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的力量：中国与世界体系中力量的消长

□ 阮 炜

今天，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霸权依然存在。但是，西方霸权是时间的产物，是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甚至晚至公元18 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后期、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最终确立起来。在此之前，不仅不存在什么西方霸权，而且西欧因偏处亚欧大陆最西端，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在占领地广人稀的美洲之后很久仍然如此。及至20 世纪前期“一战”时，西方霸权达到顶峰，之后便一直处于下行轨道。迄于今日，虽不能说西方霸权已经终结，甚至不能说接近终结，但一个日益显明的事实是，非西方世界在经历两三百年的相对衰落后，又重新崛起，挑战西方享有的种种优势，重构全球经济、政治、科技乃至军事版图，迅速重返其历史位置。从西方人的立场看问题，或许只有坦然承认并接受这一现实才是正途，其他选择均非明智。问题是，这种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的历史格局何以是可能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公元16 世纪。此时，美洲的古老文明被扩张至此的欧洲人毁灭，在这个星球上的“旧世界”早已有西亚、东亚、南亚、北非、西欧、东欧等多个文明区域并立共存。这意味着人类文明是多样的。虽闭目塞听者对其视若无睹，这一事实却不容置疑。另一个事实同样不言自明：迄于今日，各大文明无不具有强健的历史文化自主性或主体精神。故此，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由于西方人凭其暂时享有的优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其价值观强加给非西方世界，两三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多元格局就会被打破，甚至消失，形成西方文明一尊独大的局面。

另外，由于“旧世界”各大文明区域大体上处于相同的纬度，气候同样既非太冷也非太热，降雨量同样既非太大也非太小，即这些条件都适合进行农业活动，因而至近代前夕，各区域人口数量均已从史前的一二十万增长至数千万乃至上亿。同时，各区域之间虽不可能进行有大量人口参与的密集交往，但因历史悠久的商贸往来，相互间一直交流不断，西亚与西欧、东欧之间更有源远流长的深度交流。故而至16 世纪，各大区域人类所驯养的重要动物如牛、马、羊、骆驼、狗、猫、猪、兔、鸡、鸭等，和所种植的重要植物如小麦、水稻、大麦、燕麦、豌豆、大豆、芝麻、蔷薇花科果树、十字花科蔬菜等，竟是相同或相似的。甚至各大文明区域内人类易患的疾病也是相同的，如众所周知，欧洲人入侵美洲之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并非钢铁利剑和热兵器，而是新大陆原住民毫无抵抗力的霍乱、天花、麻疹、鼠疫等亚欧大陆人类早已对之产生抗体的传染性疾病。这意味着亚欧大陆的东端、南端、西南端、西端（包括西欧和东欧）这四大文明区域在文化形态方面虽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大文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却大致相当，或者说不同区域的人类发展历程具有同步性、统一性，西欧并非明显强于西亚，东亚也并非明显强于南亚或西亚等，11 世纪之前的西欧甚至明显弱于西亚和东亚。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其实源自这一认知：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各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同步性和统一性，而且这种同步性、统一性从根本上讲产生于亚欧大陆东部、南部、西南部和西部所各自享有的适合农耕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这些区域之间先天性的地缘连续性和一致性。也可以说，不同区域发展程度的相对一致性和同步性，从根本上讲源自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但必须看到，自18 世纪中叶以来，因率先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也因盛行一时的进步论的影响，西方人不仅认为自己更“进步”，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大高于非西方世界，而且认为其文明形态高于非西方文明。今天，前述文明多样性中的历史同步性、统一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如果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不同区域在发展水平上开始出现差距，不同文明之间开始拉开距离，那也是18 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之前，各区域因社会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其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在形态方面虽有差异，但总体发展程度并无根本不同。一个越来越被学界接受的观点是，文明多样性中所蕴含的历史统一性不仅表现在现代之前各非西方区域所各自产生的合理化要素上，也表现在它们在汲取现代理念、制度和技术后，对人类文明总体发展已然作出或将要作出的贡献上。

仅就西方而言，其18 世纪中叶之后的认知历程可这样概括：一元主义的文明观与真理唯我独占的心态一度成为主流思维，但从20 世纪初期起，随着两次“大战”的发生，随着非西方世界的不断崛起，当然也随着东西方物质和信息交流日益深入，这种一元主义的文明观开始让位于一种多元主义的文明观。换句话说，西方人已开始摈弃其先前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占真理的心态，不得不承认真理并非为我所独占，其他文明不仅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拥有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遑论在历史上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深刻转变当然有一个宏大的背景，随着西方逐渐丧失其相对优势，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效力将随之产生。今天，全球力量对比正朝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方向迅速变化，文明间的对话和互识互鉴正日益加深，多元主义的真理观必将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接受。但这并不等于西方人历来如此。在如何看待非西方世界上，西方人一度表现得非常傲慢。以下不妨对某些西方人的相关论述做一个简单回顾。

