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一种治愈型的情感沟通方式
——访格莱美录音师王晨翱

特约记者/满 源

王晨翱简介：

王晨翱，1993年生，毕业于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录音工程专业。

2016年毕业后就职于坐落在洛杉矶好莱坞的Henson Recording Studios，担任助理录音师三年。期间合作艺人包括The Rolling Stones、Don Was、John Mayer、Coldplay、Danny Elfman、Adele、Maria Carey、Dead &Company、The Voice、Post Malone、Justin Bieber、Katy Perry等。

期间获得过的格莱美奖项包括：

-第62届格莱美最佳爵士人生专辑，“Thirsty Ghost” by Sara Gazarek

-第63 届格莱美最佳流行人声专辑，“Changes” by Justin Bieber（入围）

-第64 届格莱美年度专辑，“Justice” by Justin Bieber（入围）

-第64 届格莱美最佳流行人声专辑，“Justice” by Justin Bieber（入围）

-第64届格莱美最佳纯乐器作曲专辑，“Eberhard” by Lyle Mays

期间获得过的中国台湾金曲奖包括：

-第28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幻城”（入围）

-第34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簷風謠”by山狗大乐团，最佳客语歌手（入围），年度专辑（入围）

王晨翱还是格莱美录音协会的投票会员，目前就职于七次格莱美获得者John Mayer旗下公司，担任录音师工作。

记者：请讲述一下自己学习音乐的心路历程吧。

王晨翱：跟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一样，我成长在一个家长给孩子报无数培训班的时代背景下。我是从4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也是家里一直逼着天天练琴。印象里我的童年基本就是练琴，然后偷着买漫画书和游戏机，最后让我妈发现，都给打包扔了。一直到初中开始接触爵士钢琴，机缘巧合下又开始学习爵士鼓，通过爵士鼓又接触到了吉他，然后就磨着我妈给我买电吉他。初中三年级时我妈终于给我买了人生第一把电吉他，那是2000年初，听的还都是Steve Vai、梦剧院（乐队）之类的。可能是因为叛逆期，比较喜欢躁的音乐。这种嗜好也许是学习古典音乐之外，必须得喜欢上一个与之反差最大的东西。甚至到我16岁来美国读高中时，第一场看的演出就是梦剧院的。

记者：学习生涯时就想报考伯克利吗？志愿就是从事录音专业吗？

王晨翱：从上小学时我就一直想出国学习，可能是因为光弹琴了，文化课太差，于是就想报考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那时想着可能出来上个高中更好考一些，但现在看来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我在2012年入学的时候，伯克利的中国学生可能也就20～30个，不像现在好几百都有。惭愧地说，当时考学的时候还差点没考进去，是我坚持去参加了一个暑假十二周的课程之后，学校才让我入学。毕竟学了那么多年的音乐，理论基本功还是有些基础，但那个时候不懂什么考学技巧之类的，基本就是凭自己的能力裸考。

大学我一直在学校的演出场所打零工，能看到很多同学，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的专业水平都非常高。等到了大学第三年要选专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成为一个职业乐手的理想可能不太现实，但既然在一个音乐学校，我为什么不选一个“最牛”的专业（题外话：音乐工程录音专业是伯克利每学期最难进的专业，我那个时候每个学期只录取50人左右，需要经过很严格的面试面谈）。就跟我考学时遇到的挫折一样，第一次面试录音专业的时候，我又没被选中，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还是让我进了。现在想想，真是挺有意思的。不怕困难多，就怕没毅力。

记者：在国外求学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在知识和认知体系上，国内外有哪些差距？

王晨翱：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可能在听感上占的比例是80%，理论知识上只有20%。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些14～15岁的孩子，琴弹的比成人都好。可能他们不懂太多的理论知识，但受成长环境的耳濡目染，很多乐句、风格、即兴、乐感已经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了灵魂里，所有演奏中的决定都是潜意识里产生的。

我在出国之前在国内读过一年音乐附中，我记得当时很多学习的材料还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东西。甚至现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些视频，很多学校的知识体系跟我13年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国内音乐方面的教学材料和内容并没能与世界同步，没有与时俱进地在发展，故此可能会对国内的音乐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是急需要改善的一方面。

记者：你对录音师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理解？

王晨翱：录音师这个职业可能跟心理咨询师有异曲同工之处。很多时候在工作环境下，可能对音乐人心理的把控判断要比你能把声音调得好重要得多。不同音乐人的心理真的很难把控，而且这不是学校里所教授的知识。有的艺人喜欢你顺着他说，这个时候你不要过多地表达你的想法。有的艺人非常需要得到你的肯定，在录音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真诚地赞美他。有的艺人很随和，你在他面前可以真实地做自己，不用考虑到这么多。录音这个事其实在这个时代，科技变得如此发达，人人都可以上手的情况下，已经变成了极简化的工作。前期后期有太多可以通过软件改变、控制的手段，不像在上世纪50～60年代，录音师的水平基本决定了作品的成败（当然表演者的水平更重要）。现在一个录音师好坏的判断条件可能更多在于他的做人和性格吧。

