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断裂，还是方法论革命？
——对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再考察

吴瑞敏 吕一彤

一、引言

20 世纪60 年代，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接连发表《保卫马克思》（1965 年）、《读〈资本论〉》（1965 年）和《列宁与哲学》（1969 年）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就本质性层面而言，其主题是极力反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大力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①宫敬才：《面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阿尔都塞如是说》，《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宫敬才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80～186 页。如阿尔都塞所言“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②[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258 页。等激烈论述，无不反映出他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对阶级斗争的推崇；就策略性层面而言，其主题是通过“认识论断裂”这一策略性解读，把1845 年前后（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为标志）的马克思思想断裂为意识形态和科学，借以用他所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反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理论解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此后的岁月中，正是阿尔都塞的这种服务于其反人道主义和阶级斗争主张的策略性解读（“认识论断裂”）受到了很大推崇，最终演生出一种致力于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认识论解读”的学术路向。其最为严重的理论后果是：马克思从其青年时期起就展开探索（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此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发展的经济哲学研究传统，即马克思开创的独树一帜的经济哲学方法论革命，被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引向了一种我们称之为“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要害在于，在这种学术思潮中隐含着并未被充分注意到的两个层面的理论分野：其一，对马克思进行认识论解读与方法论解读的分野，由此必然要牵引出马克思在1845 年前后思想的发展究竟是出现了“认识论断裂”还是完成了“方法论革命”的争论；其二，把握这第一个层面的理论分野，又必然关涉到对马克思进行古典哲学解读与经济哲学解读的理论分野，并且只有首先把握了这第二个层面的理论分野之后，第一个层面的理论分野才能获得本质性的理解。

本文旨在通过对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再思考来揭示上述两个层面的理论分野，为还原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和他所开创的经济哲学方法论革命的原初思想语境，进行一次学术的探险和尝试。

二、古典哲学解读，还是经济哲学解读？

我们首先来回答第一个层面的理论分野。人们对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路径存在着古典哲学的进路和经济哲学的进路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揭示这个理论分野对于本质地把握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意义，同时完成这样一个理论任务又是相当困难的。在这里，我们仅以学界对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阐述的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例，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把《资本论》视为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开创性贡献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的原发地。他这样写道：“《资本论》这部巨著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史上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即概念体系（因而是科学理论）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大陆’的领域向科学知识敞开了大门。”①[法]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杜章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 年，第75 页。在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阐述其历史科学的原创性的“概念体系”中，“历史时间”所占据的理论位置和扮演的理论角色是至关重要的。阿尔都塞明确指出，他阅读《资本论》的目的就是要“考察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而在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中，虽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批评”，但最为要紧的是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责难”。①[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9 页，第100 页，第101 页。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这个根本性的责难概述为：“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的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只有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的性质才能说明和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和暂时性。他说，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变成了一切生产的永恒的条件，他们没有看到这些范畴是由历史决定的，因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②[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9 页，第100 页，第101 页。

进而，阿尔都塞针对马克思的这个根本性责难的重要意义作出了深刻阐述：“他确定他同古典经济学家的全部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概念的非历史性。这一判断不仅对于解释《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对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重要影响。”他进一步强调，一旦我们把握了马克思概念体系的这种“非历史性”，那么，我们就来到了“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战略要点”，甚至是“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个战略要点”。③[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9 页，第100 页，第101 页。

