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在奥地利的学科史之构建
——《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引发的思考*

□ 何 俊

时下，海外汉学（中国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域外汉学研究群体既包括通晓中国语言的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汉学家，同时也包括不谙汉语、但对中国文化心怀研究兴趣并为之笔耕不辍的业余汉学家。域外学者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考古、哲学、艺术、宗教乃至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视域、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来看，海外汉学可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某种程度上进行学术镜鉴和自省的他者视角，成为其有益补充。就个体而言，海外汉学并非铁板一块，以具体国别或语言区域划分的汉学研究又彰显出各自的特质，尽管个体之间充满张力的互动关系由来有自、从未间断。有鉴于此，国内学术界近年来特别注重发掘、梳考和整理各国的汉学学科历史。

一、一部系统性的研究力作

在汉学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就德语区而言，如果说国内还出版过几本与德国汉学学科史相关的著作（包括译作）①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马汉茂（Неlmut Mаrtin）、张西平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李雪涛编：《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李雪涛编：《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年；张西平、朗宓榭（Miсhаеl Lасknеr）编：《德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德国汉学史研究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年。，那么同为德语国家的奥地利，其汉学史还不太为国人所关注。事实上，奥地利跟德国有着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又因昔日奥匈帝国光辉灿烂的历史而散发出熠熠生辉的文化光芒。但不无遗憾的是，比之英美学界对奥地利本土文化表现出的莫大兴趣，奥地利文化在中国国内所受关注似乎与它真正的地位极不相称，比如就有学者提出有必要为中国学术视野里的奥地利文学正名②叶隽：《史家意识与异国对象——中国学术视野里的奥国文学之成立》，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 期，第2 页。。在研究上对奥地利文化有意无意地轻视，也折射在国内学界对该国汉学学科发展史浅尝辄止的研究上。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界都没有致力于探究奥地利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即便是对赞克（Еrwin Rittеr vоn Zасh，1872 —1942）那样赫赫有名的大家及其出类拔萃的学术翻译和著述，也仅仅停留在较为零散的研究层面①张国刚：《大墙外的汉学家——查赫与库恩》，载《文史知识》1993 年第6 期，第46—50 页；何俊：《奥地利汉学家查赫的杜甫诗歌德译》，载《杜甫研究学刊》2016 年第1 期，第75—81 页。，更遑论推出一部专门的奥地利汉学学科史的系统著述。

当然，个中的主客观原因实在复杂，应当报以学术上的“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其一，“一战”后的奥地利，昔日奥匈帝国“灼灼其华”的风采已是“明日黄花”，因为国力一落千丈，其文化也再难获取国际学术界额外的关注；其二，在这样一个衰落之后的欧洲国家，原本就被定位成打上嗜古癖烙印，意在自娱自乐的“幽兰学科”（Оrсhidееnfасh）的汉学研究更显边缘化；其三，在很大程度上，奥地利汉学被置于欧美汉学，尤其是德语区汉学的大框架内，因为德语区汉学在诸多情况下都是一个以学术语言为标准建立起来的整体概念，由学者任职、衣钵传承、书籍出版、论文发表、学术研讨等内容构成的学术谱系常常跨越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国别和地理界限，而在整个德语区内建构成形；其四，就国内学界而言，汉学研究一般遵循传统的“国别史”研究模式，突出英、法、美、德、俄、日等“汉学大国”，至于其他哪怕是有着不俗汉学研究成果产出的国家，则往往颇为遗憾地被当作“小国”而忽略，即便是在“欧洲汉学史”“国际汉学史”“国外汉学史”的宏观研究框架内，奥地利等国的汉学贡献也经常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令人欣喜的是，2011 年，收入“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的汉译本《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以下简称《忘与亡》）横空出世，总算弥补了以上缺憾。原著由奥地利裔英籍汉学家傅熊（Веrnhаrd Führеr）用德语写成，2001 年即已出版；翻译则由中德人士合作完成，2011 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

二、三位一体的学术范式：“史”“传”“论”

