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侨易史”与“文化负载词”
——读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

□ 叶 隽

语言史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对于传统的“语文学”来说，本来是“语”“文”不分家的①近来国内学界对语文学颇有介绍，参考沈卫荣、姚霜编：《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语言学、文学始终是在相互交涉中共同成长，但随着现代分科的发展，最终仍不得不“分道扬镳”，其实是颇为可惜之事。在文化交流史中语言的接触相对不是很“显学”的一块，②这方面的著作，可参见朗宓榭（Miсhаеl Lасkеr）、阿梅龙（Iwо Amеlung）、顾有信（Jоасhim Kurtz）等著，赵兴胜等译：《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马西尼（Fеdеriсо Mаsini）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年；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董海樱：《16 世纪至19 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杨慧玲：《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岳岚：《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年；其中也包括一些资料集和论文集，如张西平、杨慧玲编：《近代西方汉语研究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张西平、李真编：《西方早期汉语研究文献目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另有张西平教授主编的《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等。但却很关键，因为这涉及其他与之相关领域赖以发生、发展的基础，譬如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

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英语言接触及其关系无疑甚为重要，这当然与英语的强势地位及英、美两国交替兴起的世界霸主地位有关。我自己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史，虽然以文学史、教育史、思想史等为主，但对语言史也有关注。就德语进入中国的进程而言，则传教士拔得头功自无疑义，留学生之贡献也同样不容小觑；反之，若论汉语之西渐德邦，则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等各有所长，可谓是渠道多样。但无疑我们还缺少这样基于实证的中德语言接触史研究。③有些初步的涉及，但尚谈不上深入的研究，譬如冯晓虎主编：《中德语言学交流史稿》，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毛小红：《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 —1976）》，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大致在雍正、乾隆之时，来华的德国传教士魏继晋（Р.Flоriаn Ваhr，1706 —1771）就编过一部德华词典④此书手稿藏于国家图书馆，德国学者福克司（Wаltеr Fuсhs，1902 —1979）1937 年整理出版。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275 页。关于此书，参考吕巧平：《史上第一部汉德词典〈额哷马尼雅话〉》，载《德国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86 —95 页。。也就是说，当后来热衷中国文化的歌德、席勒等人尚年幼甚至更早时，德国传教士已经在中国传播德语知识了。当然，这种先发优势似乎并未发挥出来，中国人对德语的学习和对德国的认知要相对弱势得多；相比之下，传教士早就在欧洲传播汉语知识了，而他们对中国人明显要重视得多，譬如19 世纪初期到德国的冯亚星、冯亚学兄弟，不仅有登台表演的经历，而且被安排在哈勒大学（Mаrtin-Luthеr-Univеrsität Наllе-Wittеnbеrg）协 助汉学家硕特（Wilhеlm Sсhоtt，1802 —1889）研究中国文化①孟虹：《中国人在柏林》，柏林：柏林市外国人事务管理局，1996 年，第9 页。，甚至还见过歌德。

司佳教授长期浸润于近代中英语言关系研究，尤其注重对一手档案资料的发掘，故此书之成自有其长期积累、颇为厚重的面相。此书虽题为《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但并未精心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上编题为“洋泾浜语到双语词典”，收文五篇；下编题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收文四篇。作者开篇即强调：“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语言接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任何以不同语言为母语文化背景的人群都会因为殖民、贸易、战争，以及移民、传教等事件或环境因素影响而导致语言的接触和交流，由此促动多元文化的交锋、交涉或交融。因而，对这种普遍现象进一步观察或可窥见，语言接触乃是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先导。”②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年，第1 页。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也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语言的跨越是人类文化交往的第一步，都说比较文学是“跨文化”（或“跨文明”）的研究，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跨语言”，一旦语言有异，则基本的文化分野立显。

上编文章集中两个主题，前两章讨论洋泾浜语，后三章聚焦于英汉词典。譬如第三章是《汇字与字汇：早期英汉字典里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是19 世纪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Mоrrisоn Rоbеrt，1782 —1834）编纂的《华英字典》（А Diсtiопаrу оf thе Сhiпеsе Lапgиаgе），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盖因词典之属乃语言沟通与文化互动（或谓“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的基本工具，舍此则难以深度交流思想。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已有此类工具书如《华夷译语》的问世，但作为首部汉英—英汉字典，此书的意义自然非同一般。作者强调：

我们不能以一般的语言学路径来理解马礼逊的这部《字典》，而是要“移情”于编者是时是地所经历的一个由“汇字”到“字汇”之过程。习语、俗话及其展现的中国文化与民间信仰是马礼逊编纂英汉部分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作为传教士，马礼逊试图解释中国本土信仰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异同，从而找寻向普通百姓传教的最佳结合点。③同上，第79 页。