也正是在这个把握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为要紧的当口，阿尔都塞向我们提出了严正的理论警告。他预计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追随者，很可能会犯下肤浅的理论错误，从而把对马克思的理解引向歧途。要害问题就在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使用着同一套概念体系，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即如何识别和区分同一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上的根本差别。”④吴瑞敏：《财富与时间：〈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231 页。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人们往往仅从马克思论述古典政治经济学诸概念“非历史性”的具体词句或段落出发，对这个“非历史性”概念中所隐含的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的丰富内涵，进行肤浅的和含混不清的理解。譬如，人们经常引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如下词句来阐述马克思的时间哲学：“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⑤《马克思恩格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98 页，第603 页。“这些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⑥《马克思恩格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98 页，第603 页。而阿尔都塞则对此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这一批判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的真正的批判。这个批判是肤浅的、含混不清的，而他的整个批判要远为深刻得多。马克思在表述出来的批判中往往不能一下子完成他的正直的批判，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在这里，马克思在理论上对自身的判断尚未完成，因而不仅在力图否定他、诋毁他的反对者那里，而且首先在他的拥护者那里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①[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01 页。

在这里，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及其引证者的批判如此苛刻，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商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和把握阿尔都塞作如此尖锐批判的理论旨趣，以及这一理论旨趣对于本质性地理解和把握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认为，阿尔都塞在这里的尖锐批判必然意味着要求我们提出一种理解马克思的“非历史性”概念的新路径，否则的话，即便是我们已经占据了“非历史性”这个“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个战略要点”，我们也无从由此出发开辟出一条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新路径，甚至把我们引向对马克思的更大更深的误读。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条新路径的秘密就在于必须把马克思的“非历史性”置于他的“历史时间”的理论视域之下，而马克思的“历史时间”又必须通过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其核心乃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才能够获得真切的把握。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本质就是他的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如此一来，阿尔都塞便制定了一条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径：非历史性→历史时间→社会形态→唯物史观。其基本逻辑是：“非历史性”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战略要点”，“历史时间”是把握“非历史性”的要害之所在，“社会形态”则是把握“历史时间”的要害之所在，与此同时，“社会形态”又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之所在。

一旦这一条新路径被如此这般地展示出来，阿尔都塞在“历史时间”概念之下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多重理论性格——创造性、复杂性和迷惑性——也就被突显了出来。其创造性表现为，他把“历史时间与唯物史观”连接在了一起，并开辟了一条经由“历史时间”理解唯物史观的新道路；其复杂性表现为，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则必须经由“社会形态”来实现，而在某种意义上，理解“社会形态”却是一个远比理解“历史时间”还要复杂得多的理论任务；其迷惑性表现为，既然社会形态概念业已被认定为是理解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范畴，那么，我们何以还需要冒着双重的理论风险去揭示掩蔽在社会形态背后的那个历史时间呢？质言之，依照阿尔都塞的理论逻辑，社会形态既是理解历史时间的一块基石，又是理解唯物史观的一块基石，其理论公式即可表述为：历史时间←社会形态→唯物史观。显而易见，在这里，历史时间似乎蜕化成为一个依附于社会形态的次级概念，甚至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阿尔都塞提出历史时间概念只是为了制造一个理论上的麻烦吗？事实远非如此。然而，我们也绝不应该忽视这个发问所蕴含的启示和警示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在经由历史时间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理论道路：一条道路是古典哲学性质的，具体来说是黑格尔哲学性质的，它主张必须通过对黑格尔的历史时间概念的批判才能通达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对黑格尔的历史时间概念的批判又必须通过对他的“同质性总体”思想的批判来实现，而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结构（经济结构或社会形态）则是实现对黑格尔的“同质性总体”思想加以批判的根本出路。不难看出，这样一条哲学的理论道路，与其说是在借助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不如说是在借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此可谓本末倒置。然而，当代学者似乎对阿尔都塞制定的这条“舍本逐末”的道路情有独钟，由此针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出许多繁杂的理论解释。①参阅仰海峰：《资本论》与历史科学的新发现——对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再思考，《哲学研究》2009 年第3 期；潘裕文：《社会构形与历史时间：论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阐发》，《现代外国哲学》（总第19 辑），2021 年第2 期；吴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哲学研究》2021年第2 期。另一条道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道路。它认为，如果真实存在一个阿尔都塞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的话，这个概念也只能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所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视野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把握。事实上，这是阿尔都塞本人就十分清楚的理论事实，《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个确证。然而，即便阿尔都塞十分清楚这一点，他还是选择把黑格尔作为通往马克思的历史时间的一个中介，而为了加强黑格尔这一“中介理解”的力量，他又进一步地把斯宾诺莎（“真观念”）、莱布尼兹（机械认识论）、笛卡尔（经验论）、康德（“物自体”）等人的哲学观念，亦引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中介。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之下，当今学者则进一步将这种“中介理解”延伸至当代哲学世界之中，于是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胡塞尔的“意义论”②参阅吴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哲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等当代哲学家的思想概念，时常出没于马克思的卷帙浩繁的经济哲学的文本世界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的作为经济哲学的“历史时间”概念的思想来源，且变得越来越活跃。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马克思的历史时间加以“中介化解读”和“中介化演绎”的做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理论后果。一方面，在这种中介化的解读和演绎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术任务却被边缘化或搁置起来了，更为甚者，在这种中介化的解读和演绎中，马克思独树一帜的经济哲学被降低为用来理解这些中介人物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直接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哲学）本身出发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学术正途，要么遭到了忽视，要么遭到了那些中介的污染。③事实上，阿尔都塞对此是有所自觉的，他在《读〈资本论〉》中曾这样写道：“我们讲了许多题外话，现在我们来确定分析的对象，即研究马克思的对象本身。”（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65 页。）

