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存在句动词的非宾格性
——来自眼动追踪的证据

张 辉, 张 今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一、引言

珀尔马特(Perlmutter)[1]首次提出了非宾格假说,该假说依据词汇和句法特征的差异将不及物动词区分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和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珀尔马特的研究发现,在英语中,不及物动词的语法形式均为主语—动词结构(NP-V),但在这种结构中,主语和不及物动词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非宾格动词在语义上强调某种状态,此时主语充当不及物动词的受事,作为宾语出现在深层结构中。而非作格动词在语义上表达具体的行为动作,此时主语充当不及物动词的施事,在深层结构中充当主语。珀尔马特使用了术语“非宾格动词”来描述在语义上不涉及个体主动意愿的不及物动词类别,而术语“非作格动词”则用来描述在语义上涉及个体主动意愿的不及物动词类别。非宾格动词包括那些可以表示发生或存在(如appear、happen)、表达感官刺激(如smell、taste)、传递时间概念(如begin、end)以及表述持续性(如last、keep)的动词。相反,非作格动词通常指涉到那些具有个体主动参与性质的自主行为(如dance、sing)或非自主的生理活动(如blink、shiver)。

现代汉语存在句的相关研究一直广受学界关注,在生成语法框架下,研究主要涉及汉语存在句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而自非宾格假说问世以来,汉语存在句中动词的属性更是成为研究的焦点。根据句式结构和语义特征的不同,汉语存在句又有很多下位句式,典型的就是“有”字句(山下有一座房子)、“是”字句(山下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V着”句(地上放着一只碗)和“V了”句(衣架上挂了一件衣服)[2]。

在一般的存在句结构中,动词附带的单一名词论元被视为不承担施事角色的语义客体,它们通常被分类为深层宾语。因此,学者黄正德(Huang)[3]226-253、潘海华(Pan)[4]、顾阳[5]、韩景泉[6]、唐玉柱[7-8]等普遍认为,存在句中的动词通常属于非宾格动词。但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除了典型的存在动词,一些被认为是典型非作格动词的运动动词如“游、飞、爬”等,以及一些及物动词如“写、画、刻、绣”等,也可以作为存在动词出现在汉语存在句中,例如:“水里游着一条鱼。”“衣服上绣了一朵花。”由此出发,杨素英[9]和吕云生[10]等学者对非宾格假说表示了疑虑。因为根据该理论,非作格动词的主语应该与深层语义结构的主语一致,不应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然而在汉语存在句中却观察到了与此相悖的现象。因此关于汉语存在句中动词的语义句法属性一直存在争议,非宾格假说对汉语的适用性同样受到了质疑。

但随着对汉语存在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支持了非宾格假说的跨语言普遍性。唐玉柱[8]从存在结构中必须出现介词短语这一证据出发,认为所有的存在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具有非宾格性。隋娜和王广成[11]根据存在句中论元附加语的使用情况以及题元角色应该分派一致的原则,认为存在句中动词后的名词词组论元在语义上都是客体,而非施事;并且依据黄正德[12]的轻动词句法(light verb syntax)理论,认为进入存现句的动词,其事件结构都是由事件谓词“occur”决定,理应属于非宾格动词。董成如[13]从压制理论的角度解释了汉语存现句中动词的非宾格性,认为存在句剪切及物动词的施事,抑制非作格动词的施事,“着”字和“了”字存在句都抑制了及物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实施动作的施事性意义,从而彰显两类动词所表示的存在状态意义,由此及物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在论元结构和语义上都被存现句非宾格化。

自非宾格假说提出以来,国际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在汉语学界,关于非宾格假说的相关议题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尤其是汉语存在句中动词的非宾格性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学界针对该问题开展的跨学科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仍以理论研究为主。因此,为了从实证角度验证汉语存在句中动词的非宾格性,本文选取汉语存在句“NPL+V+了+NP”句式为研究对象,以及物动词为例,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比较汉语母语者在汉语存在句、主谓宾句和主谓句中对同一及物动词的加工机制,考察进入存在句中的及物动词是否产生新的加工机制,为汉语存在句中动词非宾格性的验证提供证据。