记者：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就职好莱坞工作室？说说你当初得到这份工作后的内心感想。

王晨翱：伯克利毕业后我搬到了洛杉矶，毕竟美国音乐产业最发达的地方就在这里。也是经过很久，投了很多简历，敲了很多门，在一个学长的帮助下才进到了Henson录音室工作，我真的非常幸运。可能大家对于Henson不太熟悉，知道更多的是Capitol、Sunset、United这些工作室。但其实Henson算是跟Capitol、United齐名的存在，它属于有很深厚历史的好莱坞录音室。当年那首传遍世界各地的“We are the world”（迈克尔·杰克逊等众星献唱的经典之作），就是在其录音室里录制的。或者更早大家知道的A&M唱片公司，就是它的前身，比较知名的艺人包括John Mitchell、Sting、Carpenters、Sheryl Crow等等。

到Henson工作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一堂音乐历史课，因为我之前对这里的很多艺人的音乐根本不怎么了解。说是历史课，不如说更像是真人秀。比如给Sting的儿子录音，然后他说我录得很好听，这真的是很神奇的经历。

记者：光看到你合作艺人这一块的履历，就够很多人（包括我）羡慕不已了。那些大牌乐队和艺人的名字都是世界顶级的存在！在羡慕你的同时，最想问你的问题是和他们接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譬如The Rolling Stones、JohnMayer、Coldplay）？和他们头一次见面时你的内心澎湃吗？

王晨翱：在遇到的众多传奇人物中，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的，应该只有Paul McCartney吧。在这里见到的音乐人、艺术家太多了，对这个真的有些无感。实话说，大部分的艺人就是普通人，越大牌的艺人，为人越谦逊，越平易近人。经常是刚入行，或者知名度不是那么高的艺人，才会耍大牌或者态度很差。还有就是，大家都专注于工作，不会去想这个人多么有名之类的话题。我工作了6年，见过的名人无数，但我甚至没有跟任何明星主动合影过。

记者：给我们讲一讲那些优秀艺人在录音棚里的真实工作状态。有没有从他们身上汲取到什么养分？

王晨翱：每个艺人工作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总结下来可能大概这几点比较有共性吧。一是好的艺人在工作中专注度极高。比如基本没有去看手机，或者做一些私人的事情，没有女朋友/妻子在棚里一起，没有任何分心，所有其他的事情都置之度外，当下就是百分百投入在创作中。

二是效率都极高。一般艺人到棚之后，所有的乐器、录音设备都是准备就位的。可以说是进门就唱/弹，弹完就“下班”，很少有在那磨了好几个小时什么也没搞出来的。一些老牌艺人，录音时甚至是一遍就结束，不会说在那唱了好几遍都不行，真的是专业度非常的高。而且大部分的歌手、乐手，都自带“唱片音质”，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原声唱出来就已经是唱片制作后的水准。我觉得这是一个艺人最重要的素质，因为这不是后期能通过软件修出来的东西，这才是最真实最美的音色。

三是好的艺人做人真的没话说。我举个例子，在录制Sob Rock这张专辑时，我出了个小车祸，到了录音室我就跟大家说起这个事。当时的制作人Don Was二话没说就给我写了一张支票帮我修车。后来那年圣诞节放假前最后一次录音的那天，他又给了我一张支票祝我圣诞快乐。所以先做人，再做事。

记者：你目前是John Mayer旗下公司的录音师，你眼中的John Mayer是什么样？公司的情况如何，你负责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王晨翱：由于签了保密协议，我不能说太多他这个人的细节，但我可以谈谈公司和我的具体工作。

我们公司很小，一共才有4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的日常助理，一个专门负责照顾他所有吉他设备的技师，一个专门负责他的巡演、演出事宜的人，还有我。

我主要负责他除了巡演之外的音频上的所有工作。包括他的录音室，他在外州的录音室，他日常在录音室写歌、制作和其他艺人在创作上的合作、唱片制作、唱片制作完成后的音频上的宣发类需求，他巡演上的playback音频上的需求以及他过去20年所有发行过、未发行过的音频、视频的保存与整理等诸多工作。

记者：就我所知国内一些比较优秀的录音师和录音工作人员都是没日没夜地在干活，他们确实很牛，但的确非常辛苦，这个工作就必须是这样黑白颠倒吗？你在国外通常也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对这种工作模式又有怎样的理解？

