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敦煌文化在近现代报刊上的传播

摘要：敦煌文化承载着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至今已流传千余年。在其传播过程中，近现代是极具转折意义的一个时间段，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其丰厚的文化价值开始得以被全面开发和充分挖掘，传播者众多，传播范围明显扩大。综上所述，文章选择190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段为切入点，将近现代敦煌文化的传播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归纳和分析近现代敦煌文化传播的原因，并总结其特征。

关键词：近现代报刊；敦煌文化；传播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迄今为止，敦煌发现的文献总数达五万多件，其内容囊括历史、地理、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等，因而敦煌藏经洞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20世纪初，我国的新闻媒体和报刊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传播和宣传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早期报刊为传播敦煌文化和艺术，主要采用文字形式，简单叙述敦煌石窟现状及其艺术特点。如20世纪30年代，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较为翔实的敦煌莫高窟相关报道，如《申报》《东方杂志》等。目前涉及敦煌学在近现代传播的研究很少，从传播史角度考察近现代敦煌文化流传状况的著作或论文也很少，因而，开展敦煌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拓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还能够丰富敦煌学的研究成果。

一、敦煌文化在近现代报刊上传播的概况

近現代敦煌文化的传播始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学界最早开始关注研究并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因此学术传播是敦煌文化最早的传播形式之一。[1]其次，敦煌文化通过报刊、展览、文学作品等形式开始走向大众。因此，近现代敦煌文化的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学术传播与大众传播。

（一）学术传播

1.第一期（1909—1930），敦煌学发轫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述包括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刘复的《敦煌掇琐》、向达的《论唐代佛曲》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及其著述在辑录、校勘、编目等方面具有拓荒意义，功不可没。

敦煌学的发轫时期在资料来源上十分有限，主要为保罗·伯希和所劫之敦煌经卷，包括古写本的“四部文献”，且以经部和子部为主。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社会经济资料和通俗文学资料，在发行数量上也较少。辑录、刊布的资料发行量不大，必然影响相关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为考证文献本身，如为某一文献作序跋或是提要。尽管开启了一些专题研究，但并不深入。研究的范围也只是集中在“四部文献”的经、子二部，且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学者。

2.第二期（1931—1943），敦煌学初兴时期

该时期的代表人物及著述主要有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及陈寅恪所作的“序”、王重民的《金山国坠事零拾》等。

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陈垣编纂的《敦煌劫余录》刊行[2]，这是我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与敦煌文献相关的大型目录书。陈寅恪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第一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

这一时期研究的资料已不限于抄录保罗·伯希和带走的经卷，一些中青年学者还远赴欧洲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同时，由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的编纂刊行，为敦煌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文献刊布范围不再局限于“四部文献”，还涉及俗文学、语言文字音韵、社会经济以及官府文书，为敦煌学开辟了新的领域。

研究方法从之前只对文献本身进行考证，发展为利用新资料、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涉及有：文字、音韵研究的科学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对敦煌艺术的介绍与研究等。

3.第三期（1944—1949），敦煌学全面展开时期

1944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代表人物及著述主要有：向达的《西征小记》和《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以及常书鸿、史苇湘等临摹壁画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千佛洞土地庙残塑中新发现一批卷子，资料范围大大超越了遗书，增加了不少新的实物资料。各大报刊也都热衷于介绍敦煌，刊布敦煌资料，影响较之前有所扩大。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石窟与经卷二者相结合，石窟艺术的临摹研究与洞窟保护相结合，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是第一篇对敦煌学发展史系统性总结的文章，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二）大众传播

敦煌文化形成于开放交流的环境之中，有着包容的文化内涵与丰富的壁画、宗教、文学等核心内容，为其能够在大众中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现代敦煌文化的传播逐渐走向大众，主要是通过报刊、展览、艺术作品等形式实现的。

近现代报刊上有关敦煌的报道，涉及由政府和学者公开发表的电文，如1930年前后阻止外国考古队在新疆等地挖掘文物的电文、随笔游记、各类展览信息与书籍藏品售卖广告（图1）等。

20世纪30年代初，与敦煌相关的展览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城市展出，展出了敦煌壁画、经卷、石窟文物等珍贵文物。此外诸如张大千、常书鸿等都举办过多场以敦煌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展览，展示了自己基于敦煌文化所进行的艺术创作（图2、图3）。例如张大千以敦煌壁画为蓝本创作刊行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张宗祥根据敦煌壁画所创作的“敦煌书法”风靡全国，以及吴昌硕等人根据敦煌艺术创作的大量绘画作品，都向人们传递了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

总的来说，在近现代，敦煌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由学术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形式组成。其中，学术传播以敦煌学作为载体，主要是通过专著、论文等形式，对敦煌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而大众传播则是通过展览、书刊、文学作品等途径，向公众普及和弘扬敦煌文化。这两种传播方式并行不悖、彼此互补，共同推动着敦煌文化在近现代的传播。

