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读者在接受活动中的地位

【摘要】伽达默尔与贝蒂都对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讨论，伽达默尔认为读者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贝蒂认为读者处于次要位置。但双方都认同需要以文本约束读者的地位，伽达默尔对“事情本身”的强调与贝蒂“对象自主性规则”的提出都展现出了对文本的重视，读者的地位在阐释活动中不能无限提升。总的来说，读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同时尊重具有客观性的文本。

【关键词】伽达默尔；贝蒂；读者地位；接受活动；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7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23

伽达默尔与贝蒂都对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讨论，他们对读者地位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对制约读者地位的必要性双方又存在一定的共识，都认为要以文本制约读者。综合两位阐释学家的观点来看，读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又应尊重文本的客观存在。

一、伽达默尔：读者居于接受活动中的主要地位

伽达默尔重视文本，但他也认为读者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学界当前认同文本在伽达默尔阐释学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伽达默尔将读者放在了接受活动的中心。

首先，读者是接受活动的主动发起者，读者要求与文本进行平等对话。一方面，“诠释学的活动就是筹划一种不同于现在视域的历史视域，历史意识是意识到它自己的他在性，并因此把传统的视域与自己的视域区别开来”[1]，在筹划历史视域的过程中，接受者处于主动的地位，他将自身之视域与传统的视域区分了开来，这一行动无疑是主动的。另一方面，“历史意识本身……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结合起来”[1]，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体系中，阐释要首先使得自身之视域不同于传统之视域，再进行与文本的交流融合。读者自身的立场是十分重要的，在交流的过程之中，读者与文本的地位是同等的，乃至于要有意识地主动发挥读者所处立场的作用，这与传统的放弃读者自身立场以“还原作者原意”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因此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读者之视域与文本之视域都要以一种类似对话式的方式做出改变，这一活动也是接受活动的主要过程，视域融合也是一种读者之活动。

其次，读者在接受活动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对接受主体的强调也是其思想中无法被忽略的一环。在伽达默尔著名的视域融合的观点里，在视域融合的双方中，无论是发起视域融合的主体之视域，或者是被融合的客体之视域，都是在主体的意识中被建构的。尽管贝蒂批评伽达默尔不能保证读者接近文本意义的正确性，但伽达默尔仍坚持读者的作用，并将其作用的发挥解释为一种冒险：“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并以此帮助我们真正占有文本所说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把这一点描述为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1]应该强调的是，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作为客体的文本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就视域融合的主体而言，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客体之视域也是在主体的意识内部成形的，客体之视域最终也要借主体意识这一形式才能够在历史中呈现，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处于接受活动过程的主要地位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读者是接受活动结果的主要提出者，尽管伽达默尔也强调文本的存在，要求“真正占有文本所说的内容”，但其更注重读者进行自由解读，将读者的解读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上。伽达默尔更在意读者提出基于自身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之后的理解，而非单纯地还原作者的原意抑或者是文本的原意。相较而言，伽达默尔更看中被古典阐释学观点不重视、认为是次要的读者之意见。伽达默尔并不认同古典阐释学家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阐释目标，并认为狄尔泰“陷入了历史主義的困境”。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一阐释目标的问题就在于狄尔泰通过掌握更多材料，使用心理学的方式在读者内心重构作者原意的行为无异于试图复活一具活化石。这一行动首先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退一步来说，即使成功复活了作者原意的活化石，除了训诂学上的价值之外，这一行动对读者而言又能有什么意义呢？伽达默尔的阐释目标，指向了读者自身现时性的开掘，读者自身在现实中所受到的塑造、所形成的视域是不应该被抛弃的，在读者与文本之见横跨的时间距离恰恰是理解的助力。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应当以它（当时）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1]。伽达默尔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明显能够看出他对读者基于自身现时性所提出的独立见解的维护，以及对读者拥有从自身历史性出发进行阐释的权力的强调。

总体而言，伽达默尔虽然看重文本的意义与限制作用，但更注重的是读者作用的发挥。读者之阐释应该是结合文本本身并且能够针对读者当前本身历史处境的阐释，而不是对文本进行的纯粹的分析与对作者原意的还原。在阐释中，读者之“参与”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二、贝蒂：读者居于接受活动中的次要地位