王晨翱：我刚开始做录音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Henson时可能一个棚一天（24小时）要接三波客人，所以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清理房间，再按照客人的需求重新搭建，然后再清理房间。我记得无数次的夜班都是晚上5点去，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才下班。这对心理上是很大的挑战，但总是要告诉自己这毕竟是服务业，客户就是上帝。

后来跟了John就很少出现这种长时间的情况了，因为我们的录音室永远都是设置好的，可能会有小的变动，但也很容易就搞定。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日没夜真的吃不消，还是更倾向于有规律的工作和生活。

记者：除了傲人的工作环境和合作资源以外，更令人羡慕不已的还得是你的那些格莱美级别的获奖经历！年纪轻轻的你是如何做到的呢？你一定比别人在背后付出了更多努力吧？

王晨翱：其实我也没有比谁强，只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更重要的是在于坚持。我的性格就是认定的一件事一定要做下去，不给自己留第二个选项。想想6年前很多一起毕业然后来到洛杉矶的同学，现在基本已经回国了。

记者：在你获奖或提名的格莱美项目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

王晨翱：做Bieber专辑的时候是我真正意义上接触到最顶级的流行音乐唱片是怎么制作的，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毕竟可以算是跟人声制作界的鼻祖学习。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但由于保密协议的原因，目前没有办法给大家说。

记者：在录音环境和设备方面，你觉得目前国外和国内有什么差距或差别吗？该如何改善？

王晨翱：这个问题我就说些大实话了。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关注国内录音产业，从设备来说，国内和国外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小到几百块的插件，大到几百万的录音台，不会说国外有的东西国内没有。

但声学环境上却大相径庭，从我听到的消息来说，即使是在国内几百万投资进去的顶级录音室，声学环境却让人大跌眼镜。其实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年我也接触了很多搭建录音棚的声学项目。如果从一个已有建筑架构上来做录音棚，其实是很难达到正确的音频反馈。因为建筑体本身有固定的形状，大部分的形状都不适合音频播放。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面积，好的声学反馈对低音的处理需要很厚的墙体。甚至地面的独立性、噪音、通风、有录音台/没有录音台、设备的选择等等，对最终的效果都有很大影响。

最大的差距，我觉得是人才。从我的认知上，国内很少有真正懂设备、懂声学、懂怎么做专辑的人。经验的缺乏是很大的因素，毕竟做录音、做专辑是西方的东西。有的人可能说，那不会，我们有设备、有资金，我们自己研究，也能做出好东西。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看看视频、看看教材就能研究出来的。

记者：推开职业不说，对普通音乐爱好者而言，你认为学习一两件乐器对生活有什么益处？

王晨翱：我觉得会弹一件乐器，或者会唱歌，甚至喜欢听唱片，真的是一件非常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事情。音乐能够缓解生活的压力，拥有很强的治愈性，也是一种情感沟通的方式。如果世界上要分为两种人的话，那一定是爱音乐的人和对音乐无感的人吧。

记者：就你所看到的感受的，在国外音乐对于人们象征着什么？或者说音乐在他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

王晨翱：音乐在国外生活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在国外，各种音乐节，各种巡演琳琅满目，生活中广告、电影电视剧、餐厅、商场也都是什么最火播什么，各种的发烧音响展会、音频类展会也不只有专业人士才去参与。可以说是普及率十分之高，专业程度也十分之高。

记者：你觉得对于国内人们（特别是孩子）的音乐素养的提升，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改变？

王晨翱：如果有条件的话，我非常鼓励大家来国外学习音乐，并不是因为国外学校教的知识有多么好，而是你可能会获得能够站在一个更高平台的机会。

记者：就整个世界大环境来说，你觉得目前音乐行业的现状如何？从职业角度有什么需要突破或革新的地方吗？

王晨翱：我觉得对于录音行业来说，可能我们现在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从2000年开始，录音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在卧室就能完成的事情，这种科技的革新既是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推进，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摧毁。如果说10年前数字技术还无法复制模拟技术的质量，那现在是已经完全做到。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这个行业上端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希望不是A I吧，那可能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记者：我知道你目前在国外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但还是想问一下，有计划回国发展吗？未来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

王晨翱：目前并没有回国发展的计划，但我一直对中国艺人非常有兴趣，希望将来能有合适的机会一起合作。

记者：给一些喜好录音或未来想从事这项事业的国内年轻朋友一些良性的建议吧！

王晨翱：希望大家打好坚实的基础，真真正正地懂得听音乐。多听正版的高音质的音乐，多在正确的声学环境下听音乐。最重要的是，学会享受音乐，热爱音乐，这样才能做到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