二、敦煌文化在近现代报刊上传播的原因

敦煌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如此大范围地进行传播，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体现：

（一）根本原因：敦煌文化自身的传播优势

敦煌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敦煌地区各民族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等内容的汇集。敦煌文化虽属于地域文化，但其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举凡政治、经济、文学、宗教信仰、石窟艺术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遗产，代表了当时中华文明和异域文明的先进文化。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并实际具有世界文明的象征意义。

（二）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敦煌文化在近现代的传播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教士在华办报刊之初，在为国人办报刊提供借鉴经验之外，还带来了促进中国近现代报刊业发展的先进印刷技术。1814年，英国印刷工人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器设备来到澳门，随后他在几名中国工人的帮助下制造出了一套活字的汉语铅印铅。[3]铅印的活字印刷除了持久耐用之外，印刷出的字型也更加清晰美观，且与传统雕版印刷相比具备成本更为低廉、可大量多次印刷、根据需要可随时删减增加字词等优点。后来，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其与铅印成为当时中国报刊主要采用的两种印刷方式。到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在印刷纸张上开始效仿西方的形式，以往采用的油光纸单面印刷逐渐被淘汰，通过双面印刷的机制，使得报刊的印刷质量得到提高，印刷速度也得以加快。

（三）直接原因：近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洞窟中尘封千年的遗书与文物呈现于世。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在发现之初就面临着流散的危机，而导致文物流散最为严重的，是各国考古队对藏经洞的掠夺。继斯坦因与保罗·伯希和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到藏经洞的精华部分之后，日本、俄国等考古队也相继来到敦煌攫取了大批文物。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痛史，是国人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心病，带给我们的是伤痛与思考。我们在对斯坦因等国外考古队骗掠行为深恶痛绝的同时，也庆幸这些被盗往国外的经卷、文物还是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让今天的我们能够间接地对其进行研究，同时也促进了整个敦煌文化艺术的传播和发展。[4]

三、敦煌文化在近现代报刊上传播的特征

（一）传播渠道的多样性

近现代敦煌文化的傳播活动主要是在学者和大众两个层面进行的，其传播渠道有三：学术研究、文人咏叹和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是最基本的渠道，为另外两个渠道提供了内容支持；文人的咏叹以抒发感情为基调，增强了对于敦煌文化的认同感；艺术创作则扩大了大众对于敦煌的认知。

在近现代敦煌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众学者用笔为敦煌文化的传播建桥铺路，极大地推动了世俗社会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敦煌文化的大众传播是负载在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将敦煌文化通俗化之后，传达到普罗大众之中。而报刊作为近现代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其兴起和发展对敦煌文化的大范围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传播受众的大众化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初，并没有引起国人过多的关注，之后也仅有部分北京学者进行了比较有限的研究，所以一开始它的传播是非常受限的。随着近现代报业发展，大量报刊上开始刊登有关敦煌的内容，如《申报》《东方杂志》等，且内容也不仅限于学术研究，与之相关的书籍、经卷展览、临摹作品展览等都可以在报刊上见到。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报刊数量的增加、流通范围的扩大，使得敦煌文化的传播突破了以往仅在学术界传播的界限，逐步扩大到大众层面。

再者，敦煌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传奇类和话本类。传奇类的代表作如《周秦行记》《秋胡小说》等，话本类的主要有《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等。[5]这些通俗小说成于唐五代至两宋，通篇词句流畅，时或插入偈语诗，故事情节夸张，人物形象生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敦煌文化进一步从学术界向普罗大众传播，使敦煌文化的受众范围扩大化。

（三）传播影响的广泛性

敦煌文化在近现代传播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首先，敦煌文化涵盖的丰富文化价值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人们对敦煌的关注越来越多，传播和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于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敦煌藏经洞被称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涵盖历史、地理、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等，是近现代学术研究、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极好的题材宝库。

此外，随着近代斯坦因等人将藏经洞文物盗往国外，敦煌文化传播也辐射到域外，且覆盖范围十分广阔。在英、法、俄、日等国都掀起了汉学热，并且产出了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甚至还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

敦煌文化承载着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至今已流传千余年，其传播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近代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初，由于受时代背景影响，敦煌文化传播曾一度受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敦煌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显示出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对中国的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蔚香.敦煌文化传播意见领袖研究[D].兰州大学，2021.

[2]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3]谢清果.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6.

[4]邹雨辰.从绢画流失浅谈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作用与意义[J].美与时代（中），2017（06）：119-120.

[5]张涌泉，窦怀永.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J].文学遗产，2010（01）：149-158.

作者简介：

丁赵涵（1998—），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