18 世纪中叶以后直至20 世纪后期，西方人凭借其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发展出一种凌驾于全世界的优越感，表现出一种夸大欧洲历史作用、否认其他文明对人类演进也作出重要贡献的倾向，认为自古以来欧洲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制度只可能产生于西方，西方以外所有其他区域不仅不具备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的能力，而且早已陷入停滞、落后、愚昧不能自拔的局面。很多著名思想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欧洲中心主义（可理解为一种变相的种族中心论）的种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其中较著名的有哲学家大卫·休谟（Dаvid Нumе，1711 —1776）、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аnuеl Kаnt，1724 —1804）、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е Cоmtе，1798 —1857）、哲学家黑格尔（G.W.F.Неgеl，1770 —1831）、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еороld vоn Rаnkе，1795 —1886）、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ах Wеbеr，1864 —1920）等。甚至青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Kаrl Mаrх，1818 —1883）也未能免俗。但除黑格尔外，其他人涉及中国的言论都不够系统、完整、清晰，大体上只表达了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或倾向。

黑格尔明显不同。在其所处的时代，“进步论”在欧洲正如日中天，以至欧洲人只看得见自己的“进步”，而对其他民族对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视而不见。在《历史哲学》（Рhilоsорhiе dеr Wеltgеsсhiсhtе）的系列演讲中，黑格尔提出“世界历史理性”或“世界历史精神”的概念，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逐渐展开和实现的一个过程，而“精神”的本质又是“自由”。可是，对于“精神”“自由”，中国人和印度人等竟懵懵懂懂，毫无意识，这只能证明他们尚处于“历史”之外。黑格尔还明说，在东方除了皇帝一人，其他人都是不自由的；东方人甚至不如古希腊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人便已领悟他的“精神”和“自由”了。黑格尔对中国的认识有限，不知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其人，此人逃避只有天子独享的“自由”长达二十几年；也不知明熹宗朱由校其人，此人对“奉天承运”君临天下无比厌恶，对皇朝体制强加于他的责任无比厌烦，而对当木匠做精细木工活却无比陶醉。做了诸多比较和排除后，最后只剩下一个民族即黑格尔本人所属的日耳曼人独享“自由”。这不是自恋是什么？

今天，西方中心主义在欧美知识界早已不是主流，甚至已被视为一种时代错误，但也有学者坚持旧观念，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系的卫尔金逊（Dаvid Wilkinsоn）。与黑格尔不同，他虽不直说欧洲某国垄断“世界历史精神”，却从文明比较入手，抛出“中央文明”论。卫尔金逊认为，至19 世纪，这个星球上仍有几个独立的文明，但眼下只剩下一个了，即以西方为核心的“中央文明”。它于前1500 年左右，在西北“旧世界”即西亚地中海世界，由埃及、两河文明融合形成，卫尔金逊将其称为“中央文明”。这里影影绰绰徘徊着一个幽灵——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卫尔金逊的西北“旧世界”不是别的，正是西方文明的前身，即两河、埃及以及后来希腊罗马等文明所在地，恰好是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发生地。这个从一开始就已是个巨无霸的文明拥有无与伦比的能量，在似无穷尽的扩张中所向披靡，令其他文明统统“死亡”或丧失其“历史自主性”：印度是在八九世纪穆斯林进入至18 世纪欧洲人入侵这一千年中“死亡”的；中国是在被欧洲人强加的鸦片战争、后来又参与西方人主打的“一战”，再后来更被纳入西方人所主导的“国联”等事件中被它吃掉的；日本则是在“二战”战败、随后被强制性改造的过程中向它俯首称臣的。不难看出，较之印度长达千年的“死亡”（占其全部历史的三分之一），中国丧失其“历史自主性”或“死亡”的过程实在太短，只能用荒谬来形容。在这种论说中，西方胜者通吃，非西方实体与之接触无不产生致命的后果，即知趣地“死”去。至于何为文明的“历史自主性”，或者说“死亡”，汲汲造论者竟懒得界定一下。

既然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史观今已不受待见，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是18 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获得相对其他文明的优势的根本原因，就必问两个问题：第一，为何现代科技首先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第二，为何现代资本主义首先诞生于欧洲？

现代科技是世界体系的产物。在大多数人眼中，西方科技等于现代科技；西方科技是欧美人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甚至正是因为最早出现在欧美的现代科技，欧美才得以区别于其他文明。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和技术是欧美文明的一个关键特质。例如，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Оswаld Sреnglеr，1880 —1936）不仅把电话、电报、铁路这些最早出现于欧美的事物归功于西方人，还把火器、印刷术等统统当作西方的伟大发明，竟不对人类的技术、知识在上千年时间中完全是自东向西流动这一历史事实做一个起码的梳理。长期以来，许多人还认为科技是工业革命的原动力，可事实并非如此。姑且不论在近代之前，人类技术的进步是在一个跨区域的经济、技术世界体系里发生的，故而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同步性，甚至统一性，技术本身也不能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头号关键因素，将其视为工业革命获得的一种助力或许更符合事实。