二、方法

1.被试

采用G*Power 3.1软件估算样本量[14],设置f=0.25,α=0.05,Power=0.80,计算得到样本量为28人。

被试为28名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年龄在22-25岁之间,男女各半。所有被试母语均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了单因素的被试内设计,自变量是句式类型,分为“NPL+V+了+NP”句、“有人+在+NPL+V+了+NP”和“NP+在+NPL+V+了+很久”三个水平,其中动词均为单音节及物动词。三种句式类型分别属于“V了”汉语存在句、主谓宾句和主谓句,实验条件实例见表1。

3.实验材料

使用拉丁方设计的方法,共生成3组实验材料,每组包含42个实验句和42个填充句,每位被试会被随机分配到3组实验材料中的1组。这些填充句都是在语义上通顺的句子,将它们与实验句一起嵌入实验程序后,用伪随机的方法进行排列,每个实验句都在屏幕中单独占据一行。此外,实验程序中还随机插入了42个与句子内容相关的判断题,以确保参与者认真阅读每个句子。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还会进行9个练习句的阅读,以熟悉实验流程。

表1 三种实验条件举例(下划线部分为兴趣区)

为保证实验句语法和语义的合理性,再请不参与本实验的 30名汉语母语者评定句子的合理度。评定材料分3个版本,每个版本有10人参与评定。合理度分为5个等级,其中非常不合理为1,非常合理为5。3类实验句合理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

利用R软件(version 4.2.3)的lme4(version 1.1-33)程序包,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对合理度评定结果进行分析。其中,句式类型为固定因子,被试和项目为随机因子,采用car程序包里的Anova(type=III)来确定主效应。结果表明:句式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χ2(2)=2.84,p=0.24)。三种句式类型的实验句均为语法和语义合理的句子,且三种句式类型的合理度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2 不同实验条件的合理度评定结果(M±SD)

4.实验仪器与流程

呈现材料和记录实验数据的实验仪器为SR Research公司生产的Eyelink1000(version 4.51)眼动仪,采样频率为1000Hz。材料呈现屏的刷新率为75Hz,分辨率为1280×1024像素。实验句以白底黑字呈现,每个句子占一行,采用宋体字体,字号为39号。

被试在实验室中的座位距离电脑屏幕大约70厘米,实验开始前,对其进行3点视角校准,误差尽量控制在0.3度视角以内。随后,电脑屏幕上会展现实验指导语,与此同时实验员会向被试解释实验流程。此外,被试还需要完成9个练习句的阅读,以确保他们完全知悉整个实验流程。平均每个被试完成整个实验耗时25分钟。

5.眼动分析指标

本研究所采用的眼动指标包括首次注视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总注视时间和回视路径时间。首次注视时间是指某个兴趣区域内第一个注视点的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早期的词汇识别和语义加工过程[15-16]。第一遍阅读时间特指在眼睛跳转到下个兴趣区域前,在目前兴趣区域内所有注视点的注视时间总和,该指标同样与早期的词汇识别和语义加工过程紧密相关[17-18]。回视路径时间的计算从某个特定兴趣区的首次注视开始,到注视点跳转到该特定兴趣区域右侧为结束,这段时间内所有注视点的累计时间总和称为回视路径时间。回视路径时间能体现被试对语义、句法等信息的整体加工过程,在时间进程上属于晚期加工指标[19-20]。总注视时间是指落在某个兴趣区域内所有注视点的时间总和,是衡量被试对句子整体整合加工的眼动指标[21-22]。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28名被试的眼动数据正常,每名被试对所有判断题作答的正确率均大于95%,说明被试认真阅读并理解句意。在进行正式分析之前, 删除注视时间短于80 ms或长于1200 ms的注视点[23-24]。我们也剔除了包含5次以上眨眼的数据,在紧靠兴趣区边缘以及兴趣区内有眨眼的数据也被剔除,该部分删除的数据约占全部数据的2%。此外,也删除了兴趣区总注视时间为0的数据,并在此后把正负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删除,这两部分删除的数据约占全部数据的13%。实验句只有一个兴趣区,其范围是“动词+了”,示例见表1。

