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保险如何为农业遮风挡雨

● 焦晶娴 陈卓

洪水退去一周后，吉林省舒兰市开原镇五滴村村民胡进喜（化名）还在树林里找牛。他有17头牛，每头牛交了100元保费，最高保额1.5万元。若牛因洪水死亡，他能获得赔付。但按过去的赔付惯例，没有尸体，就无法核定损失。

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吉林省在内的很多地方，养殖户和农户都因洪水遭受了损失。日益频发的气候灾害正威胁着全球农业发展。2023年8月，雷电、暴雨、雷雨大风、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数量达2017年以来最高值。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保险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21年为例，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340.2亿元，保险业因灾赔付186亿元。其中，农业保险对恢复农户生产的作用愈发显著。

胡进喜运气不错，他的牛都还活着。因2023年情况特殊，同村未找到牛的农户，最终也根据估算的肉牛重量获得了赔款。但记者采访中发现，各地仍存在赔付标准不清晰、赔付金额偏低的理赔争议，而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的特点，也让保险公司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超赔”风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庹国柱认为，协调好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者的关系，是未来我国农业保险纵深发展的关键。

农业保险赔付是否到位

2000年，庹国柱在湖南调研，看到一些农民在洪灾过去两年后仍没能恢复耕作，挤在帐篷里，靠政府每个月发的17斤大米生活。20多年过去了，他欣慰地看到，农业保险正成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的重要力量。

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实施，在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的补贴下，农户只用缴纳20%左右的保费，个体的风险在广大的参保农户中被分担。

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毗邻鄱阳湖，三分之一的田块易涝易旱，该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2021年起逐步推广完全成本保险（除基础的物化成本外，将土地和人工成本也纳入保险范围）后，易涝易旱的田块种植率明显上升。

但一些农户对理赔仍有疑虑。一名都昌县的种粮大户连续4年购买了保险，2022年8月都昌县遭遇大面积旱灾，按照保单，一亩水稻绝收应该赔付800元，但最终只赔了600元，定损员告诉他：“全县大面积遭灾，赔得太多，只能降一降。”

庹国柱解释，出现上述现象有保险公司赔付不规范的原因，也代表了农户对农业保险赔付水平更高、覆盖范围更广的期待。他说，现在市面上的保险产品均以户为“投保单位”，部分地块的损失需要放在全部投保面积中平均。农户认为部分地块受损严重，但整体计算可能没达到“减产20%”的赔付标准。达到赔付标准后，保险金额要乘以减产比例和不同生长期对应的赔付比例。他认为，无论哪个阶段受损，作物产量都会受到较大影响，但保险公司出于风险规避，仍会严格划分生长期，使农户对赔付的获得感不强。

另外，不同保险类型的承保范围也有所不同。河南“烂场雨”后，部分小麦发芽后影响售卖价格，这部分损失并不在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之中。现行的保险条款只保产量损失（成本）责任，小麦质量下降，属于“产品质量责任”。

“精准理赔”难在哪里

事实上，保险公司也期待实现精准理赔，但现实中存在不少限制因素。

我国种养殖业散户多、规模小、分布分散，承保理赔中保险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有限，基层业务成本高。仅在收集农户自缴保费方面，某省保险监管机关曾公开测算，如果派20人去一个村庄上门收保费，车费、工资等亩均承保成本为5.3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户每亩3.6元的自缴保费。

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短时间内精准定损的压力也较大。再加上每年村里都会有改种、农民外出务工等情况，而且灾后基础设施尚未完全恢复，灾后统计难度大、耗时长。

庹国柱在调研中还发现，在村集体投保中会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况。散户多通过村集体统一投保，难免产生攀比心理。一些承保机构把一个村的受灾农户按受灾程度分为2—3个档，每档的若干户数都按一个损失程度进行赔付。还有地方的村委会把全村保险赔款和少量救灾费用加在一起，平均分给村民。

“一碗水端平好做事。”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这样解释。按照江西省农业保险管理文件，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配合开展承保、查勘、定损等技术支持。在遇到理赔纠纷时，该工作人员介绍，都昌县农业农村局会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定损，但最终往往会考虑维护村内关系稳定。

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影响着赔付效果。在部分财政紧张的市县，有时会出现“倒签单”，或者拖欠、截留、挪用保费补贴的现象。

除此之外，一些保险公司还拿不到足额的保费补贴。庹国柱2018年在调研中发现，某省的市级分公司3年未收到的“应收保费”总共有8100多万元。2021年他在某省调研时，发现该省应收保费率（应收保费/保费收入×100%）高达142%。为了支付受损索赔农户的赔款，一家公司只能向银行借贷5000万元。

庹国柱认为，这些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仅破坏保险市场良性运作，还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堪忧，进而选择压赔、惜赔。

政府能否发挥“催化剂”作用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保费规模正稳步扩大，2020年保费规模达815亿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农业保险条例》中，农业保险的经营原则被定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

庹国柱指出，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虽然不直接参与交易，但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推动力”，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既要给投保方提供价格补贴，并在灾害损失发生后协助进行损失查勘、定损和理赔工作，还要动员和组织农户投保。

想要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已经建立起本省市农业保险信息管理平台，其他省市也有不少正在探索建设中。

除了对保险公司业务数据的监测，地方政府行为也应被纳入监管范围。以保费补贴管理为例，2021年新修订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规定，对拖欠承保机构保费补贴较为严重的地区，财政部将通过适当方式公开通报，下达督办函进行督办。整改不力的，财政部将按规定收回中央财政补贴，取消该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但实际操作中，保费管理缺乏相对应的监管机构，相关文件中也无明确规定。银保监局、银保监分局负责辖区内保险机构和保险业的直接监管，但保费补贴涉及多级财政部门，银保监局、银保监分局难以监管。

一些省份正积极探索解决应收保费问题，2023年已有11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实行“直拨”模式，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结算中央和省级的保费补贴资金，这样能有效避免保费补贴被地方政府拖欠、挪用。庹国柱估计，这种模式下应收保费率将降至10%以下。

回顾1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仍较依赖政府补贴。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农业保险承保利润分别仅为1.01亿元和2.77亿元，承保利润率只有0.17%和0.4%。

进一步提高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也是政府未来努力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翀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在一些地区，部分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简单赔付率连续几年都超过100%，高风险严重影响其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我国物产丰富、种植养殖种类多，许多特色蔬菜、水果和水产没有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董翀认为，部分规模经营的种养殖户其实对保障水平更高的商业保险也有需求。但目前市面上的保险产品较为单一，不能有效满足各类经营主体的多样化保险需求。

“除了农户的风险意识有待提升，这也体现出农险产品设计尚不能很好契合农户需求。”合理的产品设计需要以多年数据积累为基础，而目前农业产业领域数据积累和应用水平都有待提升。创新险种成本较高，审核批复流程复杂，导致保险公司创新商业性农险的积极性不足。

董翀建议，政府可通过开放市场准入、打破市场分割、加快推动农险行业数字化改革、税收优惠等支持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优化政策鼓励农险科技创新投入，建立有关农业灾情、土地确权等数据的共享机制，并加快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些国际经验或许可以参考。在以小农户为主、农户支付能力有限的非洲，为开发价格便宜、投保简便的农业保险产品，各国政府与农险科创公司及国际机构合作，有些创新产品将保险费用的支付推迟到收获后，降低农户购买保险的门槛。还有基于图像的新型产品，通过农户定期自行上传农作物生长情况图片，提高远程理赔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