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产业组织理论的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社会福利效应分解

2023-12-20 01:38
许昌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李 停

(铜陵学院 经济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一、引言

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反垄断案再次激发一个古老的话题,即如何看待横向并购以及由此增强的垄断势力。“所有获取垄断利润的垄断者最愿意过平静的生活”、“垄断是产业进步的麻醉剂,竞争才是产业进步的兴奋剂”,这是希克斯被广泛引用的名言[1]。毋庸置疑,一个远离竞争的企业会对市场变化做出缓慢反应,不经历挑战,就会损害进取心,毁灭繁荣和压制进步的动力。问题是横向并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生产者集中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强垄断势力侵害消费者福利。如何权衡垄断的利弊得失,是摆在研究者乃至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经济学家关注垄断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支持垄断商业体系的怀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垄断法》最早是由法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倡导。“如果在政治上不能容忍一个独裁者,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容忍一个凌驾于我们生产、运输和销售之上的国王”,这是议员谢尔曼为自己提案所作的辩护词。可以说,谢尔曼法的出发点是政治而非经济目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创造性地将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引入到垄断的社会成本分析,至此横向并购的社会成本分析日益技术化、计量化、精准化,决定着公共政策的走向。哈伯格(Haberger)最早对市场势力的福利成本做了实证研究,使用美国73个制造业的平均数据,估算出的垄断福利净损失即“哈伯格”三角占美国国民收入的0.10%以下,这一数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2]。随着寻租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质疑哈伯格(Haberger)对垄断成本的估计。塔洛克(Tullock)研究发现,个体从获得或维持市场支配地位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可能将稀缺资源用于游说议员的非生产性寻租活动[3]。垄断的社会成本还应包括消费者的收入转移,学界称之为塔洛克(Tullock)四边形,这一理论发展了莱宾斯坦(Leibenstein)的X非效率理论,认为垄断企业外在竞争压力小,内部机构臃肿导致企业不可能总在生产函数的最大可能边界上运营,由此产生一种有别于传统垄断分析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福利净损失[4]。波斯纳(Posner)为代表人物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否认哈佛学派市场结构外生不能改变的观点,主导性厂商为维持优势地位,可能使用保持过剩生产能力、过度广告等策略性行为,由此产生垄断化成本[5]。与寻租理论不同,垄断化成本影响企业的边际决策。

寻租和垄断化成本理论丰富了哈伯格(Haberger)的早期研究,对垄断社会成本研究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克鲁格(Krueger)估算出印度的政治设租、寻租造成7%的GNP耗散,而土耳其对进口许可证的管制造成高达15%的GNP损失[6]。柯林(Cowling)和穆尔(Mueller)考虑了塔洛克(Tullock)四边形后,重新估计美国市场势力的福利成本约占国民收入的13.10%[7]。波斯纳(Posner)估计不必要的政府规制,造成美国3%垄断化成本[5]。国内对垄断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部门,代表性研究是胡鞍钢对电力和交通运输业垄断租金的估算,认为它们约占同期GDP的1.70%-2.70%[8]。刘志彪等借鉴Cowling和Mueller的研究思路,估算出我国行政性垄断成本约占GDP的4.83%-6.43%[9]。杨先明等基于NEIO方法,通过改进的哈伯格福利损失三角形模型,估算2002—2011年间电信业因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高达4709.82亿元,约占行业总收入的6.81%[10]。占明珍对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的福利成本评估,发现大型合资企业市场势力的福利成本很大,而民族企业市场势力的福利成本很小[11]。近年来,对横向并购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成为主流研究,主要从社会福利效应、创新激励和反垄断启示三个方面展开。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方面,陈晓辰将平台企业横向并购分为交易类和非交易类,研究发现对于前者横向并购社会福利总体上升,而对于后者是下降的[12]。谢舟妹基于外部性视角,运用数理模型、数值仿真以及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互联网平台企业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发现网络外部性的强度左右消费者剩余变动的方向[13]。创新激励方面,刘雅甜等基于双边市场理论构建了平台企业横向并购对竞争和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并购并不必然提高均衡价格和创新水平,也不一定降低消费者福利[14]。佟岩等研究发现,并购对专利申请的影响显著为正,尤其是并购双方具有关联关系时[15]。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已成为全球共识,但横向并购并不必然提高平台企业的市场势力,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秉承审慎原则和区别对待原则,按照市场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规制力度[16-17]。