贝蒂的阐释学将读者放在次要被动的地位上，以解读文本的含义作为要旨。与读者相比，贝蒂更加看重的是阐释中作者与文本的作用，其核心是要求规避一种相对主义的出现。朱立元教授认为，贝蒂提出了与伽达默尔一脉本体论阐释学对立、对抗的方法论阐释学[2]，正是因为贝蒂看重的是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解读文本的含义，要求寻找相对确定的作者原意。

首先，贝蒂将读者放在了接受活动中的被动接受者的位置上，作者与文本则是主动表达者。贝蒂认为作者原意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作者原意能够传递给读者。读者需要做的是与作者共鸣，接受到作者之意，这种接受是一种被动地接受。贝蒂还直接指责读者“主动的重构态度”有时是“走的太远”，要“服从于本文的问题”。文本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经由这种形式，读者通过对作者心灵状态的接近能够达到作者之心灵。他进一步提出，“只有同样状态与同构性质的心灵才能以一种意义上正确的方式接近和理解另一心灵。”[3]贝蒂对于狄尔泰的阐释学思想的继承侧重于心理学方面，但他认为读者能够通过客观化物而把握其所承载的意义内容[4]，认识作者与文本之意义，但这并非是对作者原意的“重建”，而是对文本含义的“共鸣”，“这是因为心灵的大门只是从内开启的并且由于一种自发的冲动，外界只提供进行和谐共鸣的邀请”[3]。相较而言，这与狄尔泰的通过心理学方法重建作者原意的路径是大不相同的，贝蒂强调了读者的自发性，而且读者仅仅只是与文本进行了共鸣，是一种“接近”，而非必须要完全重建某种作者创作之时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读者的主动性。但贝蒂仍提出文本提供了一种“邀请”，既然是“邀请”，显然读者处于被邀请的客人的被动位置上。

其次，贝蒂认为读者在接受活动过程中只发挥次要作用，在接受的主要过程中读者只是在通过文本接近作者原意。贝蒂提出了阐释的四条规则，即诠释学的对象自主性的规则，意义融贯性规则，理解的现实性规则，诠释学的意义符合规则[3]。当作者将文本完成后，文本意义就具有了自主性，即使是作者也不能决定它的意义，作者仅仅只能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编写文本。在创作完成后文本就具有了独立的性质，并且文本的意义是具有整体性的，整体与部分互相联系、相互作用，达成了一种“意义圆融”的效果。阐释的过程主要就是对其加以解读。贝蒂认为，文本组合的个别意义应该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整体含义，不能单纯地从某一个个别的部分去理解文本，而应该从阐释学循环出发对文本加以理解。贝蒂也提及了读者的作用，承认了读者的历史语境问题，也即“理解的现实性规则”，但是读者的理解也必须规避掉可能的相对主义风险。贝蒂还指出文本的意义会发生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读者应该并且可以根据一定的原则接近变化的意义。在阐释中，最为核心的仍是作者原意，以及文本内部独立的意义。

最后，贝蒂认为读者居于接受活动结果的理解者的位置上，作者与文本是接受活动结果的主要提出者。贝蒂旨在寻求一种主体的主观因素与客体的客观因素的调和，贝蒂认为客观的意义是存在的，并且读者应该努力接近“客观”的意义，接受的结果就是获得这一“客观”的意义。读者需要经由文本这一作者创造用以表达自身主观意见的客观形式来进行对作者原意的共鸣与接受，而不仅仅是依据自身的意见对文本加以任意的解读。贝蒂认为，一旦读者的意见干涉了过多文本自身的客观因素，那么阐释活动就将会变成相对主义的诡辩，这是贝蒂所不能允许的。能够明显看出的是，贝蒂对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一脉古典阐释学的阐释理想的继承，贝蒂阐释学规则的第一条自主性规则充分表现了他对于文本客观性的尊重，朱立元教授认为，贝蒂表达了维护文本意义的客观性、理解应该努力“接近”这一客观意义的主张。[5]

贝蒂的阐释学思想根基于古典阐释学，尽管贝蒂对古典阐释学思想做出了改进与革新，但其中对于作者原意、文本含义的阐释确定性的追求仍然是贝蒂阐释学中最为鲜明的色彩，而读者只能屈居次要的位置。

三、伽达默尔与贝蒂的聚焦：文本对读者的约束

伽达默尔与贝蒂虽然对读者的地位的见解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同读者的地位不能没有限制，将文本视为对读者的约束。伽达默尔对“事情本身”的强调与贝蒂“对象自主性规则”的提出都展现出了对文本的重视，制约着阐释活动中的读者地位。综合两位阐释学家的观点来看，读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又应尊重文本的客观存在。