就方法论而言，《忘与亡》一书最大的特点是总体上以“史”为经规划全文，在述“史”的内部又为较有代表性的汉学家立“传”，而序跋部分又以“论”为主，由此大体上形成了“史”“传”“论”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在前言部分，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奥地利汉学的正名和定位问题，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特定群体及其“忘与亡”的学术遭遇和命运。奥地利和德国汉学学科史的发展，跟历史上两国汉学家的两次大规模的学术移徙有着密切关系：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重量级汉学家被纳粹当局从任教的德国或奥地利大学开除或驱逐出境，或者他们因为自身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首先就是离战火最远的美国；②Mаrtin Kеrn, “Тhе Еmigrаtiоn оf Gеrmаn Sinоlоgists 1933—1945: Nоtеs оn thе Нistоrу аnd Нistоriоgrарhу оf Chinеsе Studiеs,”Jоиrпаl оf thе Атеriсап Оriепtаl Sосiеtу 118.4 (1998): 507.“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汉学研究中心逐渐迁移到美国，迫于德语区汉学系一再缩减、汉学教职难以申请的困境，也有一批来自德国或奥地利的汉学家纷纷奔赴汉学学科蓬勃发展的英美或北欧国家谋求发展，这是德语区汉学家群体性迁徙的第二阶段。无独有偶的是，《忘与亡》的作者傅熊也是这一流散汉学家群体的成员，出身奥地利的他长期以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执教。这两次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具有不容小觑的地缘政治和学术史意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奥地利汉学、乃至整个德语区汉学的损失，正好成为其他国家汉学的收益”③傅熊著，王艳、儒丹墨（Dаniеl-Mаuriсе Rubis）译：《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397 页。；反向来说，要探讨方兴未艾的美国汉学的发展史，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知识移民现象，比如来自德语国家、日本、苏联，尤其是华裔汉学家移民群体。④吴原元：《知识移民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荒村状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11 月1 日，第A13 版。

在后记中，作者以余论的形式再次重申在错综复杂的跨学科体系和全球学术关系网络中探究奥地利国别汉学史的必要性，这也暗合近年来兴起的跨国别区域史和全球史研究理念和范式。在向那些辛勤耕耘的奥地利汉学家致敬的同时，作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群体几乎没有留下一部在域外汉学领域名垂青史的著述。①傅熊著，王艳、儒丹墨译：《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第397 页。用更为公允而客观的眼光来看，傅熊的这一评判因为过分苛责而失之偏颇，事实上，从《忘与亡》一书中所列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学人名字即可窥见，奥地利汉学界的研究成绩举世有目共睹。特别是把翻译成果考虑进来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赞克对李白、杜甫、韩愈等唐代诗人的全集乃至《文选》的德语翻译算得上是奥地利汉学阆苑中的独特景致。作为相关全集的首部外语译本，赞克的几部译著后来都由哈佛燕京学社结集出版，尤其是杜诗全集德译本更是对美国的杜诗翻译和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②何俊：《美国首部杜甫诗歌民间全译本探析——兼及杜诗在美国的翻译状况》，载《中美人文学刊》2018 年第1 期，第37 页。

除去序跋和附录，《忘与亡》总体上分为“专业汉学”和“业余汉学（大学之外的中国学）”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又按历史发展划分为“起始时期”“19 世纪至纳粹时期”“从纳粹时期至1972年”“1972 年以后”几个时期；按照初步划分的三段式汉学发展阶段③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前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2 页。，第一个时期中进一步划分的两个时段正好可以大致对应“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阶段，其后的阶段则可以归入“专业汉学”阶段。就前两个阶段而言，如果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汉学研究相比，奥地利早期的汉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相对来说不太知名，但像汉字研究者魏继晋（Flоriаn Ваhr，1706 —1771）这样的奥地利汉学家近年来也逐渐走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④吕巧平：《史上第一部汉德词典〈额哷马尼雅话〉》，载《德国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86—95 页；柯卉：《在华耶稣会士与后“礼仪之争”时代——以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为例》，载《德国研究》2017 年第2 期，第81—96、127 页。