上述国内外垄断社会成本测度的实证研究虽然在方法上有差异,程度上有高低,但对垄断只能遭致社会福利损失这一基调的判断却十分一致。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哈佛学派的“结构操纵”主义长期占据了产业组织主流思想,政策上主张实施严厉的反托拉斯法。横向并购导致的经营者集中,首要考虑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结构操纵主义在美国历次《横向并购指南》中都得到体现,如1968年最早版本以CR4为75%为线,行业分成高集中度和低集中度市场,分别制定横向并购免于反垄断诉讼的集中度变动区间,即通常所说的安全港标准。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人们逐渐重视横向并购带来的效率提升,其代表人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7)在新古典分析范式下,最早在统一的模型中建立横向并购的垄断势力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分解的理论框架,学界称之为威廉姆森(Williamson)权衡模型,并迅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石。该模型预期,并购后即使是较小的成本下降正效应也能抵消相当程度的价格上升负效应[18]。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开创性工作使人们重新审视垄断的社会福利含义,当反垄断部门面临横向并购的垄断势力和效率的两难选择时,应首先考虑效率。以1997年4月8日《横向并购指南》第5次修订稿为标志,经历30年过渡性转变,终于正式放弃了由美国哈佛学派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并指导了美国反垄断法实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结构主义理论,改行效率优先原则,大大放松对企业并购的控制,以提高企业竞争力[19]。

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决定一国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分工,其横向并购政策直接决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威廉姆森深邃的洞察力使得学界对垄断社会成本的研究更加全面,也因此引发反垄断经济学思想的变革,其政策指导意义不言自明。但从纯粹理论研究角度看,威廉姆森模型尚存在诸多缺陷,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并购对产业组织环境进而对企业边际决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新产业组织理论悄然兴起,博弈论和策略性行为成为标准的分析工具,逐渐代替主流产业经济学的SCP分析范式。事实上,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尤其是导致集中度显著上升的横向并购会彻底改变行业内厂商的博弈规则,影响彼此间策略互动方式和程度,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的边际决策,最终对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影响也不容忽视。基于这一考虑,本文考虑并购后厂商间策略互动方式对均衡产出的影响,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变动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在此基础上图解集中度上升的社会福利效应,应用新产业组织理论方法深化威廉姆森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通过厂商间策略互动的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三种情形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图解,再建立集中度增加的垄断势力效应与成本节约效应分解数理模型,最后对中国20个代表性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变动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二、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分析—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精巧构思

(一)威廉姆森(Williamson)权衡模型

横向并购是现代企业扩张的一种基本途径。一方面,横向并购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通过规模经济和管理协同降低单位经营成本,提高效率,产生成本节约效应;另一方面,横向并购进一步强化卖方集中,也会通过合谋和单边市场势力产生垄断势力效应,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威廉姆森在新古典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发展了哈伯德早年对垄断社会福利损失的分析传统,建立了一个精巧的比较静态模型,用于比较横向并购对社会福利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影响,产业组织学界称之为威廉姆森(Williamson)权衡模型。

威廉姆森区分了并购前后有无市场势力两种情形,如图1、图2所示。D是市场需求曲线,C1和C2分别是并购前后的边际成本曲线。为简化分析,假定不存在固定成本且边际成本为常数,这样C1和C2也是并购前后的平均成本曲线。如果并购前没有市场势力,社会理想产量为价格P1=C1时的Q1,并购后产量降至Q2,推动价格上升至P2。社会福利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其中S1是并购导致产量下降、价格上升消费者剩余减少的福利纯损失,亦即垄断势力效应;S2是并购导致边际成本曲线下移,降低了现行产量的单位成本带来的福利增进,亦即成本节约效应;W是社会福利从消费者向生产者的收入转移,影响社会福利结构,但不影响福利总量,故S2-S1是并购前后净社会福利变动。

(1)

(2)

并购前不存在市场势力,P1=C1,式(2)即为:

(3)

并购前存在市场势力,P1>C1,式(2)等价变形为:

(4)