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凸显了出来，即把握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及其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意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要认识到这一概念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批判的理论视域之下提出并加以阐述的。换言之，必须把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把握为一个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概念，并且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旨趣之下对其加以系统性考察和发掘。否则的话，假如我们在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道路上去把握这一概念，运用这一概念来发展对马克思的新的理解，其最终不仅难以达到发展马克思思想的目的，而且很可能从中发展出更多“新奇”的对于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

那么，何以必须把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把握为一个经济哲学概念呢？最简单的一个理论事实便是，这一概念是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的一个结果，而《资本论》的副题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和核心之所在。①参阅宫敬才：《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再者，“历史时间”概念是阿尔都塞在《〈资本论〉的对象》一文的第4 节“古典经济学的缺陷——简论历史时代概念”的具体语境之下提出并加以论述的，而此前两节的内容则分别是“马克思和他的发现”和“古典经济学的功绩”。由此可见，阿尔都塞完全是循着《资本论》所开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道路，在详细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绩与缺陷的基础上，发掘出了马克思的“历史时间”的概念。这一简单的理论事实再次提醒我们，如果离开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去另寻其他的道路或理论资源，牵强附会地对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进行理论拓展或创新，难免要陷入舍本求末之歧途。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集中阐述的他对时间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的看法，确实为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新的视野。然而，当代学者在挖掘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的理论潜力的过程中却走向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背离的道路：要么将这一概念囚禁在阿尔都塞的哲学中那些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存在本质性关系的哲学建构之中，从而不仅离开了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对马克思哲学最具独创性的贡献，而且由此错失了一次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视域中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当代意义的机会；要么虽然看到了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只有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下方能得到本质的理解，并试图由此开启一条重新发现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新道路，却由于没有将这条道路坚持到底或者出现解读路径的偏差，而最终浪费了阿尔都塞的历史时间概念所蕴含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那种理论潜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遗憾。

三、《资本论》所引发的哲学革命是认识论的，还是方法论的？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前述针对马克思思想的古典哲学解读和经济哲学解读的理论分野之下，还蕴含着更为严重的认识论解读与方法论解读的分歧，进而牵引出马克思在1845 年前后思想的发展究竟是出现了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还是完成了“方法论革命”的激烈争论。

