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跟踪”在非洲

邓晨

近年来，“网络跟踪软件” 的犯罪已然越来越受关注。透过手机或电脑监控使用者的一举一动，曾经被认为是只有顶尖黑客或政府官方部门才能拥有的技术，如今已非如此。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网络监控软件原先以父母监护儿童的需要为卖点，但很快被用来监控配偶、员工等各种对象。

在东非的肯尼亚，这类应用程序最有名的一个是“朱朱”—这个词原本指的是西非民间的迷信巫术，经常被用于挽回或保障感情。据说该软件自2009年就开始销售，可以将手机动作、通话记录、地理位置、发送的社交媒体信息等秘密传送给监控者，使用者基本上无从察觉。换言之，监控者如同拥有了“千里眼”般的魔法能力。

2019年可说是网络跟踪软件引起重视的关键年，这部分要归功于知名网络安全专家伊娃·加尔佩林。她遇到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向她描述施虐者如何监视其日常生活，开始关注跟踪软件的危害并呼吁民间及政府部门的重视。不久后，小红伞、卡巴斯基等知名防毒软件公司与欧洲的反家庭暴力机构共同成立了“反网络跟踪软件联盟”。

虽然各国警方已越来越重视与网络跟踪软件有关的犯罪，但很难认为肯尼亚对“朱朱”这类软件会有同样的关注力度。肯国社会的保守观念纵容家暴，民间对于用巫术等秘密手段保障感情亦习以为常。

最狭义的“网络跟踪”可说即是跟踪软件，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也可能用来指别的情况，例如尼日利亚大众越来越熟悉的“网络跟踪罪”。

在今年年初尼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有位知名社交媒体博主受到起诉，他是落选的候选人彼得·奥比在网络上的重要支持者。他先是指控阿南布拉州州长指使支持者抢夺投票箱以扰乱选举，后又爆料总统当选人提努布委托一名商业大亨要求落选的奥比停止抗议选举舞弊，结果两次遭到控告及收押。

另一个例子是抖音海外版上的一名尼国网红博主被控“网络跟踪”尼国女星爱妮奥拉·巴德姆斯，盗用她的手机号码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讯，制作虚假影片诽谤其媒介性交易。网红博主在8月被判3年徒刑，易科罚金15万奈拉（约合人民币1400元）。

在第一个案件中的政治争议是明显的，奥比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尼国的大选结果受到了操纵，而尼国政府也不乏以此法条起诉反对派的情况。几乎就在该名博主被尼国警方逮捕的同时，西非共同体（尼国也是其成员）的法院还发出判决，指尼国的网络跟踪罪名含糊而任意，要求尼国停用这一法律。但由于西共体的约束力不强，这一判决大概率会被尼国无视。

第二个案件的争议貌似较小，被判刑的网红博主在媒体上坦承自己因为急需支付房租，接受友人請其拍摄诽谤影片。但事实上，这一案件似乎也与政治有关，因为出钱的友人据说是总统落选人奥比的支持者，而女星巴德姆斯则是尼国影剧圈支持执政党的代表人物之一。

除了第二个案例中的盗用手机号，尼国的“网络跟踪罪”多半以惩罚言论为主，而被控犯罪者似乎其实并无进行跟踪的技术或能力，也看不出有任何人被查获使用了类似“朱朱”的软件，这样的落差实在无法不启人疑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