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中的古典理想之美

张瑞杰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1）

一、歌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的写作背景

（一）温克尔曼的古希腊艺术理想

谈及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歌德，就必然离不开温克尔曼的古希腊艺术理想，他的美学思想对这一时期歌德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克尔曼于1717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史丹达的一个穷苦鞋匠家庭，他痛恨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普鲁士，将它称为“暴政肆虐的地方”，并且认为自己受到的奴役比他人更多。或许正是这样穷苦且不自由的成长环境，再加上他就读中学的副校长达姆的启发和指导，使他对民主政体下孕育的古希腊艺术充满敬慕。1755年，温克尔曼去往了当时正值新古典主义运动鼎盛时期的罗马，并致力于考察研究古代文物，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古典艺术学识，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他的著作《古代艺术史》于1764 年问世，该书对希腊艺术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阐述，在德国掀起了一股崇尚古典艺术的热潮，确立了他古代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学家的身份。

温克尔曼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总结描述古希腊艺术的美的理想状态。他说：“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灵。”[1]1755年，他出版《希腊美术模仿论》一书，在书中温克尔曼以《拉奥孔》这一古希腊群雕杰作为例，指出被蛇咬住臀部的拉奥孔处于极端痛苦的状态下，但他的外形仍然拥有静穆感。他没有凄惨地尖叫哀嚎，而是将万般痛苦化作了一声叹息，这是一种超越痛苦的理性精神，展现了其灵魂的高贵。因此，可以看出，温克尔曼提出的不仅是艺术理想，还是一种人格理想。

除了这种内心宁静、对命运泰然处之的人格理想，温克尔曼还对美进行了思考，认为最高的美在于被造物和其（被造的）意图完满的和谐一致、各部分间的完满的和谐一致，以及部分和整体的完满的和谐一致。他阐述道：“最高的美的形式简单而不中断，在统一中有多样性，因此，这样的形式就是和谐的。”[2]

（二）由“狂飙”转入“古典”的歌德

狂飙突进的作家们大多只有热烈的反抗言辞，没有果敢踏实的行动，他们只是不满现状，但毫无能力改变现状，这一点也是德国市民阶层的典型特点决定的。歌德也不例外，他对改造封建封闭、落后闭塞的德意志社会感到无能为力。他深感，他们的狂飙之音与大声疾呼无法改变社会的客观状况，封建势力的强大与反抗的无效使得歌德从对现实对立转为对现实妥协。于是，歌德想从事实际工作，通过与封建贵族的合作来实现他的改良理想，1775年应魏玛公爵奥古斯特之邀到达魏玛，为封建公侯服务。然而，宫廷生活使歌德心中感到窒息和苦闷，虽然他积极修筑公路、创办剧院、整顿财政、编导宫廷戏剧等，但这些活动埋没了歌德作为诗人的才能；同时，他许多有损封建制度的改革措施经常受到宫廷势力的阻挠，不能充分发展他的抱负，这些使他极力想要摆脱这个狭隘的贵族社交圈。

1786 年，歌德化名画家缪勒，前往了他仰慕已久的艺术之国——意大利，渴望通过艺术与自然摆脱令他窒息的魏玛世界，使自己在精神和创作上获得新生。在游历时，他游览了古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宏伟建筑群，钻研了古代艺术，获得了绵延无尽的艺术滋养。同时，歌德高度认同温克尔曼对古代艺术的美学见解，其创作也因此失去了狂飙突进时期的气魄与激情，而是将纯朴、宁静、和谐的古希腊艺术视为典范，形成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并且，歌德还结识了曾被赫尔德誉为“欧洲最有文化修养的女士”的安格莉卡·考夫曼，她为歌德的戏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和《艾格蒙特》绘制了插图。

剧作《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取材于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经典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是歌德从狂飙突进运动移行于古典主义时期最初的作品。歌德在到达魏玛的次年，也就是1776 年，已经有写这个剧本的计划，但直到1779年才以散文的形式执笔完成，经过修改，1787 年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五步抑扬格诗剧的形式出版。