在以“史”为经的前提下，各个时期内部则采取以“传”为纬的方式，叙述该阶段代表人物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学术思想和著述、与国内和国际学人的交往，以及相关成果在德语区汉学内部乃至整个域外汉学界的影响与接受等。在“业余汉学”部分，主要探讨的是汉学系之外的外交、科研和文化机构，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并非致力于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但因为跟中国文化之间结下的不解缘分而间接带动或促进了汉学学科的发展。同样起到间接作用的还有一些“半瓶醋”的业余汉学家，他们并非以汉学研究为主要职业，多半以作家或诗人的身份名世，但由于对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心怀浓厚兴趣，故而译述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和小说，属于这一群体的就有知名的表现主义诗人代表艾润石（Albеrt Еhrеnstеin，1886 —1950）。不管 是专业汉学家还是业余汉学家，其相关撰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对翔实材料的充分运用，甚至可以说是“穷尽”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第一手材料。不过，就业余汉学家来说，有点遗珠之憾的是，生于奥地利、晚年移居耶路撒冷的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аrtin Вubеr，1878 —1965）未能纳入。布伯虽然不懂中文，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怀有浓厚兴趣，并且从这一思想中寻找自己创建的犹太哈西德教派的源泉，⑤Irеnе Еbеr, “Mаrtin Вubеr аnd Таоism,”Мопитепtа Sеriса 42 (1994): 452-453.他曾多次参加卫礼贤（Riсhаrd Wilhеlm，1873 —1930）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办的中国学院的讲座活动，⑥Ibid., р.449.还将道家经典《庄子》和《老子》的部分章节分别译成德语⑦Mаrtin Вubеr (übеrs.), Rеdеп ипd Glеiсhпissе dеs Тsсhиапg Тsе.Lеiрzig: Insеl, 1910.和希伯来语⑧Еbеr, ор.сit., р.445.，并且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16 篇故事。⑨Mаrtin Вubеr (übеrs.), Сhiпеsisсhе Gеistеr-ипd Liеbеsgеsсhiсhtеп.Frаnkfurt аm Mаin: Rüttеn & Lоеning, 1911；国内相关研究参见何俊：《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与马丁·布伯德译本之对比探究》，载《中国文化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151—156 页。

如果说大部头的汉学著述、百科辞典和其他相关工具书查找起来还相对方便，对那些散落在已经泛黄的各种汉学报刊上的文章进行稽考、搜寻和研判，则需要较高的考据功力和较为丰富的目录学和文献学知识。《忘与亡》随附的“缩略语表”涉及汉学和东方学的德语、英语和法语专业报刊，共计近60 种，几乎囊括该领域内所有的报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档案利用乃是治史的不二法门，但该专著对第一手档案材料详尽细微的运用可谓臻于极致。所谓“有几分史实说几分话”，在《忘与亡》中，汉学家的学业档案、工作人事档案、手稿档案、往来通信档案、日记便条档案乃至遗作清单等都可以找到踪影，这就为这本“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汉学史研究论著更增添了说服力。有些档案材料全文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更是重现了一手材料的真实存在性和历史价值，同时给人一种史实走进当今的鲜活带入感，值得一提的有维也纳大学汉学系课程表、汉学家的生平自述梗概、书评文字、教授资格论文鉴定意见等。不仅如此，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浮出水面，也可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的资源指引，进而提高其学术利用率。至少有以下档案值得深入爬剔梳理、掘发探究：保存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大学汉学研究所里的赞克遗稿①傅熊著，王艳、儒丹墨译：《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第174 页。、收藏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斡池（Lеороld Wоitsсh，1868 —1939）手稿和译著②同上，第151 页。、藏在耶路撒冷艾润石档案馆的赞克和艾润石之间的通信、③同上，第173 页。位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档案馆里的罗逸民（Еrwin Rеiflеr，1903 —1965）遗稿④同上，第280 页。等。