我们仍然以学界对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的理解为例对这第二个层面的理论分野先作一个初步的说明。这里的要害在于，在对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所展开的各种“中介化”的理解和演绎当中，有两种误读方式特别值得商榷，它们都与所谓对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新发现密切相关。第一种误读与对《资本论》的阅读方式有关，即对于理解《资本论》而言，究竟是阿尔都塞指认的“认识论阅读”更为切中要害，还是马克思本人所指认的“方法论阅读”更为根本？质言之，《资本论》所引发的哲学革命的本质究竟是认识论的还是方法论的？第二种误读方式与对《资本论》的人本学的解读有关，即对于《资本论》与人道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批判，究竟是应该遵循阿尔都塞所制定的“古典人本学”①[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90 页，第134～135 页。的批判路径展开，从而将这种批判引向针对《资本论》的所谓主体性哲学的反思，还是应该沿着马克思本人已经开辟出来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学前提（微观基础）加以批判的思路继续探索下去，从中开辟出一条从人学前提（微观基础）的视角出发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径？②参阅宫敬才：《“阿尔都塞问题”与“人学公式”的误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2 期；仰海峰：《从主体、结构到资本逻辑的结构化：反思关于马克思思想之研究模式的主导逻辑》，《哲学研究》2011 年第10 期。这两个方面的分歧均攸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因而须要加以澄清。鉴于篇幅所限和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仅就第一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留待后文再论。

我们看到，在阿尔都塞所发展的对于马克思的各种理解当中，“认识论断裂”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在《〈资本论〉的对象》中反复提出需要对《资本论》进行认识论的阅读。在该文“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一节中，他明确指出：“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由于是在唯一的认识论的断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同时既是反人道主义又是反历史主义的。严格地讲，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人道主义和非历史主义。我有意识地使用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是为了强调断裂的全部意义。这种断裂并不是自发产生的，相反，它的完成十分艰难。这种双重的否定的表述方式（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并不单纯是我个人采取的一种形式，因为不能靠这种禁令来阻止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进攻，而四十年来，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某些领域一直在威胁着马克思主义。”③[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90 页，第134～135 页。

在这里，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误解为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认识论断裂”的基础之上的。究竟何谓“认识论断裂”呢？他继续写道：“这种抗议本身是否必然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理论解释呢？并非必然如此。因为它只是以一种绝对呼吁的实践形式发展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即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已经建立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新关系的论点。关于这个论点,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的，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科学理论在现存意识形态改造中的作用的理论）,另一方面从辩证唯物主义,即关于理论和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也就是人们习惯上说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思考的。在这两种场合,马克思充分强调的以及同我们的问题有关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葛兰西在我们刚才说明的确切意义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实际上他是指马克思的概念的唯物主义（既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也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性质。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看到了令人困惑不解的东西,这里有三点含混不清的地方。（1）虽然这里直接有关的是唯物主义,而葛兰西却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中必须强调第一个词‘历史’,而不是第二个词,他认为,第二个词‘起源于形而上学’。（2）强调唯物主义不仅涉及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也涉及辩证唯物主义,但葛兰西却只谈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他提示说，‘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必然会使人们产生‘形而上学’的联想,甚至产生比联想更糟的东西。（3）显然，葛兰西赋予仅仅表示科学的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以双重的意义：它既表示历史唯物主义,又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葛兰西试图把历史的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学科混合成一个东西即历史唯物主义。”①[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47～148 页。

在这里，阿尔都塞以葛兰西为典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裂”之所以被忽视乃至掩蔽了起来，其理论根源就在于，葛兰西把历史唯物主义纳入他所主张的“实践哲学”之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归为他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之中。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既非形而上学，亦非传统的认识论（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是与传统的认识论发生了断裂的新的认识论。进言之，这种新的认识论所指涉的又是什么呢？对此，阿尔都塞在“《资本论》的认识论命题”一节中给出了十分繁杂的解释，我们把他的这种解释概括为一种“概念认识论”的解释。而最能体现这种“概念认识论”精髓的，当数阿尔都塞针对“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所作的例析：“我们知道，马克思责备斯密和李嘉图经常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存在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因此，在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缺少一个名词。马克思在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把这个空缺的名词，剩余价值恢复了。把未出现的名词恢复出来，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诚然，任何名词都是一个概念，但不能说，任何概念都是一个理论概念，也不能说任何理论概念都代表一个新的对象。如果说剩余价值这个名词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上，这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对象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命运则完全取决于这个简单的名称。……不容怀疑的是，马克思感到首要的理论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恰当的科学术语，即建立有明确规定的术语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所用的名词不仅必须是概念，而且新出现的名词也必须是能说明新的对象的概念。”①[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67～168 页，第187～191 页。