“事情本身”这个概念在伽达默尔的文学阐释中，主要所指的是“充满意义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阐释。“事情本身”是伽达默尔思想体系中客观性的基石之一。“事情本身”这一概念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当中就已经出现过了，海德格尔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这一概念。而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中，他指出：所有的正确理解都必须直接注意“事情本身”（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1]由此可见，事情本身即是伽达默尔所认为的阐释的最为基础的条件，对事情本身加以任意地理解是不被允许的。伽达默尔提出：解释是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所根据的是所创造的作品的形象。[1]伽达默尔在这里对于阐释的解释侧重于阐释的“再创造”的性质，但这并不代表伽达默尔阐释学中的阐释就是任意的，乃至是任凭读者言说的。这一具有再创造性的阐释是要依据于所创造的作品的形象而进行的。洪汉鼎教授也认为，“事情本身”是一种制约主体任意性的客观性[6]。但要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并不认为“事情本身”是一种不变的存在物。事情本身对读者而言也是具有变化性的：读者因为自身历史性的限制只能理解一部分的事情本身，而无法完全认识事情本身。但事情本身仍然限制了读者的阐释对象，读者也必须从事情本身出发，考虑前理解的合法性，去除一种随心所欲的理解。应该注意到的是，伽达默尔的事情本身概念仍然存在着导致相对主义的可能。

贝蒂的阐释学规则的“对象自主性规则”，实质是将有意义的形式，也即文本，视为一种作者原意的传递之物，“对象自主性规则”给予了读者巨大的约束。读者的任务即是通过文本还原作者之意，并且贝蒂着重指出文本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性质的。对伽达默尔而言，他一方面认为贝蒂“避免了天真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危险”[7]，贝蒂提出，文本的意义是自主的，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另一方面他指出贝蒂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如此的结论：只有与作者心灵同一个层次的心灵才能明悟作者通过文本想要传达的意思。伽达默尔如此批评贝蒂：当贝蒂认为只有同等层次的精神才能理解另一种精神，这种心理学—诠释学双关意义的不尽人意之处就昭然若揭了。[7]贝蒂这一心理主义的倾向的“不尽人意”之处在于：读者需要理解作者的精神，这要求读者的精神与作者的精神处于同一层次，而读者又无法重构一种消灭在历史中的精神层次来取得与作者的共鸣。这无疑是一个犀利的批评。

结合两位阐释学家的观点来看，读者的地位在接受活动中应得到尊重，但读者不是至高无上的，读者不能在接受活动中忽视文本的存在。伽达默尔与贝蒂的互补之处在于，贝蒂指出了文本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伽达默尔的事情本身概念则阻断了贝蒂的心理主义的倾向。可以将二者的认识互补地进行理解：事情本身尽管是对所要理解事物的客观性侧面的展现，但这并不代表读者就只用追寻一种确定的“事情本身”的脚步了，固然事情本身在物理意义上可能是“不变的”，但在读者的阐释理解过程中读者将会自主地从文本中开掘出来新的意义。强调文本这一“富有意义的形式”的客观性，找到文本中不变与变化的均衡之处；同时强调读者对于文本内在含义的解读与挖掘，而非追寻已经消灭于历史中的作者原意，或许正好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相对主义倾向与贝蒂阐释学心理学倾向的解决之道。

综上所述，伽达默尔与贝蒂的阐释学的聚焦之处正是他们以文本作为对读者地位的约束，而约束的不同力度以及其背后的思考，展现了双方对于读者地位认识的互补可能。

四、结语

读者在接受活动中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伽达默尔与贝蒂两位阐释学家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结合双方的答案来看，读者在接受活动中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的同时，也应保持对文本的尊重。

参考文献：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1：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4，546，421，379，176.

[2]朱立元.伽达默尔与贝蒂：两种现代阐释学理论之历史比较——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思想资源谈起（上）[J].当代文坛，2018，（03）：13.

[3]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60-161，127，130-160.

[4]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375.

[5]朱立元.伽达默尔与贝蒂：两种现代阐释学理论之历史比较——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思想资源谈起（下）[J].当代文坛，2018，（04）：8.

[6]洪汉鼎.论伽达默爾的“事情本身”概念[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64（02）：36.

[7]（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2：真理与方法 补充和索引（修订译本）[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98，495.

作者简介：

金书豪，男，汉族，河北大学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