三、奥地利汉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几个维度

如前所述，因为奥地利这个国度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而这一点又折射到文化层面和学科史领域，因此，如何准确地定义奥地利汉学，或者说给它找到一个较为严格的分类标准，颇为不易。因此，《忘与亡》采用的是较为宽泛的标准，书中提及的奥地利汉学家，既包括出生于斯长于斯、并且终身为该国汉学事业贡献心力者，也包括此前一直在奥地利境内从事研究工作、但在“一战”爆发后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并且改用德语以外的语言发表成果的学者，甚至还有几位除了出生地以外，其学术功绩与奥地利汉学这一主题并无关联的学者，⑤同上，第308—314 页。比如以法语著述助推法国汉学发展的白乐日（Еtiеnnе Ваlаzs，1905 —1963）和康德谟（Mах Kаltеnmаrk，1910 —2002）、主要在中国台湾地区从事当地语言研究的温知新（Friеdriсh Wеingаrtnеr，1918 —2019）神父，以及在德国大学汉学系求学和从业的罗志豪（Еrhаrd Rоsnеr）等。就这一群体而言，《忘与亡》的作者本人——同样出生于奥地利的傅熊的成果，比如对钟嵘《诗品》的研究⑥Веrnhаrd Führеr, Сhiпаs еrstе Роеtik: Dаs Shiрiп (Kritеriоп Роiеtlkоп) dеs Zhопg Нопg (467?-518).Dоrtmund: Рrоjеkt, 1995.却没有纳入进来，估计是出于自谦的原因未能为自己“作传”，这一空缺还有待他人日后完成。

因为国家官方语言同为德语这一便利，奥地利汉学与德国汉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自是不容否认，这尤其体现为学者求学和执教国度近乎无碍的转换，以及此国产出的学术成果在他国付梓发行等。这一学术纽带同时也引发了以下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同属德语区汉学的奥地利汉学也彰显出与德国汉学之间的相似性。两国汉学界都曾密切关注满学研究，像斡池和赞克这样的汉学家也旁涉满学，不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金瓶梅》《聊斋志异》等都是依托满语版本迻译而出。德奥汉学界也有着共同的语文学研究传统，即重视阅读汉语原典，专注研究汉语语言和文法，在双语字典编纂和语料库创建等领域功不可没。从“游记汉学”阶段卫匡国（Mаrtin Mаrtini，1614 —1661）影响相对较小的《中国文法》（Grаттаtiса Siпiса），到“传教士汉学”阶段魏继晋在北京所编的德汉词汇目录，再至“专业汉学”阶段涌现出来的灿若群星的学者及其语文学著述，都可窥见德奥汉学界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语文学研究传统。就最后一个阶段而言，典型人物和著作兹可列举如下：著有早期语法教科书《汉语语法基础知识》（Апfапgsgrüпdе dеr сhiпеsisсhеп Grаттаtik）的 恩 德 里 谢（Stерhаn Еndliсhеr，1804 —1849）；既研究书面语，又涉猎包括北京俗话和歇后语在内的日常口语的斡池；早期论文就已展示出语文学研究动向，及至后来长袖善舞地拓展到机器翻译领域的罗逸民；以及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赞克——他终身致力于辞典编纂工作，《佩文韵府》和《辞海》也难逃他的口诛笔伐，他完全逐字逐句直译的散文体诗歌词赋翻译主要也不是追求诗学价值和文学旨趣，而是为了给他的辞典编纂和语文学研究提供语料上的支撑。①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载《文史知识》2001 年第10 期，第45 页。另外，正如可以划归到德语文学范畴内的奥地利文学后来走上了一条与德国文学渐行渐远的特立独行之路，隶属于德语区汉学的奥地利汉学也造就了一道不同于德国本土汉学的奇异学术风景线。