要想抓住这一段话的要领，必须理解“新的概念体系”“新的对象”“对象的结构”三者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正是在这里隐含着阿尔都塞所谓的“《资本论》的认识论命题”的奥妙，而当今有学者则进一步将之上升到“《资本论》的认识论变革”②参阅吴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哲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的高度加以阐释。所谓“新的概念体系”乃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但是这些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却有着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内涵，也因此被称为“新的概念体系”；而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并没有被马克思以完全清晰的方式阐述出来，甚至于处于被掩蔽的状态，故此常被人们所忽视乃至误解。所谓“新的对象”乃是指，马克思的“新的概念体系”之所以被称为是新的，是因为尽管这些概念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引入的，但是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却是新的，即不同于它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指涉的对象；而除非能够把握住这些概念所指涉的“新的对象”，人们便无从把这些概念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识别出来，赋予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从而将之指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概念体系”。所谓“对象的结构”乃是指，这种“新的对象”只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结构”中方能获得本质的理解和把握；而这种“经济结构”又是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

所谓《资本论》的认识论断裂或认识论变革乃是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种说明“新的对象”的“新的概念体系”，马克思借助这种“新的概念体系”既超越了“古典人本学”，③[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67～168 页，第187～191 页。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又超越了“古典认识论”，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传统认知，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认识的飞跃。然而，在此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新的概念体系”是认识和把握“新的对象”（经济结构）的概念工具和“新的对象”（经济结构）是揭示和构建“新的概念体系”的现实基础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前者提倡的一种认识论的解读方式，在这种解读方式中，“新的概念体系”相对于“经济结构”具有认识上的优先性，质言之，“经济结构”重新被发现和认识乃是由于一种“新的概念体系”所引发的“认识论变革”的结果。后者蕴含的则是一种方法论的解读方式，在这种解读方式中，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不仅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也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从而构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发展出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唯物史观）。马克思所开创的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研究哲学的“经济哲学”创新之路，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是极具创造性的，其独特性和创造性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所开展的建设性批判的重建上，这当中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又体现为马克思对支撑整个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大厦、后来又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乃至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逻辑前提的“经济人”的批判性重建之中，与之同时展开的还包括对古典经济学的商品、资本、货币、价值、利润、地租、工资、利息等一整套概念体系的批判性重建。在这种批判性重建中，有两点颇为值得注意：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阐述的“新的概念体系”，是奠基在他对“新的对象”（经济结构）的批判之上的，这种批判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经济哲学批判，这不是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所谓的“认识论变革”，而是方法论革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概念体系的批判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而不是否定性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蕴含着深刻的概念重建和伟大的理论创造，这里不存在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既没有弃绝人本主义，亦没有弃绝历史主义，而是从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人本学即劳动人道主义①参阅宫敬才：《人学公式的误读及其后果：劳动人道主义概观》，《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3 期。和一种新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其本质亦不宜用有学者主张的“认识论变革”来加以定义，更为本质的是马克思发动了一场哲学方法论革命，即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哲学传统。②参阅俞吾金：《作为经济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中国经济哲学年鉴（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宫敬才：《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