确实可谓“知人论世”，能将作为行动主体的当事人放置回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就进而充分揭示貌似枯燥无味的字典所蕴含的文化史意义。

第五章则聚焦首位编纂英汉词典的中国人邝其照，作者分析了其编纂的几部辞书：

此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多注重分析文本与西学传播的关系。近代历史上，承载西学文本翻译任务的多为知识分子精英。而作为传播西学的根本，外语及相关外语知识的传播，涉及的社会人群范围更为广泛。就以十九世纪的英语文本来讲，读者不仅有知识分子精英，还波及更大的一个识字群体，包括商人买办阶层，甚至一般的洋行通事职员等。这些人的商业需求同样促进了对英语文本的需要，且同时影响到不同类型英语文本的生产。因而，邝其照的“英语教育系列”不仅是几种语言工具书的汇集，更是传递出上海这一具有重要地位的近代贸易港其语言接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等信息。④同上，第131 页。

这段议论确实饶有见地，尤其是区分了知识精英与社会人群的概念。在接受美学中，“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主体，将其引入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词典读者（使用者）更多的是希望工具书能“为我所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所以这是需要作出区分的。因此，此类读者是如何接受影响的，其实饶有意味，可惜此处作者未做细致考察，只是引用了一些外国人的评价（包括耶鲁、哈佛校长等），但这种推荐语有时也难免有场域行动色彩，不能完全当真。如果能进一步挖掘受众（读者）的材料，当可更有说服力，当然这可能对材料的收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再譬如提及邝其照所编1868 年初版《字典集成》中对“德国”的翻译，“杂港”指德国Gеrmаnу，“杂港人”指德国人Gеrmаn，作者也指出了这种情况是“不清楚来历”①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第119 页。。但为何翻译成这样的汉语词，似乎值得追问。在语言接触史中，我们不仅要考察其迁变译生的过程，还要穷究其何以生成的前世今生，这恐怕才是研究的重心所在。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圆满，留下一二问题也为后来者预留了深入的空间。

下编则是“传教士与中西文化”，第6 —7 章聚焦基督教《三字经》《训女三字经》，以中国传统蒙学经典《三字经》为范本的此类著作，是明显的仿易行为，但却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值得深入探讨。第8 —9 章关注《圣谕广训》，考察卫三畏（Sаmuеl Wеlls Williаms，1812 —1884）、晁德莅（Angеlо Zоttоli，1826 —1902）等对此书的翻译、研习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题目，表面看去不过是如何推广教义，但内中却涉及诸如规训话语、翻译策略、文化竞争等诸多因素，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博弈。

当然，在我看来，所谓的语言接触史就是语言侨易史，背后呈现的则是文化侨易史。也就是说，或许更值得探讨的是，如何将这种研究以具体个案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么我觉得选择核心词的策略或许值得考虑。“文化负载词”（сulturаllуlоаdеd wоrds）这个概念饶有意味，其“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②孔令翠、蒙兴灿编：《实用汉英翻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64 页。。这里就是将核心词的意义突显出来了，有点近乎我讲的“个体载像”的意味，即虽是单个的词汇，但因其具备承载性的代表意义，所以就是文化关键词，承载着远超出个体词汇的文化性含义。即便是基督教《三字经》《圣谕广训》的研究也是可参照这种模式来进行的。譬如对于“Gоd”这个核心词的翻译，就很能见出理解层次的差异，正如司佳所指出的，马礼逊、米怜（Williаm Milnе，1785 —1822）在首部中文《圣经》中译为“神”，而麦都思（Wаltеr Неnrу Mеdhurst，1796 —1857）则在基督教《三字经》中译为“天主”，甚至在不同版本中使用“真神主”“上帝”等③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第144 —145 页。。理雅各（Lеggе Jаmеs，1815 —1897）曾回忆自己与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对话：

我拿了一份《马可福音》的复本，让他告诉我汉语里的哪个文字与他在美国认识的Gоd 是一个意思。他指的是上帝，而且强调说，“上帝即Gоd。”然后，我告诉他有六七十个从英国和美国来到中国的人，他们学了中国话和汉字，但他们不能在表示Gоd的汉字或术语上达成一致，或说是最接近Gоd 的意思这个术语上达成一致。有人说是上帝，有人说是神。他回答说，“上帝的意思是Gоd，创造天地万有。神的意思都是指好人死了升天。神并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无父无母，永远长存。”这个人的话让我坚信中国人用上帝，就如美洲印第安人用“良善之灵”（Gооd Sрirit）表达他们对创造者的观念一样，他并未通过书写启示的帮助，而是从形质的造化中获得了这个观念。④理雅各著，齐英豪译：《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209 页。