(二)模型评价

威廉姆森权衡模型继承了哈伯格早年对垄断的成本损失分析传统,将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视为同义语,且社会福利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计算。威廉姆森同样不考虑垄断导致消费者向生产者的收入转移,实际上经济学家也一直回避这一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命题,以便将研究聚焦在社会福利的纯损失上。继承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在垄断的社会成本分析中融入新古典经济学实证分析元素,有效弥补其他社会科学规范分析的不足。由于垄断的社会成本能够“精确”测度,为反垄断、并购等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威廉姆森权衡模型同时也是对早期垄断福利分析方法的发展和深化。首先,研究方法上由静态分析发展为比较静态分析。无论哈伯格强调垄断福利纯损失的“哈伯格”三角,还是强调垄断化成本“塔洛克”四边形,在研究方法上都属于静态分析。而威廉姆森采用比较静态分析,强调并购前后社会总剩余的变化,这也使得并购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对垄断成本从单纯的福利损失转向福利损失和效率增进并重,从而能够全面、综合地研究垄断的社会福利效应。确实,早期研究认为垄断只能带来效率损失,公共政策对垄断的态度取决于社会对其福利损失的容忍度。威廉姆森深化了对垄断社会福利效应的研究,认为横向并购对社会而言是把“双刃剑”,市场势力增强会导致福利损失,同时也会因为成本节约带来效率增进。最后,威廉姆森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垄断的认识,促使反垄断政策导向从简单的结构操纵向效率优先转变。由于早期研究对垄断社会福利认识上存在误区,加之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结构操纵原则占据着产业组织主流思想,要求政府实施严厉的反垄断法,不论哪种形式的兼并,都要考虑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垄断利润,认为高度集中市场的高利润率反映的是大企业与生俱来的成本优势,反垄断政策取向从结构操纵向效率优先转变。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威廉姆森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政策观点。在威廉姆森模型中,福利损失是三角形面积,效率增进是四边形面积,成本节约效应很容易抵消垄断势力效应。事实上,假设需求弹性为ε=2,那么1.1%的成本降低就足以抵消价格上升10%的效应。所以,威廉姆森认为横向并购对社会福利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其政策含义不言自明。

但威廉姆森模型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威廉姆森的研究表面上涉及企业并购,但并没有考虑企业并购后,行业内厂商反应方式的变化对均衡进而对福利变化的影响。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并购尤其是大企业之间的并购会使得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博弈规则发生改变,会对厂商间策略反应方式和程度产生重大影响(影响边际收益曲线的形状和位置),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厂商的产量、价格决策。事实上,威廉姆森的研究为了使问题简化,模型中甚至没有直接画出边际收益曲线。这也说明,威廉姆森模型虽然构思精巧,但由于无视并购前后寡头厂商间策略互动的影响,建模仍然比较粗糙,以此为基础的结论自然也并不可靠。

三、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考虑厂商间策略互动的影响

鉴于过往横向并购福利分析的不足,本文考虑厂商间策略互动对均衡方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图解集中度上升的社会福利效应。施蒂格勒(Stigler)研究发现并购后市场集中度上升,能有效降低协调和监督成本,便于寡头之间合谋[20]。诚然,横向并购在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并购使得企业间的博弈规则发生改变,对厂商的策略反应方式和程度都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经典寡头模型分析中通常引入“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Perceived Marginal Revenue),即考虑厂商间的策略互动,客观需求曲线对应的边际收益曲线。寡占依赖理论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推测弹性值会经历由负到正、由小变大的过程,市场绩效逐渐从竞争转向垄断。而推测弹性值的这种变动,可以通过厂商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变化来体现。下文分析中,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使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变得更为陡峭,以此体现考虑厂商间策略互动对均衡方式的影响。

通常,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会导致成本节约,但成本节约多大程度传递到价格和产量,在实际并购案例中有很大不同。显然,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成本节约效应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垄断势力效应对社会福利影响方向不确定,而这又取决于并购后价格和产量的变化。如果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导致价格上升、产量下降,则垄断势力效应降低了消费者剩余,此时并购总的社会福利效应方向不确定;如果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导致价格下降、产量上升,并购后的市场势力反而下降,这种情况总的社会福利一定是增进的。因此,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增进抑或降低社会福利决定于垄断势力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的相对大小,有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形。

