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底线思维及当代价值研究

魏红霞 张郅郁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继承了古代中国政治家的理想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以底线思维探索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追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深入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蕴含的底线思维理论贡献，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指导新时代共同富裕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共同富裕;底线思维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共同富裕实践强调过程公平;邓小平经过对国情的反复思考，开创出允许私有制、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道路，其中诸多重要观点和方案蕴含着底线思维，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了长久的积极影响，直至今天仍有重要意义。鉴于此，对邓小平在共同富裕实践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避免两极分化等思想蕴含的底线思维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为我国共同富裕实践的健康发展、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有力的方法论支撑。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理論渊源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的富民理念，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社会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逻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探索下，邓小平通过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和创新，形成了科学的共同富裕思想。

（一）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同社会”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层次，受到历代儒家学者的推崇。《礼记·礼运》中系统阐述了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大同社会”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整体和谐、平等、民主的社会模式，表现出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状态下，儒家“大同社会”并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作为儒家学者的终极目标，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后世的治国理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想与追求。

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阶级为反抗封建统治、抵御外国侵略者，发起太平天国运动，在其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也提出了一个充满理想化的平均主义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将土地以好坏分等，按人头分配，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2]政策。这种理想化的土地分配制度，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受到新生人口出现、原有土地拥有者去世以及人口居住地迁移等多个变量影响，缺乏科学性、实操性，因而无法实现。在所有制上，太平天国运动主张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绝对平均化地分配财物，在当时连年征战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实现。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体现了劳苦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尽管太平天国运动最终陷于失败，但这场农民阶级表达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的顽强力量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也体现了农民对土地和富裕生活的深切诉求。

20世纪初，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提出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涉及土地分配、改善民生等多个方面，是中国近代革命党人对“大同社会”的思考与展望。在孙中山看来，土地分配问题是农业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主张将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以有效杜绝土地买卖;再将占有权和经营权让给农民，保障“耕者有其田”;同时实行土地的增价归公，以协调各阶级间的利益诉求，促进整体和谐稳定。孙中山指出，当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保持一致时，社会才有可能进步，反之则会发生因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动荡。这一时期的富民探索，通过“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对防止社会贫富分化进行了初步尝试，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有着基本一致的价值诉求。虽然存在理论与时代的局限性，但革命党人追求共同富裕的思想理念，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

总之，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人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从未停止，由于“大同”理想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全民族的富裕成为一种空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中华民族对于“共同富裕”的向往正从理想变为现实。

（二）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其在多部理论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现有生产与分配矛盾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源泉，在释放社会生产力与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提出设想，论述了社会成员在追求物质与精神上获得极大满足的共同富裕思想。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及生产混乱秩序的考察，阐述了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重要作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的巨大张力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下不断激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危机，以及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恩格斯指出资本关系的矛盾中包含着解决冲突的线索，无产者在生存的威胁下将完成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3]。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资料趋向于集中的社会化，只有变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进入社会主义后将私有制变成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稳定根基，建立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恩格斯在书中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概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启示，要在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充分释放生产力发展活力，同时承担起国家在调整社会生产上的宏观调控作用，为保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状态持续发力。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背景下人的异化劳动，提出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发展与解放的必要性。马克思表示经过生产力的日益增长，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将进一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精神方面获得丰富与满足。马克思的科学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道路规划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视野，科学地论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指向。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工人阶级经过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两个阶段。处于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既定条件的限制，在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未实现高度发达，这一阶段里社会不承认任何阶级的差别，以每个人劳动权利的平等为基础，生产者从社会中领回的正是他提供给社会的。但由于个人在体力与智力上的天赋不同等，社会成员在消费资料占有量上显示出差异。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极大满足将在此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社会财富充分流动，劳动成为个人的第一需要，社会也得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若干想法表明，首先，共同富裕进程具有阶段性。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发展着力点，随着生产活力的释放，人们的富裕程度也会逐步提高[5]。其次，共同富裕在实践路径中允许差别。处于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强调劳动权利的平等，是允许差别的富裕阶段;当生产力充分发展，将建成辐射更广的富裕范围，人民富裕程度也将大幅提高。同时，共同富裕以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仅包括物质资料极大丰富，还将使人民精神生活得到满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对于指导共产党人探索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探寻着中国的共同富裕道路，为此做出了长期艰苦的努力。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守初心、践行理论，对中国的共同富裕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占中国人口中最大群体的农民阶级，毛泽东指出农民阶级共同富裕起来，才能使工农联盟获得巩固。1953年12月，“共同富裕”这一思想明确在《中共中央關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强调要解决农民贫困，应该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推进手工业、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序展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合作化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6]。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政治保障。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对国内外形势偏差判断的影响，在国内将阶级斗争放在了中心位置，使共同富裕道路走向了曲折的发展阶段。在建设生产合作社到成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我国更大范围地推行公有制，采取了与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匹配的发展举措，意在逐步取消私有制，以消除贫富差距、达到同步富裕，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说，达到共同富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7]。

