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平遥漆器业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性研究

摘要：平遥漆器业拥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在山西艺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在中国漆器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文章主要通过梳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平遥漆器业的发展脉络与传统工艺技法的变迁，认为政府的重视、晋商实力的壮大、当地民风民俗的转变以及多神信仰的盛行，共同促進了平遥漆器业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平遥；漆器业；传承发展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隶属于晋中市，汾河与南同蒲铁路穿境而过。旧石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拥有大片的天然漆林，森林繁茂、沼泽众多，全国“九薮”之一的昭余祁湖泊毗连汾水，贯通黄河，能舟楫。[1]当时太行、吕梁山区漆林茂盛，尤以中条山和汾水谷地为最。[2]平遥恰好处于汾水谷地北段，漆树资源十分充足。

对于平遥地区的漆器业，众多学者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梳理漆器历史、研究漆器的制作工艺以及漆器装饰纹样所揭示出的地域文化等。本文则着重对漆器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性进行研究。

一、平遥漆器业的发展历程

平遥漆器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制作工艺显著进步，明清时期平遥推光漆器以外观朴素大方、纹饰精美巧妙、手感光滑细腻且耐用而闻名于世。

（一）明清以前平遥漆器业发展概况

平遥漆器历史悠久且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漆器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平遥漆器究竟产生于何时，尚无明确定论。从已知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平遥漆器在战国时就已出现。王克林在《山西榆次古墓发掘记》一文中详细记录了发掘过程，在一座战国墓葬中发现有一具朱黑色漆木棺，棺椁涂黑漆并用红漆在表面绘制各种纹饰，保存较为完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漆器为1965年在山西大同市发掘的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合葬墓中出土的一架漆木屏风，上面绘制精美的漆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该漆画采用佛教图绘经常使用的、来自西域的密陀僧绘技法，即在氧化铅中加入油，用形成的油彩来进行绘画，而同一时期的山西仅有平遥地区生产这种密陀僧绘颜料。笔者推测，因山西在北魏时期成为政权统治中心且平遥地区颜料产业发达，信仰佛教的统治者把密陀僧绘引入平遥地区，该漆木屏风应是由平遥地区的手艺人制作。

（二）明清以来平遥漆器业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平遥地区人多地少，农业并不发达，多数人通过外出经商来谋生。杨笃《五台新志》记载：“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清政权建立之后，海禁政策因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缓和而有所松动，致使包括漆器在内的各种中国艺术品流入西方市场。具有中国风格的漆器迎合了当时西方的审美潮流，并且具有耐热、防潮、拒腐和抗酸等性能，只需适当养护就能保持光泽，因而受到西方人的欢迎。据载，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为其皇后修建的宫殿，使用了中国瓷器、漆器的图案，并陈设有大量的漆器家具[3]。

清代山西漆器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见图），其种类大致可分为实用类家具和装饰类用品两类。实用类家具又可以分为椅凳类，有靠背椅、玫瑰椅、凳和墩等；桌案类，有方桌、半桌、圆桌、炕桌、条案、平头案和卷书案等；床榻类，有罗汉床、拔步床等；橱柜类，有两件柜、箱子、多宝格等。装饰类用品则以屏风、插屏为主，即士绅阶层以及商人常在家中摆放，用以遮蔽视线或分割空间的用品。

清代平遥漆器手艺人冀斗龙研发出推光技法，在所有工序中，大漆的炼制尤为重要。《与古斋琴谱》载：“晒光漆法，先滤净好生漆，至盘中，日晒。以竹片搅翻至盘底，色白，有水汽，时时晒搅，至数日，则漆中水汽晒尽，其色如酱而发光亮。入冰片或猪胆汁少许，调匀，则漆化清利而不滞，其光如鉴。”前人经多次实践，得到炼制大漆最适宜的方法。除炼制大漆外，还有灰胎、漆工和画工等工序。灰胎又称披麻挂灰，即用白麻缠裹住木胎之后抹上一层用猪血调制的砖灰泥，此举能够有效防止底胎的崩裂。漆工指为底胎进行至少五到六遍的上漆，每上完一层漆后必须晾干推擦，越往后推擦越为细致，需先用粗水砂纸推擦，再用细水砂纸推擦，最后将一缕人发放在漆面上，利用掌心反复推擦直至漆面明亮有光泽。画工则指髹饰漆面，平遥漆器的传统髹饰工艺为描金彩绘，工匠需用野山猫的毛制成的笔在漆器上作画，有时还在漆器表面镶嵌蚌壳、鲍鱼壳和贝壳等物品。