若能对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做一个探究，不难发现潜力极大、价值极大的科技发明总是出现在它们得到大规模运用之前，而非之后。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有潜在价值的科技发明能够得到大规模运用呢？答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是发明之母。离开了真实而有效的需要，发明必然流产。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历史上大量科技发明好似未能授粉，故只开花不结果。也就是说，它们的内在价值因经济社会需要尚不存在或需求极低，未能得到大规模运用的机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技术发明最终能否充分释放出其潜力，最关键的因素是其所产生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切地讲，是该社会中是否已然存在对该技术的市场需求，而这种市场需求又取决于该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另需注意的是，早在西方式的“现代”来临前，各非西方文明便产生了大量基于需要的有效的发明；若无这些有效的发明，东亚、南亚和西亚的文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至今的；若无这些创造发明，近代之前的西欧能否实实在在地进入“现代”，完全是个未知数。因此，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最早出现在欧美的现代科技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被视为“现代”？这种形态的科技之所以能够被视为“现代”，或者说，之所以能够产生种种可称之为“现代”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效应，究竟是西欧人所独享的某种奇特的文化形态使然，或者说是西欧人所独有的某种奇特禀赋使然，还是一个比西欧大得多的世界体系中的科技在农业文化状态下，在不同文化区域里逐渐发育、成长、成熟的结果，或者说是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总体经济、技术发展的内在动能和需要使然？

众所周知，欧美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文明，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源头又得上溯到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样，近代初期的西欧科技很大程度上是从古希腊罗马科技发展而来的，古希腊罗马科技远非从零开始，而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科技的延续，可视为西亚地中海世界科技总体水平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西欧科技还大大受益于中国和印度的科技成果，受伊斯兰科技影响尤其深刻。由于中世纪初伊斯兰经济先行发展起来，城市化水平也远高于欧洲，其科技在长达四五百年时间里也大大领先欧洲。

事实上，今日科学史界的一个共识是：9 世纪至12 世纪，伊斯兰的科学水平大大领先于欧洲。很多过去被认为是欧洲数学家在16 世纪至17 世纪科学革命期间提出的新概念，穆斯林数学家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9 世纪至10 世纪，阿拉伯学者巴塔尼（Al-Ваttаni，约858—929）、比 鲁 尼（Al-Вiruni，973 —1048）、查尔卡利（Al-Azаrqаli，?—1100）修正了托勒密的月球运动理论，其研究成果后来被哥白尼引用，也影响了开普勒和伽利略。10 世纪至11 世纪，伊朗、叙利亚和西班牙及中亚的穆斯林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了地球和天空。1079 年，穆斯林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Оmаr Khаууаm，1048 —1122）精准测量出一年时长为365.2421986 天，所订的波斯历比500 年后欧洲的格里历还精确。12 世纪的穆斯林易德里西（Mоhаmmеd аl Idrisi，1100 —1166）是已知最早的地球仪制造者，而地球仪的面世为后来欧洲人的地理扩张提供了便利。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世界也创建了最早的可称之为“现代”的医院，最早在清洁环境中用专业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伊斯兰国家还最早设立了针对医药人员的药草药物知识考试，给合格者颁发执照。伊斯兰世界早在公元859 年就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比被西方人视为世界最早建立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早了近一个半世纪，将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уlvеstеr II，945 —1003）就曾在该校留学。今天，欧美语言中仍保留着一些重要的阿拉伯语科技词汇，如zеrо（零）、аlgеbrа（代数）、аlgоrithm（算法）、сiрhеr（密码）、аlсhеmу（炼金术）、сhеmistrу（化学）、аlmаnас（历书）、tаriff（关税）、duаnе（海关）、mаgаzinе（仓库或货栈）等，这是伊斯兰世界科学曾领先欧洲的明证。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常被视为“西方”的技术实际上是一个比西欧大得多的世界体系整体演进的产物，而该世界体系又是多个文明——其中西欧文明最初只是个配角——共存共生共发展的结果。仅从欧洲人15 世纪至18 世纪的大航海运动来看，若无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和原初火器，欧洲人在地理“发现”和扩张中最需要火器时，难道能够魔术般地变出火器来？若无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怎么可能从依赖陆地景观的近岸航行法转变为重视方向本身的航行法？若无测天仪这种伊斯兰世界用来测量星体高度的工具，若无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技术和活字印刷术，欧洲人的地理“发现”和扩张能那么顺利？他们又如何在地理大扩张时代拥有大量相对准确的地图？