实验数据利用R软件(version 4.2.3)的lme4(version 1.1-33)程序包,拟合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对于兴趣区内的首次注视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总注视时间和回视路径时间,为了克服注视时间类数据的正偏斜特点,先对其进行对数转换,然后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的拟合。在考察混合效应模型的随机结构时,考察同时包括被试和项目的随机斜率(random slope)和随机截距(random intercept)[25]。其中,句式类型为固定因子,被试和项目为随机因子,采用car程序包里的Anova(type=III)来确定主效应。不同句式类型兴趣区内首次注视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总注视时间和回视路径时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1.首次注视时间

对首次注视时间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后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在兴趣区内,句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χ2=25.38,p<0.001)。进一步比较分析显示,存在句式中“动词+了”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短于主谓句式(β=-0.13,SE=0.03,t=-4.62,p<0.0001),主谓宾句式中“动词+了”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短于主谓句式(β=-0.11,SE=0.03,t=-4.11,p=0.0001),但存在句式和主谓宾句式中“动词+了”的首次注视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β=-0.01,SE=0.03,t=-0.49,p=0.62)。

2.第一遍阅读时间

对第一遍阅读时间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后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在兴趣区内,句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χ2=30.08,p<0.001)。进一步比较分析显示,存在句式中“动词+了”的第一遍阅读时间显著短于主谓句式(β=-0.17,SE=0.03,t=-5.11,p<0.0001),主谓宾句式中“动词+了”的第一遍阅读时间显著短于主谓句式(β=-0.15,SE=0.03,t=-4.36,p<0.0001),但存在句式和主谓宾句式中“动词+了”的第一遍阅读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β=-0.02,SE=0.03,t=-0.74,p=0.46)。

表3 不同句式类型兴趣区内首次注视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总注视时间

3.回视路径时间

对回视路径时间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后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在兴趣区内,句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χ2=57.69,p<0.0001)。进一步比较分析显示,存在句式中“动词+了”的回视路径时间显著短于主谓句式(β=-0.49,SE=0.09,t=-5.58,p<0.0001),但边缘显著长于主谓宾句式(β=0.09,SE=0.05,t=1.81,p=0.08),主谓宾句式中“动词+了”的回视路径时间显著短于主谓句式(β=-0.58,SE=0.78,t=-7.52,p<0.0001)。

4.总注视时间

对总注视时间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后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在兴趣区内,句式类型的主效应达到边缘显著(χ2(2)=5.22,p=0.07)。进一步比较分析显示,存在句式中“动词+了”的总注视时间显著长于主谓宾句式(β=0.09,SE=0.04,t=2.14,p=0.03),也边缘显著长于主谓句式(β=0.08,SE=0.04,t=1.75,p=0.08),但主谓宾句式和主谓句式中“动词+了”的总注视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β=-0.02,SE=0.04,t=-0.35,p=0.73)。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加工阶段,对于进入“NPL+V+了+NP”“有人+在+NPL+V+了+NP”和“NP+在+NPL+V+了+很久”这三种句式中相同的动词,汉语母语者的加工机制和加工难度表现不同。

1.早期加工阶段

被试对动词的早期加工体现在首次注视时间和第一遍阅读时间上。汉语母语者对存在句和主谓宾句中及物动词的早期加工没有差异,但是汉语母语者对这两种句式中动词的早期加工均快于主谓句。首次注视时间和第一遍阅读时间都是反映词汇语义信息早期识别过程的眼动指标[15-18]。汉语母语者对存在句和主谓宾句中及物动词的早期加工没有差异,表明在语义的早期识别阶段,施事论元的有无并不会影响及物动词语义信息的早期识别。但汉语母语者对存在句和主谓宾句中动词的早期加工均快于主谓句,这表明相同的动词在主谓句中的语义信息区别于另两种句式。

在汉语存在句研究中,“NP+在+NPL+V+了/着”句式(下文简称“在”字句)通常被认为是“NPL+V+了/着+NP”存在句的变换句式[26],两种句式都能表达某物存在于某处的状态,因此有学者也把能否进行此类变换作为存在句的鉴别标准之一[27]。然而,正因为两种句式的句义高度重合,动词的词性和语义在两种句式中的变异很少得到关注。从词性上看,存在句和主谓宾句中的及物动词均出现在充当宾语的客体论元之前,具有施事性意义,两种句式中动词的及物性并没有区别。但在主谓句中,存在对象作为主体论元出现在主语位置,而动词位于主语之后,词性由及物变为不及物。从直接语义上看,由于语序没有变化,且存在句相比主谓宾句在结构上只省略了施事主语,因此动词在两种句式中早期的语义信息加工没有差异。但主谓句的结构更接近于省略了“被”字的“被”字句,隐含了被动语义,因此在早期语义信息加工中需要更长的加工时间。