二、平遥漆器业与地方社会政治的关联性

清代至民国时期，平遥漆器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为。清代前期由于长期战乱导致政局不稳，政府对于手工业和商业采取严厉的限制政策。清代后期，西方商品的大量流入，给我国传统手工业带来冲击。政府因此意识到手工业的重要性，遂采取振兴传统手工业的政策，包括学习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制作和改良工具、设立工艺传习机构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提到，山西在1898年创办了通省工艺局，设有织布、织带和木工料等多个项目，该局的创办为包括漆器制作在内的民族手工艺的保存和传承提供保障。

民国时期，山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因外国商品冲击而逐渐萎靡的市场经济。如积极建设现代交通包括修建同蒲铁路和省内公路，推动山西形成以太原为中心、北达大同、南到运城的交通网络；鼓励发展生产、输出商品，加重进口洋货税收及建设民族工业；重视培养年轻人专业技能的职业教育，督促各市县创办讲习所。这些措施有效减少洋货流入市场后对山西民族工业的冲击，并为培养传统手艺人才打下基础。

三、平遥漆器业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关联性

平遥在明清时期成为重要商业市镇，离不开漆器业的快速发展。清代前期，冀斗龙在平遥开设第一家漆器店铺——鸿锦信，其生产的漆艺品主要分为两路进行销售：一条是通过水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运抵东南亚；另一条则由镖局之人带领商队沿着丝绸之路运销到俄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之后，平遥本地的漆器坊在销售线路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逐渐增多。《平遥县志》中记载：“清末，县城内有推光漆器铺店14家，老艺人王春是推光漆器的行家里手，技术全面；阎道康开创了全面擦色勾金，分色套版，丰富了色彩，并以能漆善画名赫一时。”民国时期，平遥漆器坊增加到19家。[4]当时许多外籍商人在乔泉玉开设的“富诚泰”漆器铺里订购漆器，以供销售到法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漆器贸易的兴盛促使平遥县城的商业功能不断增强，经济辐射范围持续扩大。

与此同时，平遥经济繁荣又为漆器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随着平遥本地经济发展与晋商不断壮大，便于进行远距离贸易的山西票号在各地建立起来，建造票号的商人们为显示自身富有便大量购置漆器以装饰门面。平遥先后出现22家票号，全国分号多达400余个，涉及城鎮77个。[5]各个总号、分号掌柜和经理们争相购置平遥漆器装饰票号的门面、柜房、客厅等，至今在各地的票号内仍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平遥漆器。因此，山西票号经营范围的扩张促使平遥漆器销售市场逐步扩大。

平遥漆器业不仅促使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带动周围一些相关产业如颜料业、镖局等的发展。平遥颜料业兴起于明代，主要生产和销售各种入漆颜料。漆器业盛行使得颜料的需求量提高，为颜料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晋商商业版图的扩大以及远距离贸易的崛起，在治安环境较为混乱的情况下，商贾们通常为保证货物安全而雇佣一些身手较好的人运货，以保护财务与人身安全为目标的镖局行业逐渐兴起。平遥漆器为适应远距离贸易也涌现出适合长途运输的中小型漆器，如梳妆盒、小型屏风摆件等作品，远销至俄国、西欧一带。

总而言之，漆器业发展带动平遥商业经济与当地相关产业发展，平遥经济辐射范围的扩大与相关产业的兴盛亦为漆器业繁荣提供便利条件。

四、平遥漆器业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关联性

明代前期，山西因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百姓生活贫困。明代中后期之后，晋商在开关互市的政策下不断壮大，经商之风逐渐盛行，“近来本地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多数有才华的子弟都选择出门经商。”[6]百姓通过经商来达到生活富裕的目的，同时商业的繁荣带动民风发生变化。