再看看其他方面。若无两河流域、埃及以及之后希腊罗马的技术积累，近代初期的瑞士人怎么可能制造出精密的瑞士钟表？同样，若无能明显提高运算效率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人发明后，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使用中改进的数字），欧洲16 世纪至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是否可能发生，完全是个未知数。再看看铁路。铁路固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就其在人类文明总进程中的重要性而言，未必能与阿拉伯数字、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战略性发明相比。19世纪上半叶，原有交通工具已满足不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铁路的出现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电报、电话等远程通信技术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发明。19 世纪中叶这些技术在美国出现后，迅速播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可如果要追究这种新型通信技术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其兴起不仅取决于经济迅猛发展所引起的对效率更高的通信工具的内在需要，更有赖于之前全球经济发展与为数众多的技术发明。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埃及人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在公元纪元前第三个千纪，埃及人已掌握了建造金字塔所需非常复杂的几何与计算知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结束时埃及人已能解一元一次、一元二次方程。此外，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埃及人最早掌握玻璃着色技术和皮革鞣制技术，也最早掌握制造精美珠宝饰物的技术，其中很多直到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同样，两河地区在科技方面也对人类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这里的人们不仅像后来所有其他民族那样（当然更早）发展了十进位制，而且发明了独特的六十进位制，被希腊人、阿拉伯人采用后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在欧洲地理大扩张后传播到全世界。因测量土地面积、计算谷物及牲群数量等现实需要，两河流域与埃及同时兴起了初等数学。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已知道平方根、立方根，已会解二次方程。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稍晚一些，华夏世界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后期，即公元前16 世纪至公元12 世纪，便发展出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先进青铜冶铸技术。

同样值得注意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即前800 年左右，腓尼基人已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稍后兴起的高度依赖海洋的希腊文明便从中深深受益。可腓尼基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并不在古代航海技术，而在字母。在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字母引入希腊，被改造成希腊字母后，希腊识字率提高了，希腊文明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字母引入罗马，被改造成拉丁字母后，罗马识字率提高了，罗马文明因此有了卓越表现。事实上，拉丁字母影响了此后至近代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同时，字母向整个东方区域包括印度扩散，以至今日世界除东亚地区的文字外，大部分国家、民族的文字都是字母文字。字母对人类的贡献之巨，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以上所举只是西方科技受益于西亚和南亚科技的例子。西方科技也从中国文明获得不小的助力。至10 世纪，最早出现在华夏世界的挽马方法开始在欧洲使用，从此畜力成为欧洲农业的一种重要动力形式，对耕种面积的扩大乃至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起了关键性作用。大约与此同时，发明于中国、原用于碾磨谷物的水车也被引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万能动力装置。从15 世纪下半叶起，早在唐朝后期即9 世纪至10 世纪的中国即已得到规模性运用的印刷术在欧洲流行起来。众所周知，印刷术对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的快速传播，对于整个西欧文明的品质的提升，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更有趣的故事则是与火药有关。火药早在隋唐时期即已发明，南宋后期被汉人用于同金人的战争中。之后蒙古人在与中原王朝的交战中得知火药的秘密，将其用于在整个亚欧大陆的攻城略地中。在蒙古人对东欧的战争（1221 —1242）之后约一个世纪，火药和火器传入西欧，很快被用于摧毁封建城堡，持续了近千年的封建社会因而走向崩溃，民族国家迅速兴起，统一市场迅速形成，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大大提升，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崛起铺平了道路。不仅如此，火药、火器在被用于欧洲内部的同时，还与西亚最先进的航海技术相结合，成为16 世纪以后欧洲在全世界地理扩张中的关键技术。

据研究，16 世纪前，人类重要的技术发明大约有三百项，其中仅中国就占50%以上。甚至晚至16 世纪中叶，中西双方的科技发明数量仍不相上下。所以得问：如果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未能恰逢其时地传入西欧，当地教俗封建主的坚固城堡能否那么容易摧毁？对市场经济发展至为关键的统一国家与统一市场能否那么容易形成？城市乃至城市中的资产阶级能否那么容易崛起？15 世纪至19 世纪西欧人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方面面的优势地位是否可能建立？西欧人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否可能？这些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显然，16 世纪以后被视为“现代”的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现代性的体现，从根本上讲是各大文明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长期互动、共同演进的结果，而非偏于亚欧大陆一隅的西欧独自发展的产物。这本来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甚至有这种观点：在公元1500 年之前的1000 年中，即欧洲“黑暗中世纪”时期，技术革新大体上与欧洲无缘，而“主要是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之间流传，尤其在中国和波斯之间交流”。故此，即使将16 世纪以后首先兴起于欧洲的科学理论和重要技术视为一种关键的现代性因素，也应深入探究这些理论和技术的产生究竟有何深刻而宏大的背景，从而从根本上追问这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现代性。若将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科学理论及重要技术视为一种文明特质，且认为正是它使得西方有别于其他文明，那就更荒谬，不值一驳。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世界体系的产物。同样，长期以来，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西欧所特有的经济社会现象，一种只有西欧人尤其是西欧的新教徒才能开创的独一无二的经济社会现象。如此这般，现代资本主义必然被视为一种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独特精神特质。这个天大的认识误区不值一驳。事实上，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绝非单单由西欧所开创，而是一个比西欧大得多的、历史悠久的世界体系长期演进的产物；而该世界体系之所以成为可能，又是因为各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同步性。在中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战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如若不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即使此前已出现现代资本主义萌芽，也永远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如果出于冲动或某种考虑全然接受该假定，那么非西方世界既然未发展出新教及相应资本主义精神，则不能率先出现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必然结果。如此这般，西方用武力将其资本主义强加于非西方世界便没什么不可。应当承认，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战本身包含一个重要预设，即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种西方所独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当时的论者不愿或不能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做一种更符合事实的描述，狭隘地赋予18 世纪中叶以后基于工业化的西方式资本主义以一种绝对的普遍意义，削中国实际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

