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幕府御用汉籍考略
——以德川吉宗的汉籍收藏与研究为例

徐金凤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 阳 110136 中 国

引语

中日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根基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日本的平安时代，谴隋使和遣唐使回日本时带回了大批的书籍，在中国文化的东传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江户时期，由于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日本人不能渡外，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幕府会通过唐通事向来航的中国商人订购货物与书籍。

一、长崎的唐通事与持渡书

江户时期中日的唐船贸易繁盛，源于明朝与室町时期的信牌贸易在江户时期得到了延续，日本出口到明朝的商品主要有硫磺、铜等矿产、扇子、刀剑、漆器、屏风等，而从明朝进口商品主要有明钱、生丝、纺织品、书籍等。及至德川幕府时期，在闭关锁国的政策管制下，与中国的贸易成为其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中国出口的生丝绸缎书藉等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地可得五，及回货，则又可以一得二。”（邵继勇，2008: 60-65）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末期。《天启实录》也有记载说：“闽、粤、三吴之人，往于倭岛者不知几千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日唐市。此数千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实繁有徒。”由此亦可见当时中日贸易的繁盛。

应中日贸易语言沟通的需要，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立了唐通事，起初唐通事多从明朝的遗民中选出，山西人冯六为幕府任命的第一任唐通事。明末清初大量的明代遗民来到日本，在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执行之前，明人多居住在九州的各地，后来根据锁国政策多移居到长崎。唐通事的职责有翻译、协助奉行进行商船的出入港管理、制作账簿、起草各种文件、处理外交事务等。此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接受幕府、各地大名等的商品需求转给唐船船主，书籍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德川吉宗也通过唐通事预定了儒学相关书籍以外的《大明律》《大清会典》以及各地的方志等书籍。

德川吉宗为将军的执政期间为享保年间（1716-1727），此间正好涵盖了我国清朝的雍正年间。期间中日贸易往来频繁，从中国南京、福州、泉州、广州等地驶往长崎的商船众多，这些往来的中国船只被称为“唐船”。

唐船所带来的书籍称为“持渡书”。江户时代日本文化与教育的中心都是儒学，藩校、乡学、私塾、寺子屋等各级教育机构都是以汉学为中心的，汉学的教材多来自持渡书。

明清时期，由于出版技术的发展以及商船承载量的加增，输入到日本的“持渡书”较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据现保存于长崎的档案资料统计，从1693年到1803年的百余年间持渡书的种类就多达4781种。另据统计在江户时代，从长崎输入的汉籍竟有7893种之多，内容包括儒家经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学药理等。

据《唐蛮货物帐》记载，1711年的唐船共计有54艘，其中6艘船的载书情况如下：十号宁波船2部，十五号南京船93箱，十九号宁波船4箱，二十五号南京船1箱，二十七号宁波船1箱，五十一号南京船40箱。其中，十五号船的载书量最多，仅这一艘船所携带的书籍就达86种、1100余册。

其所载书籍的书目与数量如下：

表1 1711年十五号南京船所载书籍目录

由上表可知，1711年11号南京船所载的书籍种类繁多，涉及了儒学的经史子集、诗词、医学、农林、医学、方志等，但方志书籍只有《江南通志》，这与德川吉宗任将军的享保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德川吉宗与《大明律》

德川吉宗于1716年即将军之位，据史料记载吉宗酷爱学习，即位没多久就下令命书物奉行提交枫山文库的藏书目录。为了满足吉宗的高效率阅读，书物奉行不得不催还已借出的书籍。除了提升自己作为将军所必备的常识性阅读之外，尤其喜爱律书，这从室鸠巢《兼山秘笈》中“自弱冠崇好《大明律》，朝暮捧读不懈”的记录可窥一斑。

另《有德院实纪附录》卷十记载：吉宗早在纪伊家时就喜好律法之书，继任将军后，更是时时预览。荻生总七郎观、深见久大夫有邻、成岛道筑信编、高濑喜朴某等奉命考证答疑亦时有之。并屡屡垂问荻生总右卫门茂卿，其实曾赠示藏于御文库之《唐律疏议》，令茂卿施以训点，进行翻译（大庭滫，1998：241）。

由此可推断，吉宗对明律的喜好非同一般。此外为了“考究天文历算之学”，甚至缓和了自1685年（贞享二年）以来极严的禁书政策，允许“虽有言语涉及但无碍大局”的书籍流入日本。通过唐通事与长崎奉行，吉宗订购了《大明律》《大清会典》等律书，并持续求购中国的《方志》。在唐船带来的持渡书籍中，吉宗还会亲自挑选认为有用的书籍。

十八世纪上半期，日本盛行明律研究。明律研究的成果中最为突出的是荻生徂徕的《明律国字解》和荻生徂来的胞弟荻生北溪的《明律和刻本》，这些著作为日本律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川吉宗收集明律并热衷于研究律法，与明律研究的风气密不可分。

吉宗的父亲纪伊藩藩主德川广贞在1690至1694年期间曾命榊原篁洲将《明律》译成白话文的《大明律谚解》。榊原篁洲逝世后，其子榊原霞洲、鸟井春泽、高濑学山等都是吉宗身边研究明律的学者。其中高濑学山曾在朝鲜注释本《大明律直解》的基础上对之施以和训，此训本现收藏于内阁文库。1715年，在德川吉宗的授意下，高濑学山对大明律重新进行白话翻译，据记载高濑仅十个月就完成了此项工作。此后高濑学山对明律的研究一直未间断，1744年还作成《大明律详解》一书献给吉宗。