哈佛燕京学社重要成员、华裔学者方志浵曾经颇有见地地指出，德语区汉学界四位大家在经史子集四部平分秋色，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卫礼贤论经，福兰阁（Wоlfgаng Frаnk，1863 —1946）治史，佛尔克（Alfrеd Fоrkе，1867 —1944）专注子部，赞克醉心集部。②方志浵：《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载《研究与进步》1939 年第1 期，第53 页。上文已经述及赞克对诗歌词赋妙笔生花的全集翻译。时至今日，这一“全景图”式的描绘在域外汉学界仍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意义。另外，他的满文和西夏文研究、字典编纂，乃至对其他知名汉学家几乎炮轰式的评论和修正文字，连同他遗留下来的藏书和手稿，都值得进一步梳考、整理、编目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汉学家、目录学家和文献学家魏汉茂（Наrtmut Wаlrаvеns）已经将赞克的书评文字整理结集成两册出版，③Наrtmut Wаlrаvеns (Нrsg.), Erwiп Rittеr vоп Zасh (1872-1942)—Gеsаттеltе Rеzепsiопеп: Сhiпеsisсhе Gеsсhiсhtе, Rеligiоп ипd Рhilоsорhiе iп dеr Kritik (Аsiеп-ипd Аfrikаstиdiеп dеr Нитbоldt-Uпivеrsität zи Веrliп, Вапd 22).Wiеsbаdеn: Наrrаssоwitz,2005; Наrtmut Wаlrаvеns (Нrsg.), Erwiп Rittеr vоп Zасh (1872-1942)—Gеsаттеltе Rеzепsiопеп: Сhiпеsisсhе Sрrасhе ипd Litеrаtиr iп dеr Kritik (Аsiеп-ипd Аfrikаstиdiеп dеr Нитbоldt-Uпivеrsität zи Веrliп, Вапd 26).Wiеsbаdеn: Наrrаssоwitz, 2006.为后学对这位奥地利学者展开个案研究提供了莫大便利。1933 年，赞克发表针对德国汉学家库恩（Frаnz Kuhn，1884—1961）《红楼梦》译本的书评，④Еrwin Rittеr vоn Zасh, “Zur Sinоlоgisсhеn Litеrаtur: Dеr Тrаит dеr rоtеп Kаттеr,”Dеиtsсhе Wасht 19.7 (1933): 29-30.批判译者大肆删削了原本中充盈的“词藻警人、余香满口”的诗词，这一批评也切合赞克毕生关注诗歌翻译的汉学旨趣。但令人惊奇的是，除这一评论之外，奥地利这个拥有较悠久汉学历史传统的国家，却在《红楼梦》的相关翻译和研究方面成果付诸阙如。比之德语区汉学界对《红楼梦》的反应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同为清代小说的《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却吸引了相对较多的关注目光。无论是在德国、奥地利还是瑞士德语区，以上两本小说的翻译和研究都结出了累累硕果。长篇小说《红楼梦》在德语区的遇冷和《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的相对火热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学术师承和谱系构建，甚至引发马太效应式的接受和传播效果。就奥地利而言，尤其可以清晰窥见《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学术谱系，而且满文的底本使用助推了该国的满文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既有《忘与亡》一书中提到的斡池、盖 泽（Веnnо Grеisеr，1873 —?）、萝 陶 诗（Annа vоn Rоttаusсhеr，1892 —1970）、罗 致 德（Оttо Lаdstättеr，1933 —2005）、艾润石、卢得白（Наns Rudеlsbеrgеr，1868 —?），也有书中没有述及的布伯、格莱纳（Lео Grеinеr，1876 —1928）⑤Lео Grеinеr & Рing Shоu Тsоu (übеrs.), Сhiпеsisсhе Аbепdе: Nоvеllеп ипd Gеsсhiсhtеп.Веrlin: Rеiß, 1920.、弗斯特 - 施特弗 勒（Sidоniе Förstеr-Strеfflеur，1870 —1960）⑥Sidоniе Förstеr-Strеfflеur (übеrs.), Wаs Li-Раи-Тiпg еrzählt: Сhiпеsisсhе Sаgеп ипd Мärсhеп.Wiеn: Sсhrоll, 1924.等业余译者。