2.晚期加工阶段

晚期加工阶段反映了语义和句法信息的关联与匹配过程[19-20],被试对动词的晚期加工体现在回视路径时间上。汉语母语者对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晚期加工慢于主谓宾句,表明在晚期语义、句法信息的映射和匹配过程中,施事论元的缺失给及物动词的晚期加工增加了困难。汉语母语者对存在句和主谓宾句中及物动词的晚期加工均快于主谓句,表明动词词性的变化、论元位置的改变以及被动义的提取使动词在主谓句中的晚期加工变得更加复杂。

存在句是表示某处存在某实体的句式,一般认为存在句中的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存在句也被看成非宾格动词的诊断句式。但汉语存在句不仅接受非宾格动词,也容纳及物动词和非作格动词[13]。在汉语“NPL+V+了/着+NP”存在句中,唯一的客体论元出现在表层宾语的位置上,列文与帕波波特(Levin &Pappaport)[28]把这一现象称作显性非宾格现象(surface unaccusativity)。对于及物动词和非作格动词进入汉语存在句的现象,唐玉柱[8]、隋娜和王广成[11]以及董成如[13]分别从介词搭配、题元角色分派一致性和轻动词句法理论以及压制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汉语存在句中的及物动词和非作格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具有非宾格性。本研究发现,汉语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晚期加工模式与主谓宾句和主谓句都有显著差异,不属于典型及物动词的加工模式,也区别于不及物动词的加工模式,研究结果支持及物动词在存在句中获得了特殊的非宾格性。相比主谓宾句中的及物动词,进入存在句的及物动词因为获得了非宾格性,在晚期加工中需要更多加工成本。但由于主谓句中的语义、句法信息的映射和匹配过程更为复杂,其加工成本和加工困难则更多。

3.整合加工阶段

在整合加工阶段,语义和句法信息会进行重新分析和整合[21-22],被试对动词的整合加工体现在总注视时间上。汉语母语者对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整合加工慢于主谓宾句和主谓句,这表明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语义、句法信息的整合及重新分析比其他两种句式都更为复杂,加工成本更高。本研究认为这与及物动词进入存在句获得了非宾格性有关。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常常出现在表层主语的位置[9],但汉语存在句中动词的客体论元却出现在表层宾语的位置,这样的显性非宾格现象给动词的整合加工增加了成本。此外,虽然存在句中的客体论元出现在深层宾语的位置,但是及物动词往往需要施事论元来充当客体论元的施事,所以在深层结构中深层主语的缺失也为动词句法信息的整合和重新分析增加了困难。汉语母语者对主谓宾句和主谓句中动词的整合加工时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二者的整合加工过程类似,因为两种句式的加工过程并不涉及论元的缺失和移位。

综上,本研究结果支持非宾格假说,也支持了汉语存在句中的动词具有非宾格性。根据非宾格假说[1]157-189,不及物动词可划分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两个子类,及物动词不属于非宾格假说的讨论范围。但在汉语存在句中,除了典型的非宾格动词,一些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也可以进入存在句。早期、晚期加工和整合加工结果均显示,进入存在句的及物动词的加工模式与主谓宾句和主谓句并不完全相同。本研究结果为汉语存在句中动词非宾格性的验证提供了更科学的参照。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眼动实验探讨了汉语母语者对汉语存在句、主谓宾句和主谓句中动词的加工过程,为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非宾格性提供了证据,也证明了动词的非宾格性、非作格性和及物性的确定不能仅仅依赖于动词的浅层语义。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加工阶段,汉语母语者在处理不同句式中的动词时,面临着不同的加工难度。在早期加工阶段,存在句和主谓宾句中及物动词的加工模式相似,相比之下主谓句的加工成本更高。在晚期加工阶段,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加工比主谓宾句更为复杂,但比主谓句加工成本更低。在整合加工阶段,存在句中及物动词的加工比主谓宾句和主谓句都更为复杂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