在这里，我们对于在第一节中所揭示的那种对马克思的“中介化”理解和演绎获得了更深刻的认知。当阿尔都塞的追随者沿着其所制定的认识论的理论阐释路线推进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实际上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上一种抽象的概念辨析的道路，并且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掉入一种“概念认识论”的泥淖。根本原因就在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的追随者在试图对马克思作出新的解读和理论发现的过程中，偏离了马克思所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传统，而一旦离开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最具原创性和最具本质意义的这一内核部分，这些学者就不能不在方法论上远离马克思，而为着在远离马克思的同时还企图有新的发现，他们势必要在马克思思想理论资源之外去寻求理论支援。由此，对马克思的“中介化”解读和演绎便“自然而然”地被分娩出来了。

对于这种“概念认识论”，我们还可以从阿尔都塞如下一段描述中获得进一步的透视：“马克思由于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可以表述如下：通过何种概念人们可以思考新的决定类型，也就是刚才论证的由区域结构决定这一区域的现象？更一般地说，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切后果由这一结构的作用决定？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③[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216 页。在这里，阿尔都塞再次集中强调了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论的原创性贡献，要紧的是他把这种原创性贡献把握为一个概念问题，进言之，把握为一个因发展了一个新的概念体系所引发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论变革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发掘出来的那种“认识论断裂”称为一种“概念认识论”。

坚持这种“概念认识论”的学者当然可以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找到支持，最常被引用的几段论述均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中最为著名的论述出自于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概念的阐释：“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6 页。

按照阿尔都塞所制定的“概念认识论”的理论路线来理解，马克思对“生产一般”概念阐释的理论创造性主要就表现在他在这段话中揭示出了一种被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所强调的“认识论差异”，②参阅吴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哲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即它是马克思针对“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之差异所展开的认识论概念辨析的一个典范。然而，于马克思而言，相较于这种认识论的概念辨析，更为本质的是马克思通过对作为“生产一般”概念的阐释将自己的独特的哲学方法论深刻而清晰地展示了出来。在这里，马克思经由“生产一般”概念发展的抽象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是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经济哲学方法：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保证了人类历史上曾出现的各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概念能够“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进而确保运用其分析社会现实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具有普遍性；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概念则确保了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能够容纳“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从而防止“因见到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一般生产”概念所展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哲学方法所主张的须从“抽象”出发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发展规律加以研究的方法，这里的“抽象”必须是把“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处于最前沿的社会范畴便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抽象作为起点。

对此，同样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用他的“劳动一般”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5～46 页，第46～47 页。在另一段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论述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5～46 页，第46～47 页。

马克思的“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概念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经济哲学研究方法的奥秘，这些概念是抽象的，但都是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之中的，尤其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密切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些抽象的概念又是极为鲜活、充满着勃勃生机的。如果离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研究的传统，从而将马克思的这些充满批判精神和生命张力的概念置于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近代哲学家，或者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乃至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的理论逻辑中反复加以“操练”的话，势必要窒息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在这当中，阿尔都塞从《资本论》中阅读出来的“认识论断裂”虽有理论贡献，但其所制定的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认识论的解读路径，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遗毒至今。

四、余 论

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文的讨论再次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经济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开创了一种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构建了一个融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离开对马克思哲学及其哲学革命的经济哲学这一本质属性的把握，便无从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甚至走向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歧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对于我们本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

一方面，只有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属性出发，传统上被割裂开来分别加以考察和叙述的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在真正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被有机地统一起来，而只有这样一种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之下被统一起来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其相比于古典哲学乃至后马克思时代的一切其他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才能够自觉地避免将马克思“近代哲学化”（以近代认识论化为典型）、“古典哲学化”（以黑格尔化为典型）和“现代哲学化”（尤以海德格尔化和胡塞尔化为典型）的理论穷途和思想陷阱。毫无疑问，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所展开的古典哲学解读和认识论解读，势必要掩蔽乃至扼杀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和生命力。

另一方面，在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也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从马克思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本质属性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有机统一的立场出发，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当今中国的伟大实践和当今世界的伟大变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够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就此而言，也需要我们高度警惕诸如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者，有可能把我们从马克思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哲学方法论革命的道路引向歧途，其后果就是导致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钝化和生命力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