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效率
——以西部地区为例

魏思琦 吉敏全(通讯作者)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0)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可极大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良性发展、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有效改善生态环境[1]。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指出，未来我国不再将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主要目标，而是致力实现开拓创新、绿色可持续、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协调共享的高质量发展[2]。我国坚持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格局，西部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家经济扶持对象，出于技术、资源等落后因素，在承载外贸发展任务上具有环境压力。

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双碳”目标的提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西部地区高速发展及扩大开放的需要与环境规制约束的现实问题，探索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文章测算高质量发展指数替代以往研究中的经济衡量变量，将其作为门槛变量，分析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外商直接投资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效率

目前，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和环境绩效的影响，我国已开展相关研究，研究结果主要基于 “污染天堂”理论和“污染光环”两种理论。李惠茹和张鹏杨(2015)[3]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结构、技术和政策等方面减少碳排放，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呈现“污染光环”效应。余珊和张文彬(2016)[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对提高生态效率发挥促进作用。黄杰(2017)[5]研究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强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且与各地经济水平、劳动资本、生态治理、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有关，但整体上外商直接投资抑制碳强度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提升。

1.2 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

研究不同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开展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带来外资和发展机会。付晓东等(2021)[6]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动影响因素表现不同，在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优势发挥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而中西部则具备较为明显的低劳动成本、低土地成本优势，这与我国经济存在的区域差异性有关。李金凯等(2017)[7]对经济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自身的门槛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分别存在双门槛和单门槛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高质量发展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2 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2.1 变量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超效率SBM方法测算西部地区(除西藏外)11个省市的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模型如式(1)所示。

本文构建如表1所示的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评价体系，具体指标测算方法如下：

表1 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评价体系

(1)固定资本存量采用张军(2004)[8]的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其中，计算基期选为2000年，基期K用固定资产投资比上10%来衡量；δ表示折旧率，取9.6%；Iit表示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

(2)地区实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折算，下同。

(3)文章利用IPPC[9]提供的能源碳排放方法测算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其中，ADi、EFi分别为第i类燃料的实际消费量和碳排放系数，本文选取原煤、焦炭、原油、天然气、洗精煤等12种燃料。

2.1.2 门槛变量

本文选取高质量发展指数为门槛变量。基于师博和任保平(2018)[10]的研究，文章将消费成果作为主要社会成果之一纳入原评价体系，构建如表2所示指标评价体系，文章采取均等权重赋值方法对指标赋权重，以符合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均衡的高质量发展要义。文章最终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所涉及的相关指标测算方法如下：

表2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GDP增长率移动平均型标准差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表示第i年，*σ表示经济增长的波动率，y为GDP增长率，l为移动滑窗，根据数据特点文章l取5年[11](干春晖等，2011)[11]。

(2)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表示第i产业，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人数。

(3)平均受教育年限采用各级受教育学生数与相应系数乘积的总和计算。其中，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系数分别为6、9、12、12、15、16、19。因各年统计年鉴指标不同，2011—2014年未将“大专及以上”学历进行细分，此项系数选为15。

(4)恩格尔系数采用城镇恩格尔系数。

2.1.3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衡量指标主要有以下两种：

(1)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的存量或流量，表征资本或经济特性[12]；

(2)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与GDP的比值，体现外资流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13]。

文章选择后者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利用额单位为万元。

2.1.4 控制变量

除外商直接投资外，许多因素会对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本文从公共治理、创新投入、污染整治、产业升级和道路运载五个方面分别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政府干预(govern)，利用公共预算支出/GDP衡量[14]。

(2)创新能力(innovation)，利用R&D经费支出/GDP衡量。

(3)环境规制(environment)，利用污染治理费用/财政支出衡量。

(4)产业结构(industry)，利用第二产业产值/总产值衡量。

(5)道路运输能力(transportation)，利用总客运量(亿吨)衡量。

2.2 数据来源

分地区分品种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类燃料碳排放系数来自《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其中，2018—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计算得到。

2.3 研究模型

本文旨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以及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门槛作用。基准模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公式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Cit为控制变量，αi、λt分别为个体和时间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β1和β2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本文将时间趋势作为虚拟变量、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门槛变量，加入模型(6)中，得到的双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为示性函数，δ为门槛值。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3.1.1 全样本回归

本文首先将西部地区全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在五个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均为正数且数值大小相差不大，说明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成立。

表3 基准回归系数估计结果

3.1.2 分样本回归

本文以地理位置为依据，将样本数据分成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两个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分样本回归结果

(1)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两个分样本中的拟合优度明显提升。

(2)外商直接投资(fdi)回归结果在两个分样本中均显著，具体表现为西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3)政府干预在两个样本中表现相反，西北地区碳排放效率随公共支出的增加而提高，西南地区则相反；两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均随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提高，且西北地区的上升幅度更大；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正向促进西南地区碳排放效率提高；增大第二产业的比例有利于提升西北地区碳排放效率。

3.2 门槛效应回归

分样本分析发现，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相较西南地区整体偏高，为更好探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效率的关系，现将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门槛变量对数据进行门槛回归。首先对数据进行三重门槛检验，缩尾值设为1，Bootstrap次数设为300，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单门槛和双门槛回归模型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三门槛回归模型未通过检验，说明样本数据存在双门槛效应。

表6 门槛回归结果

本文对双门槛效应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回归结果，高质量发展指数在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的正向影响中起到双门槛作用，且仅在H_quality≤0.505时促进作用显著。假设2成立。

表7 双门槛回归系数估计结果

从2017年开始，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均达到0.505，说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将不再是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主要促进因素。

4 结语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11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主要有：总的来看，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分样本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高质量发展具有双门槛效应，中低高质量发展水平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1)在吸引外资方面，西北地区应进一步挖掘潜力，利用其技术溢出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和碳排放效率。西南地区应注意把控流入外资的质量，避免因外资流入导致碳排放效率的持续下降。

(2)在提升增长质量方面，西部地区应持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利用科技创新赋能环境保护，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发展低碳产业、构建绿色社区，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目标。

(3)在政策体系协调方面，西部地区应在国家宏观政策约束下完善地方政策体系，消除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内耗，继续秉承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协调稳定发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将碳排放效率稳定在高水平，为实现“双碳”目标及高质量增长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