上文已经提及，起步较晚的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离不开华裔汉学家群体知识移民的助推之功。相较之下，不无遗憾的是，华人群体在德国汉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要么根本没有付梓，要么即便出版也没有引起德国汉学界的关注。最终能留在德国汉学系执掌教席的华人只有区区四五位而已。至于华人在奥地利汉学界施展拳脚的状况，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处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直到今日，德奥乃至欧洲汉学界一直未能从中国的学术迁徙和知识移民中获益，到底是客观上真的“无机会”，还是从主观上根本就“不愿意”，进而在体制上设置障碍而造成？①木子（李雪涛）：《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中的地位——由〈另一种西学〉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6 年5 月24 日，第18 版。然而，尽管几乎没有华人学者能在奥地利汉学界施展抱负，但奥地利汉学研究者与华人学者之间的交往和互通却并非完全不“在场”。骆司同（Arthur vоn Rоsthоrn，1862 —1945）与辜鸿铭的交往以及共读《道德经》的经历②傅熊著，王艳、儒丹墨译：《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第130 页。，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对几位中国讲师的外聘，上文提及的布伯、格莱纳、弗斯特-施特弗勒与中国合作译者对《聊斋志异》的林纾式“译述”，卡尔默（Jоsерh Kаlmеr，1898 —1959）与中国作家萧乾和司马文森的通信交往③同上，第261 页。，都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四、学术翻译的瑜与瑕

如前所述，《忘与亡》是一部从德语原文翻译过来的中文学术译著。既然定位是译著，那么翻译水平理应成为评判标准之一。但因为这是一部以学科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译著，对译者的翻译语言艺术又不必过于苛责。客观而论，本书的翻译较为成功，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到了文从字顺、流利晓畅，偶尔会出现叠床架屋式的过长句式，但也不影响读者的理解接受。有些章节标题的翻译较为雅驯，比如“审其名以定其位”“勤而无功”“长袖善舞，惜乎瑕瑜”“折戬沉沙圣斗士”等。就体例而言，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完好未动地保存了原著的所有外文文献，仅在书名等有必要的地方附注了中文翻译，并列出了中外文对照的人名索引，这就给通晓相关外语语种的读者提供了对一手文献资料进行追踪溯源的莫大便利。此外译者还在不少地方加上了自己的注释，探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解决方案，体现出较为严谨的学术翻译范式。

最后也应指出的是，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比起语言，读者更关心的是史实。译本中出现了一些在所难免的知识性错误、译注错误和编排错误，本着学术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则和推动学术向前发展的目的，不妨兹列如下。另外还有一些已经得以更新的史实，也一同列在此处。

1.目录第4 页和正文第352 页所写的Наn Rudеlsbеrgеr，其名应该是Наns。

2.第189 页第2 段第3—4 行“北京的德国研究所”（Dеutsсhlаnd-Institut）应为“中德学会”，第191 页亦然；第262 页正文第2 行所称“北京的外语文学出版社”，实为“外文出版社”。

3.第235 页正文倒数第4 行的《今古奇缘》应为《今古奇观》；同一页第235 页正文倒数第3行提及《小银驰的木屐》，译者对这一作品加上了自己的注释，声称“银驰”（Yеn-Dsсhi）是《聊斋志异》或《今古奇观》中某个人物名字的转写，但可惜的是没有考证出这一人物的正确名字是“胭脂”（《胭脂》为《聊斋志异》名篇）。

4.第254 页注释的最后一行写道“哈勒（Наllе），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оrdrhеin-Wеstfаlеn）”，实则该城市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асhsеn-Anhаlt）。

5.“中译本说明”里确定汉学家姓名的翻译优先考虑其固有公认汉文名，但上文提及的德国汉学家魏汉茂的姓名在译本中被译成“瓦拉文司”；第38 页Svеn Неdin（1865 —1952）姓氏的通用汉译名是“赫定”，而非“贺丁”；第73 页注释里提及法国汉学家、首部唐诗集法语译者德礼文（Неrvеу dе Sаint-Dеnis，1823 —1892）的姓名，一般译为“德理文”；德国汉学家顾路柏（Wilhеlm Grubе，1855 —1908），按照其藏书票的签名，自取汉文名应该是“葛禄博”①郑锦怀：《葛鲁贝还是葛禄博——〈鲁迅全集〉中的一个错误注释》，载《博览群书》2012 年第5 期，第27 页。。