1.并购后价格上升、产量下降,社会总福利下降。

2.并购后价格上升、产量下降,社会总福利上升。

3.并购后价格下降、产量上升,社会总福利上升。

限于篇幅,下面以第1种情形为例,图解考虑到厂商间策略互动后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如图1所示,D是并购前市场需求曲线,MR(H0)和MC(H0)是代表性厂商在此集中度水平下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Q0和P0是根据等边际原则确定的产量和价格。横向并购后,市场集中度从H0上升至H1,边际成本曲线下降至MC(H1),导致产量降至Q1,价格升至P1。厂商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为更陡峭的MR(H1),体现了厂商间策略互动对均衡的影响。并购前后,消费者福利的变动ΔCS=-A-H,其中A因并购垄断势力上升消费者比过去支付更高价格的福利损失,哈伯格三角H是产量下降的福利净损失。生产者福利变动ΔPS=B-C+A,B是成本节约效应导致的福利增进,H是价格上升从消费者那里转移的福利,C是产量下降导致的生产者剩余下降。社会总福利变动ΔCS+ΔPS=B-C-H,在情形1下,并购的成本节约效应低于垄断势力效应,ΔCS+ΔPS<0。

图1 并购福利效应分解(情形1)

同样,图2和图3分别是并购福利效应分解的另外两种情形的图解。表1对比了横向并购福利分解的三种情形下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以及社会总福利的变动。

四、集中度增加的垄断势力效应与成本节约效应分解——基于NEIO理论的建模

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直接结果是集中度增加,下面基于新产业组织方法,构建集中度增加的垄断势力效应与成本节约效应分解的理论模型。与传统垄断的福利分析不同,NEIO理论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逻辑起点,核心是在最大化方程中引入推测变量,推出寡占市场环境下厂商最优行为方程,构建模型实证研究的微观基础。

图3 并购福利效应分解(情形3)

(一)企业层面最优行为方程

maxπi=pqi-Ci(qi,w,t)

(5)

s.t.Q=F(p,z)

(6)

在寡占市场环境下,价格p是qi的函数,厂商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p=-qi·dp/dqi+∂Ci(qi,w,t)/∂qi

(7)

(8)

由谢泼德引理,结合式(7),可得到第i个厂商的第r种要素需求函数:

fir=∂Ci(qi,w,t)/∂wri=1,2…nr=1,2…m

(9)

(二)产业层面

现有统计源只能提供产业层面的产出、要素投入数据,需要将企业层面的最优行为方程式(8)和要素需求函数式(9)过渡到产业层面,使实证分析建立在可行的数据源基础上。为将并购的成本节约效应纳入模型分析,成本函数设定为Leontief形式:

(10)

(11)

(12)

五、实证检验

(一)联立方程设置与识别性检验

联立方程由行业供给方程、行业需求方程和要素需求方程组成。行业需求方程以对数线性形式表示,除价格以外的影响需求的外生量z包括收入y和时间趋势变量t:

LnQ=c0+c1Lnp+∑iδiLnzi

(13)

投入要素仅考虑劳动XL和资本XK两种要素,由式(12)可得行业要素需求方程:

(14)

(15)

联立方程组由式(11)、(13)、(14)和(15)四个方程构成。该联立方程模型的内生变量为Q、p、XL和XK,外生变量为wL、wK,y和t。用λ表示结构方程内生变量的个数,λi和gi表示第i个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和先决变量的个数,可以验证每个方程都满足阶条件λ-λi=gi-1,亦即模型每个方程都能恰好识别。一旦完成联立方程的参数估计,既可以判断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类型,同时结合图1-3和表1可估算出并购过程中消费者、生产者的福利变化情况。

(二)检验结果

实证检验以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年鉴数据为基础,辅以各行业统计年鉴的劳动、资本投入和产出数据。选取考察期2000—2022年间以CR4表示的集中度上升显著的20个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样本。因无法获取行业H指数核算所需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详尽数据,利用CR4为替代变量。CR4以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年鉴和各年份大中型企业年鉴为数据源核算。行业产出使用主营业务收入衡量,劳动选用行业人员全时当量,资本选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各行业2000—2022年度统计年鉴或年报。收入y以实际GDP衡量,时间趋势变量t在2000年取值1,一直到2022年取值23,以反映技术水平的变化。