回望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尽管由于建设经验不足以及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警惕，在单一的集体经济结构下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做法，挫伤了农民的生产活力，使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艰难曲折[8]。但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让全体人民过上富裕、平等、幸福生活的追求并未改变，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在此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了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保障。

邓小平在继承与反思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各项探索中，汲取了其中积极合理、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内容，纠正了前人在共同富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厘清了共同富裕与“同步富裕”的本质差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理论，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以发展生产力、激发劳动者与生产要素活力为出发点的实践探索。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中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预估风险、坚守底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握发展主动权的认识工具与实践方法[9]。坚守底线思维，就是坚持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在风险挑战中保存实力，在政治建设中不偏不倚，在经济建设中稳中求进，是对唯物辩证法认识逻辑与处理原则的基本遵循。邓小平底线思维的形成，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逻辑必然，也是以唯物辩证法全面认识社会实践条件的现实需要。在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中，邓小平以底线思维逻辑，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方向，将多种所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激发了社会生产活力，同时提出先富带后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共同富裕实践。

（一）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中运用底线思维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仅决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解决“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提高国家生产发展水平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以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同时指出，加强经济、发展生产，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因此，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即“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7]。不论是同意发展个体经济，或是准许外资企业发展，邓小平坚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充分调动劳动者和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满足了人民的多种生活需求，为经济发展延展出更广阔的空间。

实践证明，在经济建设中以公有制经济为基本，对于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意义重大。在改革与发展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但保住公有制这一条，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悬殊等问题，也可以用协调区域发展、调动调节机制等手段逐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保证共同富裕具有扎实的经济基础。

（二）在避免出现两极分化中把握底线思维

邓小平以拨乱反正为起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他果断地作出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创新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激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法律保护下，私营经济得到迅速成长，活跃了市场，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为公有制经济带来必要且有益的补充[7]64，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

在放手发展私营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表达了对两极分化的担心，因为先富是手段而非目标，先富应该帮助、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此，邓小平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重大会议和重要活动中，他多次指出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表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就算失败了。这种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有着强烈愿望，又对避免走入“邪路”保持高度警觉的清醒意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事物不可逾越的底线的把握，以及对量变达到质变的临界点的严守。

（三）在分配制度中运用底线思维

邓小平指导国家工作后不久，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人民面前的温饱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使全国人民脱离贫困走向富裕，邓小平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重要性。对于劳动报酬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邓小平指出平均主义看似公平，但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更无法调动生产活力。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发出通知重启了停止十多年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拉开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实践证明，打破集体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奖励制度，鼓励多劳多得，有力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加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经过迅速发展之后带来新的分配问题，同样得到邓小平的关注。1990年，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谈话时强调，共同富裕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一样搞平均主义是发展不了经济的，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由此，邓小平强调必须重视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邓小平具有前瞻性地指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重视分配制度改革，对于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全体党员敲响了警钟。