从严格意义上讲，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以“资本主义”概念的适当界定为基础。那么究竟何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资本主义是指经济形态，其中生产资料多为私人拥有，生产主要靠自由市场调节，生产资料主要也靠自由市场分配，从中产生的利润转化为资本，而资本又被用以扩大再生产以创造更多的利润。如此这般，循环往复。但还有广义资本主义，即私有制产生后人类的任何赢利动机、行为及相关制度。很显然，广义资本主义大体上是一种前现代现象。如果采用较为狭窄的界定，必然得出这一观察，即资本主义在1840 年以前的中国一直处于未伸张状态，甚至处于缺失状态。这意味着在此之前，中国并无现代性可言。

与很多西方中国论者不同，世界体系论者贡德·弗兰克（Andrе Gundеr Frаnk，1929 —2002）采用了一种比通常所谓资本主义含义更宽泛的资本主义概念。在他看来，在东亚、南亚和西亚的农业文明中，从来都存在一种完全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的“商业主义”现象。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却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甚至与这种资本主义并无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历史上这种广义的资本主义现象比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或愿意承认的要普遍得多。“商业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文明出现之初即距今五千年以前便已开始。这本身就是广义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一个长期的资本积累过程，离开了它，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便无从说起。因此从本质上讲，十五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只是世界体系中一个宏大经济、技术和文化进程的量的逐渐增长，而非所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质的转变。如果认同这一观察，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现代资本主义并非由西欧少数国家如意大利、荷兰、英国独自发展出来的，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比西欧大得多的世界体系里各区域间长达五千年的经济、技术、文化交互影响、融合、生长的产物。自从五千年前文明诞生以来，这个包括西亚、南亚、东亚、西欧以及东欧在内的世界性经济、技术和文化体系一直在发展壮大。事实上，至近代初期，复式簿记、汇票、银行、交易所、市场、背书、贴现等曾被普遍视为西方式资本主义所独享的“理性”手段，在非西方世界或者说在西方“奉若神明”的“理性”之外也完全能够找到。

世界体系论者不止弗兰克一人，其所持观点也与弗兰克不尽相同。如斯蒂芬·桑德森（Stерhеn K.Sаndеrsоn）就认为，16 世纪之前的广义资本主义尽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或增长过程，可这一过程发生在“本质上为非资本主义的朝贡性社会”里，因此最好将它视为一个“扩张中的世界性的商业化过程”，而非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可见，桑德森似乎采用了一种较为狭义的“资本主义”和“资本积累”概念。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在历史上诸“朝贡性社会”一直存在这种或那种早期形态的资本主义，一种比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曾为之无比纠结的“资本主义萌芽”里的资本主义含义显然更宽泛的“原初资本主义”（рrоtо-сарitаlism），亦即早期资本主义。遗憾的是，这种早期资本主义在诸朝贡性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从未确立起主导地位。桑德森因而提议，以“贸易网络的规模和密度的增长”为切入点，探究历史上持续增长的“世界性的商业化进程”，从而得出结论：早在文明诞生之初，即从公元纪年前第三个千年开始，便已兴起以“商业化进程”为标志的“贸易”，尽管贸易只是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取得了较大的增长。据桑德森观察，诸朝贡性社会的早期贸易尽管只发生在较小一些地区，但其范围、“密度”（intеnsitу）和频度却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渐渐形成一些巨大的区域性贸易体系，如西亚—地中海世界体系、印度河恒河流域体系和黄河—长江流域体系，然后出现了跨区域贸易，即将邻近区域如西亚—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河恒河流域或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互联起来的“长程贸易”，最后兴起了将相距半个地球的西亚—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东部、日本等联系起来的“洲际长程贸易”。

桑德森的另一个观察也很值得关注，即现代样式的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相对发达的国内甚至国际市场，可是诸朝贡性社会或农业文明中的“精英”阶层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化进程，具体说来，对于跨区域贸易、长程贸易乃至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却一直抱有敌视态度（这个论点是可商榷的，如从明代起，中国就出现了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合流的趋势，成功的商人可跻身士人阶层，士人阶层也不再耻于经商），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化进程一直处于缓慢状态。然而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孵化”期后，这一进程终于发生质变，旧有的经济社会格局终于被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终于诞生了。只是这种突破恰好首先发生在西欧。