二、作品主要内容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这部剧的主要内容是：伊菲革涅亚是阿伽门农的长女，她的父亲得罪了月亮女神狄安娜，因此将伊菲革涅亚献祭给狄安娜，以此获得对战争有利的顺风。但在行刑的最后一刻，伊菲革涅亚被女神救起，送到陶里斯岛的神殿中做女祭司。岛上的国王托阿斯对她心生爱慕，但却因伊菲革涅亚思念故国亲人，渴望归乡，求爱失败，心生恼怒，要求伊菲革涅亚恢复在她劝说下废除已久的杀人献祭传统，将刚闯入岛上的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杀死。

然而在交谈中，她得知了俄瑞斯忒斯是自己的亲弟弟，也得知了父亲被母亲和姘夫谋杀的家庭悲剧和弟弟杀母替父报仇而被复仇女神追踪的痛苦现状，决定拯救弟弟并和他一同回家。在一番心理斗争下，伊菲革涅亚没有欺骗托阿斯，而是真诚地向他坦白了真相。托阿斯被她的真诚、善良和人道所感动，准许了伊菲革涅亚和弟弟一同归乡。

在这部剧中，歌德不再强调神的主宰能力和统治地位，而转向对人的讴歌。解决这部戏剧中一切的矛盾的是人，而不是神，人类挣脱了神的束缚和诅咒并获得了胜利，高唱起了人类理想主义的凯歌。这部剧和其他以伊菲革涅亚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没有写在命运的统治和控制下人的软弱无力和人间灾难，而是写的人道主义战胜了野蛮和罪恶的环境，善良的人性战胜了粗野的蛮性。

三、古典和谐理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形式与结构的和谐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的剧本初稿诞生于1779 年，之后总共经历了三个版本，直到意大利之行才完成。起初剧本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的，但在1787 年完成了作品的韵文改变，以五音步抑扬格无韵诗行的形式出版。无韵诗体虽不押韵，但有整齐固定的格律，每个诗行由五个轻音节和五个重音节交替构成抑扬格五音步，因此诗行朗读起来抑扬顿挫，和谐而又富有节奏。这样的改编，使得剧本的形式获得了美学上的和谐性和圆满性，歌德在给赫尔德写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和谐驱赶了不和谐，希望整个剧变得纯洁。”[3]同时，韵文的形式相较于散文形式而言，被视作“在歌德和温克尔曼的意义上更加古代，尽管这种诗律本身不是古代的。”[4]这体现出，歌德致力于将作品的形式向和谐的古典主义美靠近，这也为其和谐的内容提供了保障。

同时，该剧的角色设定和行文结构的几何对称实际上也反映出另一种形式上的和谐[5]。该剧以女主人公伊菲革涅亚为中轴线，在对立的两派双方各有两个人物，分别是俄瑞斯忒斯、皮拉得斯和托阿斯，以及托阿斯的手下阿耳卡斯。同时，全剧一共有五幕，俄瑞斯忒斯的独白居于中心位置，即第三幕第二场。在这一场，神志不清的俄瑞斯忒斯一心向死，以逃脱罪孽，在被诅咒的折磨中，精疲力竭昏过去。在这里俄瑞斯忒斯交代了伊菲革涅亚的家族故事，形成了全剧的感情高潮。因此，在结构上该剧也充满着古希腊艺术的和谐之美。

（二）人物内心冲突的和谐

与其他传统戏剧不同的是，该剧将描绘的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内心冲突，外部事件的冲突相对较少。并且，从这里可以体现出，歌德想要重点展现的是人物内在的人性，并由此展现人物是如何化解内心冲突，以此推动外部事件冲突的化解的。

该剧的内心冲突主要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菲革涅亚身上，冲突的焦点就是“骗国王”和“救弟弟”之间的抉择，冲突的表现形式主要通过人物独白。在第四幕第一场，她的内心冲突开始萌生，她说道：“说谎真是可悲！它不能畅舒胸怀，像任何其他真实的话语那样；它使我们得不到宽慰，它使暗暗编造它的人惶惶不宁。”我们可以看出，从未玩弄过心机的伊菲革涅亚对说谎这件事充满了抵触和慌乱情绪，这与她纯洁无瑕的人性发生了直接的对抗。但她又说“复仇女神在那不洁的海岸旁边，也许又凶猛地抓住我的弟弟”，最终她作出了决定，也就是独白的最后一句话：“我要用一套谎话去对付他”。可以看出，这时伊菲革涅亚的内心冲突并不算激烈，她只是对说谎这件事产生了抵触和犹疑的情绪，但是“用说谎的方法救弟弟”这一方案在心中仍旧是占据上风的。正如她所思的“我看出，我竟必须像一个孩子一样听他们指使”就可以看出，她此时内心已将“救弟弟”置于首要地位。然而，说谎这一行为显然是不符合她的崇高人格的，因此它的内心冲突必然还在上升阶段。