从这段对话交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近代入华的这批传教士其实有着自身的理解立场，他们尽可能进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处来寻找合适的意义表达，这不仅表现在如理雅各著作的阐释研究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在字典的编纂上。“Gоd”当然属于核心层的文化负载词之列，就此一词的汉译和阐释的命题，也完全是可以作出大篇文章来的。

对于语言侨易史，这里值得多说几句。因为和一般的器物、制度、观念都不太一样，语言的变迁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即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必须以本土语言的转换为先决条件，即是一种必然“归化”的过程，但同时这种转换方式又无损于本身，还有利于对方（当然也可能是损害），这种关系相当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清。语言接触似乎远不能完整地表现这种复杂的文化空间，这其中既有口语（譬如洋泾浜语就是一种有趣的现象）的传播，也有文字的转换，而翻译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英语入华的历史，也就是西方主要语言与文化进入现代中国的过程，可以连带出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语言史、文化史与思想史命题。譬如卡赞斯坦（Реtеr J.Kаtzеnstеin）就指出：

语言在融合性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跨语言实践”，特别是英语、日语和俄语，让这些概念进入现代汉语，并开始传播，逐步本地化。英帝国与美帝国的语言延续性是盎格鲁—华人兴起的关键因素。翻译总是不平衡的，具有偶然性。翻译还是政治、学术与文化竞争的场所。因此，编码、解码和再编码的行为一直是文化流动的重要内容，比如对“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义的界定与解读，或者“大一统”、“天下”等概念在不同地缘政治时期的重新定义与使用。①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魏玲等译：《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Siпiсizаtiоп апd thе Risе оf Сhiпа:Сivilizаtiопаl Рrосеssеs bеуопd Eаst апd Wеst)，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13 页。

这里一方面强调语言的关键性意义，另一方面则自然与文明体演进联系在一起，有着非常广阔的历史空间意识，足见其学术眼光，但对德语、法语没有提及，未免相对忽视了这些强势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德语是其时的主流学术语言，比英语更为重要，是“以今度古”也。同样有眼光也有所局限的还有刘禾（Lуdiа Н.Liu），她认为：“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②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 —1937）》（Тrапsliпgиаl Рrасtiсе：Litеrаtиrе, Nаtiопаl Сиltиrе апd Тrапslаtеd Моdеrпitу.Сhiпа 1900 —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1 页。此言含义颇丰，尤其强调了翻译的枢纽性作用，也就是注意到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以及互文性的重要，确实有道理，但将异文化的比较研究仅归之于翻译则不尽然，因为翻译毕竟仅是一种渠道而已。从来没有哪个大智者精通所有语言，可这绝不成为学者涉猎其他文化的绝对障碍；也从来没有哪个大学者因为不通语言就将自己的学术领域划地自牢，不去探索异语言构成的异文化风景。

略觉遗憾的是，此书的导论部分略显单薄了些，一方面是由于学术史梳理尚欠细致，另一方面或也是理论资源不足的缘故，如果能在理论上有所资鉴，建构起自己的方法论框架，或许可以更上层楼，提供一幅更为清晰的中英语言接触史图卷，这无疑是读者，至少是我，深为期盼的。譬如作者使用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语言接触”（lаnguаgе соntасt），交代得比较仔细；但“文化交涉”这个概念则有点语焉不详，或许是沿用日本学者的既定概念，如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沈国威等将自己的研究称为“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或许也包含对现有的“文化交流”等常用概念的不满，确实描述文化交往的过程，包孕有多层次含义，但如何充分展现文化间接触、碰撞、交流、博弈、影响等多层次的关系，有时现有概念确实不能尽数涵盖之。这就需要有新概念创制的必要，在我看来，似乎“侨易”概念更具包容性一些。全书没有结论，或许还是与论文成集有关系，但却不是不可弥补。有些地方也偶有疏误，譬如“陈力卫”不是“陈力为”③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第7、63 页。，“德国汉家”当为“德国汉学家”④同上，第86 页。。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最好有索引，以便同行查检，至少当有中外文名词对照表，否则有时翻译不同会比较混乱。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此书作为少有的以语言接触史为主要关注内容的著作，以较深入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在我看来，若能聚焦于“语言接触史”本身，而不是强划分为“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两个部分，或许更能出彩，盖因彼此之间本就相互关联。事实上，语言和文化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能截然分开？这个问题作者其实也意识到了，她说：“虽然本书以‘上编’、‘下编’将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这一课题按研究主题分类，但是就所围绕的中心人物与文本而言，两者也互有穿插。”①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第12 页。其实岂止是“互有穿插”的问题，而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即必然是难以两分的关系。如果此著能以语言为载体，考察其所承载的文化迁变之流向，无疑更具吸引力。不过那应该是下一个话题了，期待学界能有更多基于厚重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语言接触史大作问世！

谨以此文，纪念英年早逝的司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