弗兰克对桑德森的观点做了呼应。他认为14世纪初，东亚和东南亚再次启动了一个经济大扩张期；该扩张期持续时间相当长，往西扩散到中亚、南亚，然后扩散到西亚，最后更扩散到北非和欧洲。有了这一宏观视角，不难发现，美洲的“发现”以及随后“新旧世界”之间发生的“哥伦布交流”（指包括动植物甚至细菌病毒在内的物种大交换），其实是世界体系中这次经济大扩张的一个后果，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直持续到18 世纪的这次经济大扩张当然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尽管欧洲人殖民新世界后给世界体系带来的贵金属新供给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亚洲看，这次大扩张表现为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及东南亚的人口、生产的迅速增长，这又必然导致区域间贸易量的迅速增长。从欧洲看，亚洲唱主角的这次大扩张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影响，不仅使欧洲人得以“发现”美洲，使他们得以获取那里的大量金银，而且使他们最终获得更深入参与世界体系中经济循环的能力，而在这个世界体系里，唱主角的不仅从来都是亚洲，而且晚至19 世纪初依然如此。欧洲人参与以亚洲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值得我们关注。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方式是殖民主义。事实上，从16 世纪初到19世纪初，欧洲殖民者从海外殖民地掠夺了总价值约为10 亿英镑的财富；仅在18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初这半个世纪，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约1 亿至1.5 亿英镑金币。如此巨量的钱财流入英国意味着什么？弗兰克认为，“即便不能说这笔财富构成了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①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466 —468 页。。不妨问：若无欧洲对美洲、亚洲的殖民主义掠夺，现代资本主义能那么顺利兴起？使西方与中国、印度、西亚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工业革命能恰逢其时地发生在欧洲？

不难看出，两位世界体系论者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做了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全新的判断：一直以来欧美学界所假定的西方中心毫无根据，是子虚乌有的事；在世界体系中，16 世纪之前的西欧完全处在边缘位置，根本与“中心”无缘。与弗兰克、桑德森相呼应，另一个世界体系论者、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аmir Amin，1931—2018）综合大量研究成果，得出这一结论：以“产品剩余”的规模以及基于此的贸易量来衡量，16 世纪初之前上千年时间中，历史舞台上并非只有一个中心，而是同时存在三个“重要中心”，即中华区、南亚区、西亚—地中海区（从拜占庭帝国早期及3 —7 世纪的伊朗萨桑王朝时期起，至7 —13 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时期）。西欧与东亚（如日本）、东南亚、中亚和非洲相同，只是这三个“中心”的“周边地区”。一个铁的事实是，晚至11 世纪初期，西欧仍然相当贫穷，各方面都乏善可陈，而无论从经济总量、技术、文化水平还是人口数量和城市规模来看，东亚（如中国）、南亚、西亚比它的表现都不是好一点，而是好太多。然而，从11 世纪起，欧洲经济终于启动；及至16 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将广袤的美洲大陆并入其经济体系，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迅速的发展时期。即便已经得到南北美洲的巨量财富，晚至19 世纪初，各大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仍非十分明显，只是在19 世纪初至20 世纪中叶这一个半世纪里，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才真正拉开了差距。

从一个更为实证的角度看，西欧借以进行全球扩张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在一个比西欧大得多的跨文明经济、技术体系即世界体系刺激之下的产物，或者说，其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西欧经济才强大到能够直接参与同东亚的贸易，从既有世界体系中分更大一杯羹。众所周知，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可大量证据表明，意大利北部的早期资本主义并非自发产生，而是与中东贸易往来的结果，而当时中东正处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性贸易体系的西端。晚至11 世纪，欧洲因仍然过于落后而处于该世界体系之外。意大利或者说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经济体量实在太小，甚至可以说，13 世纪以前的意大利经济完全附属于中东，对中东经济而言完全处于边缘地位。当时，欧洲贸易最活跃的地方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是这两个城市的商人并不拥有自己的货币，甚至晚至13 世纪末仍在使用拜占庭和埃及的金币。这足以证明意大利经济的边缘性。正是在与中东的活跃贸易中，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所处之边缘格局才逐渐被打破。意大利港口城市在与中东开展贸易的同时，也与意大利其他地区乃至欧洲内陆展开贸易；威尼斯等地的商人与佛兰德等地商人的贸易往来，最终必然带动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欧的经济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威尼斯等城市与伊斯坦布尔、开罗等东方城市的贸易往来，是它们在全欧洲率先摆脱停滞、实现增长的根本原因。有论者说：“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不可能不传播到令隔环礁湖的意大利各地区……威尼斯设法在那里为东方商品找到销路，因为海员们把数量越来越大的东方商品卸在威尼斯的码头上。通过波河，威尼斯与帕维亚建立了联系，帕维亚不久便在威尼斯的影响下活跃起来。”②亨利·皮雷纳（Неnri Рirеnnе）著，陈国樑译：《中世纪的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56 页。以上所描述的还只是直接与威尼斯接壤地区发生的事。在威尼斯、热那亚的带动之下，一大批意大利城市如罗马、克雷蒙纳、皮斯托亚、帕尔玛、卢卡等，很快走出了长达千年的停滞期：

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活动东面通过威尼斯，西面通过热那亚、比萨汇流到伦巴第，所以，伦巴第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起来。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平原上，城市像庄稼一样茁壮成长，土地之肥沃，使城市能够无限发展，与此同时销路之易得，又有利于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商业的发展促使那里工业的出现，而随着商业的发展，贝加莫、克雷莫纳、洛迪、维罗纳，所有古罗马“城镇”，所有古罗马“自治市”都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甚至比之它们在古典时代所曾有过的生机更蓬勃得多。①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著，陈国樑译：《中世纪的城市》，第59—60 页。