（四）以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提升底线思维

在制度保障上，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生产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因此，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进行共同富裕建设，是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的根本前提。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人民在共同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幸福观念的引领下，取得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极大满足。

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带来的不良思潮，邓小平对全党作出提醒，指出要坚决与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思想作斗争，并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邓小平在制度上对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作出的底线要求，使共产党员的立场更加坚定，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地保障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

底线思维不是消极被动思考，而是主动出击，在探寻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化被动为主动[10]。在共同富裕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底线思维，坚守了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奋力探索我国的共同富裕道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和责任担当。

三、邓小平共同富裕底线思维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以底线思维促进各类风险因素的最优转化，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人民群众的智慧合力充分释放，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共同富裕实践具有继往开来的深刻意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使奔向美好生活的道路越走越宽，人民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共同富裕伟大实践，仍然需要深入研究、认真理解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及其现实影响，并使之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得到丰富和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稳中求进、进中提质。

（一）为共同富裕树立明确的政治立场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底线思维坚持人民立场、守住了人民底线。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创中确立了维护个人正当权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为共同富裕树立了明确的政治立场。在对共同富裕的探讨中，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将人民群众的富裕视为最终目标，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并取得瞩目成就，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各项事业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党中央对人民立场的坚持，也是保障人民在发展中享有平等权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中前进，在实践中进取，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面对城乡发展和收入分配上的难题，党中央把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民生领域存在的问题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11]。

经济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前提，也是达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没有经济社会的有效支撑，共同富裕就无法获得实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兜住了发展底线。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我国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随着共同富裕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着主动权，将实现高质量發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建立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二）丰富了共同富裕模式的路径选择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守住发展底线的基础上指导党和国家事业的建设方向，丰富了共同富裕模式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推动共同富裕的建设思路，强调发展底线，以生产力发展标准、综合国力提升标准、人民幸福标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具体路径上，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现实考察，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加以明确，领导全国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与以经济建设的中心议题相适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提出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系统地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迈进，最终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认识市场经济蕴含的内在价值规律，有效利用市场经济中包含的更多形态的资本要素，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在竞争环境下使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同时，既注重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市场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经济活动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12]。通过正确认识与把握市场特性，中国共产党人在遵守生产规律、坚守发展底线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进展。

邓小平坚持底线思维的现代化建设思路，注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满足人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需要，具有深远持久的意义。新时代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接过接力棒，开启了先富带后富的更加精准的共同富裕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高水平发展下实现共同富裕。在今后的共同富裕实践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守正创新，把握生产与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地区相互协调、资源有序分配，向达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迈着坚实的步伐。

（三）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思想指引

邓小平对底线思维的运用，以大局视野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彰显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观，开拓了思维境界。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全面考虑并规划了在基本原则、实现路径、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崭新视野，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思想指引。

在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上，邓小平强调要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抓住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对发展生产力、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工业融合上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把握科技革命浪潮，合理规划各类产业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释放社会生产活力，有助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邓小平以“先富带后富”的阶段性发展思想着眼于沿海与内地、城市和乡村的差异，通过国家战略规划促进区域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立足当今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在具体机制上仍需寻求突破，以建立“先富带后富”的长效机制，达到高质量发展下的富裕要求。在共同富裕的协调机制上，邓小平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确定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制度要求，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搞收入悬殊、造成两极分化，通过对分配制度的不断更新、完善，促进了社会的分配公平。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多样化，新时代分配制度改革应更重视变量因素，协调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障人民的基本劳动所得，营造鼓励探索、包容多样的社会劳动氛围。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下，我国已经赢得脫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已拥有良好的发展条件。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接续前行、赓续奋斗，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把握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以全局的高度破解区域发展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探索创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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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22222）

作者简介：魏红霞（1973- ），女，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