6.第195 页写道“海陶玮曾经预告赞克所翻译的李白诗歌会被重新出版，但这个新版到底也没出”，较新的事实是：赞克的李白全集译本现已结集成三个系列，分别于2000 年、2005 年和2009 年出版完毕；②Наrtmut Wаlrаvеns еt аl.(Нrsg.), Li Т’аi-ро—Gеsаттеltе Gеdiсhtе: Übеrsiсht übеr diе Übеrsеtzипgеп dеs Erwiп Rittеr vоп Zасh ипd Wiеdеrgаbе dеr Вüсhеr XI-XV dеr dеиtsсhеп Fаssипg (Аsiеп-ипd Аfrikаstиdiеп dеr Нитbоldt-Uпivеrsität zи Веrliп,Вапd 5).Wiеsbаdеn: Наrrаssоwitz, 2000; Наrtmut Wаlrаvеns еt аl.(Нrsg.), Li Т’аi-ро—Gеsаттеltе Gеdiсhtе (Теil 2): Diе Вüсhеr XVI bis XXV ипd XXX dеr сhiпеsisсhеп Gеsатtаиsgаbе iп dеиtsсhеr Fаssипg (Аsiеп-ипd Аfrikаstиdiеп dеr Нитbоldt-Uпivеrsität zи Веrliп, Вапd 19).Wiеsbаdеn: Наrrаssоwitz, 2005; Наrtmut Wаlrаvеns еt аl.(Нrsg.), Li Т’аi-ро—Gеsаттеltе Gеdiсhtе (Теil 3): Diе Вüсhеr I bis X dеr сhiпеsisсhеп Gеsатtаиsgаbе iп dеиtsсhеr Fаssипg (Аsiеп-ипd Аfrikаstиdiеп dеr Нитbоldt-Uпivеrsität zи Веrliп, Вапd 30).Wiеsbаdеn: Наrrаssоwitz, 2007.第222 页和432 页提及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оlfgаng Frаnkе，1912 —2007）在《忘与亡》中译本出版四年前已经辞世，有必要将卒年更新。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坐拥灿烂悠长的文化史的国度，奥地利也具有较为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一批生于奥地利的汉学家继往开来、孜孜以求乃至殚精竭虑为国际汉学研究贡献了不少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述，涉及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比之同属德语区汉学的德国汉学，奥地利汉学研究彰显出某些一脉相承的学科特质，但也在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构建出自身的不同之处。毋庸置疑的是，奥地利汉学是国际汉学的组成部分，它跟同为德语区汉学的德国汉学、跟欧洲汉学乃至世界汉学之间，一直存在紧密关联和积极互动。但是，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奥地利出生的汉学研究者又大多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异国他乡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甚至摈弃自己的母语——德语，而改用目的国语言和（或）英语发表。他们凭借自己的学术贡献参与到他国汉学研究大厦的构筑中去，母国汉学事业的损失，遂成为他国中国学研究的收益。在《忘与亡》德语原著的封底上，印有这样一段引人掩卷深思的话：

学术人物及其著述可能很快就从集体记忆中烟消云散。让学界再次记起那些学者和著作，以便对其学术印记进行加工整理，是这本论述从肇始直至当今的奥地利汉学发展史著作的目标之一。同时，《忘与亡》也可让人回想起以下事实：在“奥地利”汉学家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曾经助推了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进程，但他们的学术活动跟出生国的学术机构并无多大关系。③Веrnhаrd Führеr, Vеrgеssеп ипd vеrlоrеп.Diе Gеsсhiсhtе dеr östеrrеiсhisсhеп Сhiпаstиdiеп.Восhum: Рrоjеkt, 2001, bасk соvе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