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百年中国新闻史守望者

● 徐雪莹 安英昭

身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从27岁到97岁，方汉奇一以贯之地将目光投向中国新闻史的求证与书写。

如今，满头鹤发的他依旧神采奕奕，保持着每日读报的习惯，关注着中国新闻史学界最新动态。走入方汉奇家中，约30平方米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墙上、书架上摆放着往日和梁漱溟、金庸等大家的合影。“顶天立地”的特制书架分里外两层，说是藏书万册也毫不夸张。

2022年10月，方汉奇将所藏3045本新闻传播学科相关图书，尽数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些书，收藏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2021年，是新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写照。

中国新闻史的“第一幅地图”

1953年，方汉奇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新闻史是必修课，可他却面临着“没米下锅”的局面。

中国新闻教育，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的报学系。“旧中国的办学是参考西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只能作为参考借鉴，不能全部拿来。”方汉奇说，“重要历史信息资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是教学的主要方面，必须加强投入，加强搜集。”

当时，全国大学中教中国新闻史的，只有曹亨闻和方汉奇两个人。新闻史教学，基本依赖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文本，内容远不够丰富。

为讲好新闻史这门课，方汉奇5年内读了2000多本书。他先是读了胡乔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然后以此为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看报刊原件。那时，每逢节假日或寒暑假，他就去上海、扬州跑书店，有时还会去各校图书馆借书。

“一个礼拜要上两个钟头的课，你得有点说道。我只好从秦朝说起，说了两个多礼拜了才说到汉朝，然后再过两个礼拜才讲到唐宋。戏台上管这叫‘马后’——底下那头角儿还没来，台上演员就开始慢动作，把戏拖着唱。当时上课就是这样。”方汉奇无奈地说。

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丁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等米下锅”的状况才得以改善。

1984年，方汉奇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5年后，他和宁树藩、陈业劭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如今这个学会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1997年，在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人的努力下，新闻学从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定名新闻传播学。

探秘、考证，追溯历史的切片，方汉奇如同历史的记者，和众多学人一步步拼织起中国新闻事业史全景。他撰写或主编的著作，从断代史铺展至编年史。由他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以及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影响了几代学人。

“这些基础性研究是功德无量的，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犹如第一幅地图，上面标记了主要的河流、矿产所在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这样评价。

“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26年12月27日，方汉奇生于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祖上是广东普宁人。外曾祖父林启，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外祖父林松坚，曾和鲁迅做过教育部同事。或许是因为敬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祖父方云石为孙儿取名“汉迁”，后因谐音“汉奸”常引同学戏谑，外祖父遂为其更名“汉奇”。

高中时，方汉奇喜欢上集报，向往成为“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的记者，“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46年，全国开设新闻系的高校屈指可数。最终，方汉奇考取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今苏州大学）新闻系。四年大学生涯，方汉奇没回过一次家，因为父亲供不起苏州往返汕头的路费。

“那个时间段，我学的是新闻，我喜欢的是新闻史，我关注的是报纸，旧报旧纸。”大学期间，方汉奇根据个人收藏的千余份小报，撰写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

毕业后，他未能如愿当上记者，成为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1953年，方汉奇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罗列“挖”去教新闻史。5年后，随北大新闻专业整体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他的新闻史公开课甫一开场，连教室窗外都挤满了学生。讲梁启超，他随口即可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讲到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人物、掌故，信手拈来，“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的学生后来多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新闻学院的中坚力量。

“老师对我们在学习研究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要看什么书、写什么读书报告、写多长时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回忆，“但他也特别关心学生的生活，给学生介绍过对象，还让师母熬粥，他给生病的学生送去。”

1997年，程曼丽应邀访问台湾。在她生日那天，同行的涂光晋教授打开方汉奇委托自己带来的亲笔贺信，令她既惊喜又温暖。

冷板凳上“打深井”