在第四幕第三场，在对阿耳卡斯撒谎后，阿耳卡斯的话也让伊菲革涅亚产生了思想斗争。她心里想着：“欺瞒使我觉得加倍的可憎。哦，我的心啊，安静些吧！到现在你才开始动摇？狐疑？”阿耳卡斯的话让她想起了托阿斯对自己的恩情，唤起了她对多年生活的陶里斯岛的感情，使得她产生了自责、不想继续撒谎的动摇。但最后，“你必须离开你孤独生活的坚实的大地！”这句话表明“逃离陶里斯岛”的想法最终占据了冲突上风。虽然，在这两场中女主人公的内心倾向都没有站在“道德”的那一方，但正是这样的激烈的内心冲突，才能体现出其光明磊落的本心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的挣扎与痛苦。同时我们可以看出，阿耳卡斯的话使得伊菲革涅亚在“骗国王”这个行为的纠结维度，从一开始的只是单纯抗拒“骗”，到现在变成了既不想“骗”，也不想骗“国王”，也就是说，此时的她不仅从道德层面抗拒欺骗这一行为，也从道义层面抗拒对恩人的忘恩负义。女主人公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人格进一步得到了彰显。

人物的内心冲突在第四幕第五场达到了顶峰，达到顶峰的原因是矛盾点除了欺骗行为、忘恩负义，此时的她又增加了对“个人命运难以逃脱家族诅咒”的思想斗争，多个矛盾点在伊菲革涅亚的内心一同迸发。她说：“无情的必然的命运就伸出铁手要我承担双重的罪孽，叫我盗走托我守护的，尊贵、神圣的神像，叫我欺骗那位对我的生命和命运有再造之恩的人。哦，别让我的胸中终于萌出反逆之意！别让古老的神族、提坦族对你们、俄林波斯的天神、所抱的深仇宿怨也伸出鹰爪攫住我柔弱的胸膛！请救救我，救救我心中的你们的形象！”女主人公不愿重蹈祖先的覆辙，承担不仁不义的罪孽，但弟弟也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样强烈的自我谴责和心理斗争下，她发出了“救救我”的呐喊。

女主人公就带着这样激烈的内心冲突状态，进入了全剧的言辞交锋——伊菲革涅亚和托阿斯的对质。她说：“柔弱的女性，难道一定要放弃天生的权利，以粗暴对付粗暴，像阿玛宗人剥夺你们仗剑的权利，以鲜血报复你们的压迫？在我的胸中有一种大胆的企图起伏不定：如果不能成功，我就逃不了激烈的责难，也难逃一场大祸；不过，我把一切交托给天神！”这一句表示，女主人公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作出了以坦诚应对压迫的决定，她最终无法违背自己善良诚实的内心，向托阿斯道出了实情。她在矛盾中作出了道出实情的决定，哪怕结果可能会是死亡，哪怕可能要面对和弟弟永别的悲痛，但她的内心也已不再纠结。至此，女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化解了。

伊菲革涅亚的内心冲突从产生到激烈再到化解，从这整个过程的描绘中可以看出，歌德对纯洁高尚人格的歌颂。虽然，这样的内心冲突好像并不“和谐”，充满着犹疑和碰撞，好像并不符合温克尔曼所说的“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灵”，但歌德实际上只是展现了和谐与平衡的过程。伊菲革涅亚的重情重义，就必然导致她在“情”与“义”的影响下不会立刻在事件发生时就能达成平和的心境，这也是不符合人性本身的。内心的和谐并不是对一切无动于衷，更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种整体趋于坦然和解的状态，是一种大局，而非每时每刻。伊菲革涅亚虽然会对骗国王、家族命运等产生心理斗争，但最终她依靠她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坚守本心的决心，战胜了纠结与挣扎，坚定地站在了善良正直的一面，将本被拉扯得四分五裂的内心还原为了完整自洽的和谐之心，展现出了其高贵的灵魂。