继高濑学山之后，荻生北溪成为吉宗律学顾问中的重要人物。荻生北溪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为明律加注训点。经北溪加注训点的大明律于1722年刻板刊行，即上述所提及的迄今为止保存完好的《大明律和刻本》。

荻生北溪在比较《明律》《唐律》与《和律》之后认为《明律》是以《唐律》为本的，明律中关于犯罪的种类有所增加，在官制和军政制度方面唐律与明律在某些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和律》多依据《唐律》编写而来，《唐律》中的很多内容实质上已经融入到日本的习俗与习惯之中。这一比较无疑也证明了中国律法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无疑，吉宗喜好律书有助于他思考与建构幕府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有利于巩固其时的政治制度。枫山文库除了收藏有《大明律》之外，还收有《大明会典》《大明官制》《大明集礼》等书，想必吉宗也悉数借阅过。

三、德川吉宗与《大清会典》

据大庭滫考证，德川吉宗分别于1720年和1722年两次购买《大清会典》，另据《幕府书物方日记》记载，《大清会典》曾由深见久大夫携往长崎，请教随商船来长崎的中国文人及有学问的船主，以便做律书注释。深见久大夫是福建人高寿觉之孙，深见久大夫的父亲深见玄岱于1709年被召至江户任幕府儒臣，与新井白石、室鸠巢等共同侍事于将军。后深见久大夫子承父业成为幕府的御用儒者。深见久大夫不仅是奉吉宗将军之命对《大清会典》的翻译者，也曾推荐了《大清会典》的收纳。《幕府书物方日记》1726年2月18日记事中曾记曰：“据深见久大夫禀告，乃长崎奉行向唐国约购书籍，此度可纳入御文库”（大庭滫，1984：239）。据《日本经济丛书》记载，《兼山秘笈》卷五享保六年（1721）10月24日附录中曾提及深见久父子奉命翻译《大清会典》，为此深见久大夫在长崎滞留了五年之久。除《大清会典》之外，深见还翻译了《明清会典》等汉籍（泷本诚一，1916：472）。

作为德川吉宗身边重要的律学顾问，荻生北溪对《大清会典》也颇有研究，是吉宗关于《大清会典》的主要解读和咨询者。根据吉宗所询问的问题可发现其关于《大清会典》的兴趣似乎主要集中在官制方面。为了方便吉宗查阅，荻生北溪还编纂了法律用语事典《集政备考则例类编则例全书考》。

德川吉宗偏好《大明律》《大清会典》等律书，是意欲借鉴中国的律法制度以完善幕府的政治制度。其对《方志》关注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考察中国的地方行政细节以便于借鉴。

四、德川吉宗与中国方志

除《明律》和《大清会典》外，德川吉宗对方志亦有及大的兴趣。据记载吉宗曾向长崎方面订购过方志类书籍。鉴于吉宗对方志的喜好，前田纪纲曾向吉宗献上所收藏的十三府志（具体为《保定府志》《河间府志》《大名府志》《真定府志》《庐州府志》《镇江府志》《松江府志》《太平府志》《安庆府志》《福州府志》《南昌府志》《太原府志》《开封府志》（大庭滫，1984：268-269）。在接受了前田纪纲献上的府志后，德川吉宗又通过长崎奉行发出订单。于是中国的方志随唐船不断运往长崎，并集中到江户供吉宗阅览。据大庭滫的考证，仅1725到1727年的两年期间，持渡书中方志书籍就有422部，其中包括直隶省、保定府、永平府、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顺德府、广平府、松江府、镇江府等等，几近包含了中国全境。

表2 德川吉宗在任时期持渡书籍与地方志数目统计

对中国的律法倾注了极大关注的吉宗对方志表现如此大的兴趣，可能有如下原因。一是1719年即吉宗即位的第四年，曾下令编著《日本国总图》，中国的地方志可为其提供借鉴。其次吉宗对清朝的政治尤其是康熙的业绩极为关注，通过考察方志可以了解到地方行政的细节，从而作为自身行政管理的参考。另外，大庭滫通过御用学者对中国方志的摘录多集中于物产部分这一点也可以推测，热衷于方志也可能是因为吉宗对中国各地区的物产感兴趣。吉宗执政后半期热衷于与中国的贸易，亦或许与此相关。

五、结语

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根基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推崇儒学，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信奉朱子学、阳明学等学派的思想，很多儒学的学堂都在幕府的保护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封闭思想的闭关锁国并没有禁止到幕府所需汉籍的输入。书籍在思想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吉宗以后及至江户末年，幕府订购的御用书籍涉及经史子集各类，促进了江户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医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介绍世界地理的同时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传到日本后大为盛行，为日本明治维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江户时代唐船除了运送货物之外，日本幕府方面有时还要求将各种人才介绍到日本。德川吉宗曾要求船主带来医生、马医和善于骑射的人，还要求带些马匹。中国的船主满足了吉宗的要求（大庭滫 李秀石，1980：95）。此外跟船的船主和随行人员中本身即为文人或书画家，在日滞留期间亦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如沈南蘋将写实画风传到了日本，兴起了长崎派，在日本的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医师如陈明德、陆文斋、朱来章、周岐等为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上所述，日本在江户时代，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