2023年6月17日，《〈大公报〉全史（1902—1949）》首发。该研究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个案史的重要成就”“‘打深井’的样本和标杆”。方汉奇的书房里就放着这套书。

方汉奇一直提倡“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这意味着要达到前人未至的深度，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

早在1985年，方汉奇就在《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一度存在“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问题。

“史论结合，没史怎么论呢？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得有个‘事’才能求到那个‘是’吧？所以，客观存在的媒体是第一性的，对它进行研究是第二性的。这方面，是一个本和末的关系。”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的3年里，方汉奇读完了27000余期《申报》。写文章，他一般都从原件入手。

历史人物，聚讼纷纭。获得大量原始资料，才不会误判研究对象。

过去，史学家们一度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但2007年《胡政之文集》出版后，新材料推翻了旧说法。方汉奇遂在《谁采访了巴黎和会？》一文中更正指出：有关巴黎和会进展情况的信息，是通过几个传者的群体，协作完成的。

“西方国家说《每日纪事》罗马时代就有，但没有证据。中国唐代有进奏院状，宋代有‘小报’，明代有报纸原件，我们不断有新的发现……原件最有说服力，比据说什么的要强得多。”方汉奇说。

为全面了解邵飘萍，方汉奇曾前往北京、上海、无锡等地专程拜访他的妻子和儿女，并走访罗章龙，请教萨空了。他还拿着20倍的放大镜观察邵飘萍在日本的照片，记录书刊171册，可见书名16种。

考证中国最早的报纸始见于唐代，为《大公报》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确认邵飘萍中共党员身份……如此这般，遍读文献，寻访人证，抽丝剥茧，成为方汉奇年复一年的治史日常。

做卡片，是他做学问的一个基本程序。所有看的材料、写的文章、引文根据，都要做成卡片。以图书馆卡片为样式，标题点明性质，正文下接出处，一般按照人物、事件、类型等来写，摆在桌上方便进行综合分析。

这个方法他也教给了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下，学生程曼丽制作的学术卡片塞满了三四个大抽屉。

“实际上，我写的书里那些统计数字、引文都是平常做卡片积累的，这么多内容哪能全部都记住，但是做了卡片，它一辈子为你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写了近10万张卡片。

“感兴趣是新闻人的基因”

2004年，方汉奇退休了，但他一直没闲着，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用微信。过去的手写卡片，变成了现在的“电子卡片”：电脑硬盘里，有条不紊地放着各类新闻史资料，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地区等分门别类。墙上，挂着国学大师梁漱溟赠予他的题词：“何思何虑，至大至刚”。

如今，97岁的方汉奇独居北京。儿女在国外，和父亲保持微信联系。妻子晓芙去世后，方汉奇不愿找一个住家的保姆，怕保姆无聊时会看电视，影响他工作，只请了定时送饭的钟点工。

2017年，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决定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去转账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差点报警，成为“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除了买书这个最大的花销，方汉奇节俭了一辈子。书房的皮沙发上，贴着膏药做的“补丁”。方汉奇为客人准备了精致的茶具，但他自己的茶杯，却是一只款式老旧的玻璃杯，杯壁早已不再透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回忆，师母在的时候，连开灯都有讲究，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

书斋之外，方汉奇是“行万里路”的践行者。他的学识，得之于书山文海，也取诸山南海北。除了西藏，他去过中国其他所有省份。“现在铁路修到林芝了，希望有机会去一趟西藏。”在方汉奇看来，旅行能提升对人文社会和历史的了解，是很好的积累。

音乐和体育，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喜欢京剧，演过话剧，指挥过合唱，闲暇时弹弹钢琴，曾是人大新闻系乒乓球代表队的“绝对主力”……

谈起对新闻学子的期望，方汉奇说：“学新闻，就应该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凡是新鲜的事儿你都感兴趣。当然，搞新闻史还得对历史感兴趣，要多做这方面的积累。所有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就是学新闻的人的一个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