（三）外部冲突的和谐结局

该剧外部事件的冲突主要是以伊菲革涅亚和托阿斯为中心展开的，同时也以他们两个为首分成了两派人物，也就是冲突的双方：一派是来自希腊的伊菲革涅亚、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另一派则是陶里斯岛上的国王托阿斯和仆人阿耳卡斯。这部剧的外部冲突就展现在这两派人物的斗争上。不管是起初第一幕的托阿斯求婚、伊菲革涅亚拒婚的冲突前奏，还是由此引发的托阿斯要求恢复杀人献祭、伊菲革涅亚反抗杀人献祭的主要冲突，都是由托阿斯方主动发出行动，伊菲革涅亚方相对应作出反行动。冲突的焦点即托阿斯要求杀人献祭，伊菲革涅亚反抗。

第一幕第三场的交锋并不激烈，主要围绕伊菲革涅亚拒绝托阿斯的求婚，托阿斯心生恼怒命其恢复杀人献祭。托阿斯说“我希望，为了国民的幸福和我的幸福，把你迎到宫中做我的新后”，伊菲革涅亚回答道“哦，大王，你对陌生人的施恩过于优渥。流亡者在你的面前感到羞惭，在此处海滨，除了你赐的保护和安宁，她别无所求”。此时伊菲革涅亚的拒绝是委婉的，二人也并未产生激烈的交锋。但随着伊菲革涅亚袒露身世并坚持拒绝求婚，想要归乡，二人便产生了言辞交锋。托阿斯说道：“那就回去吧！照你的心意行事，你也不必再听什么良言和理性的呼声。完全做一个听凭冲动的女性，让冲动毫无约束地将她抓住，拉着她飘来飘去！”伊菲革涅亚答道：“哦，大王，请记住你的金口玉言！我开诚布公，你竟如此回答我？”最终，恼怒的托阿斯最终命令伊菲革涅亚履行杀人献祭的职责，也引出了贯穿全剧的二人的主要冲突。但总的来说，这里二人的冲突依然不是最激烈的时候。

从第五幕的第三场开始，二人的言辞交锋开始变得激烈，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得知伊菲革涅亚暗中帮助外邦人逃走，托阿斯十分愤怒，质问她拖延献祭究竟是什么原因，伊菲革涅亚也强硬地指责他“作出这种残酷的决定”“要干不人道之事”，此时全剧冲突的焦点也达到了最尖锐的时刻。

而随着激烈的交锋中，伊菲革涅亚最终袒露了实情，承认了三人的密谋，如实讲述了两个希腊人的真实身份，请求国王放他们归乡。托阿斯虽然仍认为两个希腊人是骗子，但面对伊菲革涅亚的真诚请求，二人的冲突有所缓和。例如伊菲革涅亚说：“哦，让你给我点起慈悲之火，围以赞歌、感恩、欢乐的花环，就像牺牲之火的圣光一样”，托阿斯答道：“这声音使我心软过不知几次！”。

但在第四场，俄瑞斯忒斯的出场使得双方的交锋再度激烈了起来。在二人打算决一死战时，伊菲革涅亚从中调解，用弟弟的体征打消了托阿斯的疑虑，同时俄瑞斯忒斯也说明了带走神像只是对神谕的误解。在姐弟二人的轮番恳请下，托阿斯同意了他们的归国请求，冲突双方达成了和解。外部冲突的化解可以视作“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不乏各种人物感性冲动，但最终冲突双方又能在不失情分的基础上用理性阐述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体现了歌德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途径的探索，力求“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能达到和谐统一”[6]。

同时，人物的内心冲突实际上是由外部冲突引发的，但同时内心冲突的走向也影响着人物的行动，进而影响着外部冲突的走向，二者可以说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因此，内心冲突和外部冲突的互相影响与化解，本身也呈现出了和谐统一的古典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