列化栏目

目前，很多电视台都有关于红色文化的系列栏目，如何“出圈”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圈”的节目往往具有能够长时间输出系列化的优质内容、同观众产生良性互动、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形成独特的节目调性等特点。红色文化节目想要“破圈”传播，同样也需要具备以上特点。

《红色烙印》作为大型系列红色文物纪录片，受众对于哪些红色文物感兴趣，哪些文物背后具有值得考究的背景故事，哪些文物缺少进一步宣传等，这都是节目制作组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我国红色文物众多，往往单集节目很难将其挖掘清楚，可以通过地区、时间、类别等标准对文物进行分类，打造系列节目，持续不断地输出优质内容，提高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2.回归受众审美倾向，塑造文化培养氛围

受众的审美倾向是具有时代性的。在网络视频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兴起之前，是以主流媒体为主导的、单向的、线性的节目安排，受众对于节目的选择少，对于节目的反馈、互动频次较低。如今，节目选择的主导权到了受众手中，这就意味着受众对于电视节目的收看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红色文化的节目应适当添加“网感”，在保留其红色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基础之上，迎合受众兴趣偏好。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绝大部分受众更倾向于具有一定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节目，以此来缓解工作、学习以及其他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过分严肃的话题反而不易得到受众的青睐。

3.深化节目内涵，强化情感共鸣

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并将电视话语如何产生现实意义分成编码阶段、成品阶段、解码阶段三个阶段。在红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中，编码阶段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或者节目的主题，将信息进行编码，从而形成完整的节目。解码阶段是受众依靠自身的知识水平、教育背景和社会阅历对其进行解读。

《红色烙印》以及其他的红色文化节目在编码阶段，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往往过于直接和简单。不可否认，这样做的优势在于让更多具有较低教育背景的受众能够通过简单解码，明白编码者所想表达的主题思想。但是，随着社会认知水平的不断进步，受众的知识水平也不断地提高，过于简单、直接的编码可能会让受众缺少解码这一环节，导致受众对于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无法产生较强的印象，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因此，在制作红色文化节目时，可以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内涵，将这些深层次的主题进行合理留白，让受众自己去思考、解密。这样的方式不仅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同时又与受众产生了良性互动，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不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从而构建起“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4.扩宽播出平台，做好节目宣传

节目宣传不能仅仅通过传统媒体进行宣传。如今，对于节目的宣传往往是软广告与硬广告相结合，多平台全面宣传的战略。这要求节目后期的宣发人员，不仅要挑选节目中的精彩片段进行剪辑，投放到视频平台，吸引大众眼球，同时还要在抖音、快手、微博、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与受众直接地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还可以适当地邀请一些受众，制作观看体验类的短视频，以受众的视角推广视频，从而吸引更多的受众观看。

此外，可以通过制作节目周边的红色文创，进行米姆式传播。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卫视联合制作的《上新了·故宫》系列节目，通过将文创、明星、传统文化、文物等几个要素巧妙结合，一方面提高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馆藏文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系列节目推出的文创周边产品，以物质媒介的形式进一步地传承了传统文化。销售文创产品的收入又可以进一步投入到文物的维护经费中，以此产生良性循环。

有学者认为：“器物作为某种文化载体有较高认知度和器物被广泛传播、使用和消费，是器物文化传播必须满足的两个基本要求。”红色文化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素之一，在整个社会层面具有较高的认可度。通过制作红色文化的节目，将红色文化、红色文物、红色文创、红色节目四个元素有机结合，用米姆式的传播策略，将红色文化隐藏在符号中，通过米姆的规模化生产实现公益动员。用红色文创产品将无形的内容符号化，提高红色文化的创意附加值和红色文化节目的社会影响力，以此更好地与新时代融合。在视觉时代，这种文化加文创组合的传播方式无疑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网络视听节目大量涌现，红色文化传播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针对《红色烙印》在节目制作、网络宣传上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意见。红色文化及其背后蕴含的红色精神对当代年轻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节目创作者需要思考如何创作出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优质的红色文化节目。红色文化节目本身并不会“讲话”，制作者要丰富其呈现形态，努力让红色文化传播得更广、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