但以上所描述的还只是发生在意大利的事，也就是说，只是欧洲经济连锁反应的一个开始。在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带动下，西欧内陆贸易逐渐活跃起来，经济复苏得以启动。

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范围自然越来越广，自12 世纪初起扩展到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古老的马赛港自墨洛温时代末期陷入冬眠状态以后，这时恢复了生气……巴塞罗那也从对地中海的开放中得到好处。不久，它们过度的积极性谋求向国外扩展：在南面扩展到托斯卡纳，在北面开辟了通过阿尔卑斯山的新道路。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积极性的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伦巴第人沿着多瑙河向东、沿着莱茵河向北，沿着罗讷河向西。有文字记载，自1074 年起，巴黎有意大利商人（无疑是伦巴第人）活动；自12 世纪初起，佛兰德的市集已吸引了大量意大利人。

南方人出现在佛兰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商业和商业之间自然吸引的结果。②同上，第60 页。

但以上描述的还只是12 世纪初发生的事。接下来是源自地中海区域的商业资本对西欧腹地的长期渗透，这使西欧最终摆脱了因封建领地制度所导致的停滞。源自地中海区域的资本的扩张使西欧内陆的工商业不再仅从属于农业，而是反过来也开始作用于农业。这时，农产品不再仅仅为拥有土地和耕作土地的人们所消费，而是同时也作为商品或原材料参与到商业流通和扩大再生产中。最后，禁锢经济活动的封建领地制度被摧毁，西欧各国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古代罗马城镇恢复了生气，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③同上，第65—66 页。

总之，历史事实表明，把现代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西方所独有的现象，甚至视为一种西方所特有的精神品质，是极其荒谬的。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原初资本主义只是在经历了各大文明之间长时间的经济互动之后，世界经济体系里部分亚洲国家经过一个长达千年的成长过程之后，最后发展为现代样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以中国为例，不难发现在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结合自身特有的国情，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开启了工业、农业、国防和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从最近几十年来看，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创新性强且效率高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理念、制度和技术要素已移植到其他地区，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眼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表现极佳，然而中国的成就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经验，还有极其深厚的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原因。

综上言之，西方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跨文明的经济、技术性的世界体系之内，各区域经济和技术、文化相互影响、不断整合发展的产物。这种资本主义绝不是一种使西方与其他区域相区别的独特文化属性或精神特质。西方的优势终将消失，如果说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给西方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使其总体文化、技术能力和总体力量陡然提升，那么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比西方大得多的世界体系里发生的，是以这个世界体系为前提的。既然如此，从根本上讲近代之前东亚、南亚、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跟西方大致相当，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一切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便不可能不扩散到这些区域，不可能不被它们所吸纳、利用，尤其不可能不被成功抵抗了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所吸纳、利用。在此过程中，中国正在创造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在短时间内，或还看不清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全部内在原因，但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它是除西方模式外的另一种选择。

回头看，正由于率先发展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1750 年至1900 年，英国棉纺织业规模增长了700 倍以上，煤炭产量增加了50 倍以上，生铁产量增加了300 多倍，蒸汽机使用量扩大了近2000 倍，所提供的动力从1750 年的约5000 马力增加到1900 年的近1000 万马力，汽船和铁路从19 世纪初的空白迅速发展到数百万吨排水量和数千公里的里程。整个西方情况与英国相似，区别只在于程度和规模。由于率先发展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从整体而言，西方获得了相对于非西方的一种压倒性力量优势。据世界经济史学者麦迪森（Angus Mаddisоn，1926 —2010）统计，从1820 年到1913 年这93 年间，西方创造的剩余价值比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东亚、南亚或中东——都要大得多。据另一种统计，“1800 年，世界各地区（欧洲、中国、印度、中东等地）的人均国民收入几乎都在200美元上下，至1976年，人均国民收入在欧洲达到2325 美元，而中国和第三世界仅为350 美元。”①转引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еrnаnd Вrаudеl），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第10 页。

据另一项研究，1750 年欧洲与欧洲之外世界人均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并非很大，若1900 年英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100，则1750 年英国为10，法国为9，美国为4，俄国为7，中国为8，印度为7；然而至1900 年，英国人均工业化水平已达到100，法国为39，美国为69，俄国为15，而中国仅为3，印度更是低至1。1750 年时，非西方世界与西方国家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差距也许并不大，但到1900 年，非西方世界平均工业化水平仅为西方的1/18，更只有英国的1/50！②保罗·肯尼迪（Раul Kеnnеdу）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年，第185—186 页。西方人口也因之大增。不计移居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欧洲人，1820 年到1913 年，西欧人口也猛增了一倍，从1.3 亿增至2.6 亿以上，而在1500 年至1820 年这320 年，西欧人口仅增长一倍多一点，从0.57亿增至1.3 亿左右。③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许宪春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238 页。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西方目前相对的优势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结果。