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使用Eviews7.0软件,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表2列出集中度上升1%,样本20个高新技术产业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构成及论文关注的一些总量信息。同时列出横向并购福利效应所属的类型。

(三)研究结论

对样本行业在考察期横向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的实证检验表明,集中度上升共有16个行业的社会净福利得到提升,占考察样本数的80%。仅有4个行业出现社会净福利损失,且净损失额12.49亿元仅是净福利增进额212亿元的5.9%。平均而言,集中度上升1个百分点,全部样本行业社会福利约增进199.5亿元。因此,可以得出样本行业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含义是积极的结论。

但是,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福利增进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并不均衡。生产者似乎是横向并购中的大赢家,共得到191亿元的生产者剩余亦即利润的增进,占全部社会增进福利的95.7%。相反,消费者仅获得8.54亿元的净福利增进,仅占4.3%,这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额。从消费者转移到生产者的利润共134.2亿元,可以解释绝大多数消费者福利的损失。

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现是不同并购类型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福利构成变动是不同的。根据论文对横向并购的分类标准,共有10个行业并购推动价格上升、产量下降,其中4个行业社会福利净损失属于情形1,6个行业社会净福利变动为正,属于情形2。另有10个行业并购推动价格下降、产量上升,属于情形3,这些行业无一例外地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在集中度上升过程中都得到提高,这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但情形1和2中,通常情况消费者福利下降,生产者福利上升,出现垄断势力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的冲突,也是威廉姆森权衡关键之所在。

表中第4列是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对行业成本的影响大小,大体能反映行业内企业规模报酬状况。共有16个行业并购后规模经济更明显,导致经营成本下降。其中,包括化学药品原药制造在内的9个行业,成本节约部分传递到价格中(表现在△H值为正),消费者福利得到一定程度增进;但通讯传输、设备制造等行业,成本节约并没有传递到价格中(表现在△H值为负),反而增强了市场势力,消费者福利从中受损。另外,生化制品制造行业市场集中度上升却伴随着行业经营成本的增加,说明并购导致企业经营出现规模不经济。

六、政策启示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产集中,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及其政策含义备受学界关注。论文引入新产业组织理论方法,重视市场环境对厂商博弈规则的影响,对威廉姆森权衡模型进行拓展性研究。通过厂商间策略互动的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三种情形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图解,再建立集中度增加的垄断势力效应与成本节约效应分解数理模型,奠定实证分析基础。对中国20个代表性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度变动社会福利效应经验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占80%的行业获得净福利提升,集中度上升1%,全部行业社会福利约增进199.5亿元。福利增进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摊并不均衡,生产者获得绝大多数,对消费者的影响近似中性。论文研究结论进一步质疑过往对横向并购和垄断社会福利研究仅考虑市场势力的片面性,集中度上升的效率增进可能是多倍的。

研究结论对指导未来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有十分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反垄断诉讼对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审查要真正做到权衡利弊,既要看到垄断势力增强的弊端,也要重视效率提升的一面。尤其在当前我国工业经济集中度普遍偏低、规模经济不充分的大背景下,应适当鼓励企业做大做强,重视效率分析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要杜绝执法过程中因简单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司法裁决方向,就像开头提及的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反垄断案那样。最新研究也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也有益于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耦合协调发展[21-22]。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中的效率增进仅为提高消费者福利提供可能性,真正实现还要视传递比而定,亦即并购后企业的成本变化有多大份额传递到市场价格中。同时,某些效率增进只有特定的并购厂商获得,很难传递到行业其他厂商。厂商特定传递比与行业整体传递比的差异,是司法部门裁决某项横向并购是否合法的重要参考。最后,社会对消费者向垄断者收入转移的态度,可能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横向并购的执法取向。如果垄断厂商将转移利润用于研发提升动态技术进步率,社会应欢迎这种转移;但收入可能被浪费性地用于创造和维持市场支配地位,或者用于反竞争的目的,显然社会应杜绝产生这种垄断化成本。市场势力是无形的,但收入转移是有形的。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重视消费者权益,多认为垄断的收入转移效应不可取,但日本的反垄断实践偏向生产者利益。东方文化更重视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反垄断实践应更多借鉴日本经验,毕竟从长期动态上看,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是内在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