（一）民风民俗的转变促进漆器业发展

崇祯《山西通志》称：“山西厥土硗瘠，故民多贫厥，俗尚勤俭，故用仅足，今地理所出不逮曩者，而侈靡更炽，将何以为继耶？”万历《汾州府志》称：“挽奢归俭，在司世教者，身先之而已。”民风奢靡反映在百姓趋向追求精美的室内漆器家具，用以装饰修建奢华的宅院。晋中地区富商巨贾在发迹后会花重金求购精美的漆器家具，大到客厅屏风、插屏、匾额、楹联、神龛、平面柜等，小到首饰盒、账箱、漆盘、茶托等。

民风改变亦使地方婚丧习俗发生改变，趋向奢侈、不再节俭。光绪《平遥县志·风俗》中载：“邑地虽唐尧遗墟，而婚丧尤奢，尚望当事者抑焉。”《平遥县志》记载：“民国初年，城内沙巷街许世全葬父，黑布棚从家门口一直搭到南门口外许家茔，葬礼由三裕堂主办且耗银近万两，导致许家逐步衰落，人们送许世全外号叫‘起灵穷’。”婚嫁时，女子的陪嫁分多套（笼），每套包括有大立柜、顶柜、银箱、被阁柜、连二柜、方盒、梳妆盒等大小数十件，陪嫁数套的件数是不断往上叠加的。城内借婚丧大事摆阔者不计其数，花费万两大摆宴席者亦屡见不鲜。奢侈的陪嫁风气导致百姓无论穷富都追求将精美漆器作为陪嫁，以此来装点门面、显示富有。于是，漆器的巨大需求促进漆器店铺数量和工匠数量增多。至民国中期，平遥城内已有十几家漆器作坊，漆艺工匠达到300余人，还有两家专卖生漆的漆店和一家专做金银箔的金店，都是专门为平遥漆器业服务的。[7]

（二）地方信仰带动漆器业发展

平遥地区每逢庙会，各行各业需供奉各自的祖师爷或信奉的神明。同一手工行业通过供奉本行业的祖师爷或神明，以规范、团结从业者，巩固自身手艺的传承。对行业神明的崇拜督促各行手工艺者共同祈愿生产顺利，以更好地继承与发展行业技艺。

关公信仰在平遥县的盛行，也为漆器业发展提供机遇。尤其随着晋商发展，关公逐渐具有财神形象，即成为凝聚同乡商人、诚信经商以及守护财运的象征。晋商会在宅院中设置堂屋或在行商处修建祭拜的庙宇来供奉关公，其供桌、佛龛等多为制作精美的漆器。同时由于佛教与入漆颜料密切相关，佛教寺庙内的供桌、桌椅等均使用漆器。总而言之，地方信仰的流行性与多样性是平遥漆器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在晋中地区，包括平遥在内的各个县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城隍庙会，仅目前已知就有570余处地点曾举办庙会[8]。由于巨大的人流量和消费需求，晋中地区的商贸区多集中分布在庙宇附近。尤其在平遥，盛大的庙会与集中的商贸区吸引了来自天津、大同府、张家口、归化城、蒲州府、平阳府、潞安府等地商人前来贸易[9]。在庙会上进行交易时，漆器通常会作为特产或手工艺品出现，能够满足中下层百姓对漆器的需求。

综上所述，地方文化与漆器业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本地民风民俗转为奢靡，使漆器成为个人财富的象征；另一方面漆器在以民间信仰为主要内容的祭祀活动中使用，或在集市中进行交易。

五、结语

平遥漆器历史悠久，当地自然环境适合生产漆器，社会环境尤其是交通便利与政府政策支持，为漆器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也为进一步探究平遥的社会发展脉络、漆器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2]侯林辉.山西生漆资源古今考略[J].中国生漆，1992（03）：30-34.

[3]周文姬，陈伟.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陶瓷艺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4]霍文忠.平遥推光漆器历史文化探究[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02）：117.

[5]吴晓波.山西票号百年祭[J].理论视野，2014（08）：64-66.

[6][清]刘大鹏著；乔志强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7]中国漆文化遗产保护技术研究项目组.中国漆文化遗产调查——平遥漆器 [J].中国生漆，2005，（02）：13-16.

[8]杨润甫.晋中民俗[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9]王宇佳.中西交融的晋中近代建筑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7.

作者简介：

焦云倩（1998—），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