既然工业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既然离开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全无从谈起；反之亦然。那么从根本上讲，西方所享有的优势是暂时的，是其率先发展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当然，西方并非晚至工业革命启动时才开始享有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在16 世纪初欧洲人殖民“新世界”时，便已显露端倪。只因当时“旧世界”的中东、印度和中国发展水平略低于欧洲，甚至可能大体持平，西方的优势并不突出。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可谓如虎添翼，为其最终演变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原材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剩余人口安置地，使欧洲对亚洲的优势迅速扩大。至18 世纪中下叶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英国人已将印度大部分地区变为殖民地。100年后英法等国更以坚船利炮打败中国，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很多地区。

好在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升升降降、起起落落的动态过程。一个又一个大帝国早已灰飞烟灭，而貌似柔弱的被征服民族却不仅依然存在，甚至兴旺发达。历史上已然发生的权力转移实在太多，不计其数。权力转移过去发生过，今天仍在发生，未来还会发生，甚至会以快得多的速度发生。当然，任何一个导致结构性权力转移的重大事态的出现，背后必有深刻的原因。若要追溯现代初期印度、中国衰落的原因，那么除了其本身发展相对停滞外，就是18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全球霸权的确立。西方霸权得以确立的直接原因，又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工业革命的实现。从以上讨论可知，西方是借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财富，才获得凌驾于非西方世界的巨大权力的。虽然如此，至20 世纪初，西方已达到权力顶峰。尽管19 世纪末美国的崛起使作为整体的西方看似尚未衰退，甚至呈继续上升之势，但无论美国表现如何，作为整体的西方早在20 世纪初即已达到权力顶峰，之后便是持续衰落。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首先应看到，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始于具备一种对全球物资的支配力，主要靠的是与工业化紧密勾连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故而问题成为：为何西方人竟能率先发展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人拥有优秀的种族基因或文明特质？答案显然并非如此。若真如此，西方就不会衰落了，但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西方正处在衰落中，甚至处在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中。据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研究，19 世纪初，欧洲人占领或控制了世界陆地总面积的35%；至19 世纪后期，该比例上升到67%；至第一次欧洲大战爆发时竟达到84%以上。①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87 页。据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аmuеl Нuntingtоn，1927 —2008）估算，西方政治控制下的领土所占世界比例于20 世纪初达到顶峰，即38.7%，之后逐渐下降，至20 世纪末只剩下24.2%。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人口所占世界总人口份额也在20 世纪初达到顶峰，即44.3%，之后逐渐下降，至20 世纪末降至13.1%，至2025 年更可能降至10.1%。同样，西方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由1950 年的64.1%下降到1992 年的48.9%。从2008 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来看，至2025 年很可能下降至30%左右。②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75—101 页。随着西方经济政治力量的进一步衰落，其文化、技术能力、文明规模乃至总体力量都将下降。

非西方世界情况刚刚相反。18 世纪中叶以来，各国无不经历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现代化运动，即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制度移植到本国的运动。对于1949 年至1978 年的中国而言，现代工业化建设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资金，初步建成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工业化基本框架。对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吸纳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一些行之有效的观念和方法，使之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最终将被超越、抛弃，但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宏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中国的成绩是显著的。早在20 世纪60 年代，我国就已打破西方国家的核垄断。近年来，中国在经济规模、科技水平、人力资源、社会政治整合、法制建设等方方面面都有卓越的表现，经济规模、科技能力、军事能力乃至综合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提升，中西之间的力量平衡已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机构估算，以购买力平价（РРР）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早在2011 年就已超过美国。不仅如此，近十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也一直在高速增长：至201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总量已达5319.4 亿美元；③《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2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рs://www.mоfсоm.gоv.сn/ааrtiсlе/tоngjiziliао/dgzz/201309/2013090029552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6 月6 日。据最新数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22年便已超9853 亿美元。④王舒嫄：《2022 年我国对外投资超9853 亿元》，《中国证券报》网站2023 年2 月11 日发布，httрs://www.sоhu.соm/а/639414060_120988533，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6 月6 日。权威报纸《金融时报》（Fiпапсiаl Тiтеs）甚至预测：至2030 年，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将由2020 年的约3 万亿美元猛增十倍以上，达到32 万亿，亚洲金融总规模可能比美欧加起来还大，及至21 世纪中叶，亚洲金融总规模更可能高达欧美国家的4 倍以上，中国经济总量可能高达全球总量的1/3，重新回到18 世纪末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①《经济学家预测亚洲世纪将“主导”全球金融》，《环球网》网站2014 年4 月15 日发布，httрs://finаnсе.реорlе.соm.сn/n/2014/0415/с1004-2489570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6 月6 日。

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跨区域、跨文明的经济、技术世界体系作为前提条件，基于工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制度乃至生活方式，绝不是任何一个文明所能垄断的。西方凭借现代资本主义所获得的巨大文明规模与总体力量，必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理念、制度在其他历史体系的创造性运用中逐渐丧失，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将在世界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