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魏迺杰英译本的认知识解操作❋

于若涵,阎 莉

(1.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学院,上海 201620;2.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2488)

作为中医国际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医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实践的基本构成部分[1]。《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内科杂病专著[2],也是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医经典选(导)读”精选典籍之一,在中医对外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的国际推介价值。目前已有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等10部译本[3]问世,为中医药对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相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典籍,《金匮要略》的英译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且基于认知翻译学理论范式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借鉴认知识解理论,以魏迺杰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解析译者对原文理解和译文产出的识解操作,以考查魏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旨在为科学评判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行为以及理解中医文化翻译的本质提供参考。

1 《金匮要略》魏译本及其魏迺杰的中医翻译观

《金匮要略》各英译本均有其精妙之处[4],有学者研究后指出魏译本的翻译策略能最大限度传达原文文意及中医医理[2],然而针对魏译本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作为首位翻译《金匮要略》的以英语母语的西方译者,魏迺杰有着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和对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从事中医英译实践和文化研究长达三十余年,在海外中医翻译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魏译本全名为JinGuiYaoLue：EssentialPrescriptionsoftheGoldenCabinet：Translation&Commentaries[5]封面(《金匮要略译释》), 2013年由美国专门出版中医与亚洲传统医学书籍的Paradigm Publications出版发行。魏迺杰的“保留中医概念的异质性和完整性”“源语导向翻译法”等中医翻译思想贯穿于上述译本中,尤体现在内外科杂病及其病证名称的英译文上。虽然魏迺杰的中医翻译观在海外颇有影响[6],但其独创的以仿造法(loan translation)为主的系统化翻译方法在中国中医翻译界引发了争议和讨论[7-8],褒贬参半。魏迺杰本人曾专门撰文就中医翻译面临的问题和相关争议进行了阐释与回复[9-10]。近年来,上述争议亦引发国内语言学界学者关注,并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给予新的阐释[11]。

2 认知识解与中医翻译

2.1 认知识解理论

识解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言者对于语境(物理、社会和社会语境)的概念化,即识解(construal)[12]43。识解以语言表达为目的、基于场景中的涉身体验而进行概念化,涉及有关场景和主体视角的配置。不同的识解方式决定人类对同一现实情境的不同认知语义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识解是言者心理形成和建构表达式语义内容的方式[13]。识解通常有四个维度:详略度(specificity)、聚焦(focusing)、视角(perspective)和突显(prominence)[12]55,它们在语言结构的组织及其语义表达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解释语言结构成因的重要机制,认知识解为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渠道[14]131。

2.2 认知识解理论与中医翻译

基于上述认知,翻译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15],也是意义建构或概念化的结果,即识解化。译者结合目标语文化涉身体验的动态识解,可以调控源语和目标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关系样态,从而为其多样化的创造性翻译策略提供了自由和限定性的空间[16]。因而识解理论可以用来考查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理据,并为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解释渠道。

从认知识解视角出发,中医翻译可视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中医理论和文化的创造性识解。中医文化框架层级丰富,内涵和外延深邃,与西医相比具有不同的认识体系。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体现在识解方式的差异上,这就使得西方读者在接受整体论、天人合一、辨证施治等传统中医思想时存在一定难度。但同时,将中医文化翻译加入到中医翻译之中又是必要的:现代化中医药发展的过程中亟须彰显中医文化,其术语英译与对外传播也特别需要突出中医特色才能在世界长久立足[17]。因此,译者不仅要掌握中医术语背后所反映的医学信息,更要将蕴含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观念等文化信息切近地融入译文中。这就需要译者在认知识解中平衡中西医文化的概念框架/图式之间的相互竞争[11],整体把握原文并做出妥当转换或适度保留,并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识解的具体维度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确保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医诊疗思想及其背后的中医文化。

3 魏译本翻译过程的认知识解操作

3.1 翻译中的详略度操作

详略度指的是描述一个情况的精确程度和细节程度[12]55。语言的详略度越高,其对细节的刻画越细致。《金匮要略》成书于宋代,文字言简意赅,多为粗颗粒度描述,内容广博,文化深邃,理解和翻译难度颇大。此时,译者可对原文的详略度进行创造性识解,经由中医跨文化译写[11]补充原文中省略的背景知识和文化意涵,促成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原作和译作之间的文本间性[18],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意及其中医医理。魏译本对原文详略度的认知识解不仅体现在语篇层面,也体现在词汇层面。

从语篇层面来看,为使原作更加丰满和易懂,在译本整体详略度上魏译本注重文本外译写,不仅在正文前后添加了前言、导论和附录,介绍《金匮要略》的成书沿革、内容价值、编排特色、翻译策略、作者张仲景、药物古今计量单位换算等,还在正文中每一章节和篇目内附加大量评述性文字。例如,每一篇目均呈现出融汉语原文、汉语拼音、英文译文、文本注释、章节概要、历代医家评述等于一体的特色编排方式,为后续其他译本提供了借鉴和参照[1],是译者认知识解过程中认知补充或认知增量的具体体现[19]。

从词汇层面来看,魏译本对详略度的识解主要体现在为确保文义通达,将大量附加内容放在括号内,插入英文译文中。

例1 原文:若溺时头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Line 3.1)[5]69

译文:If urination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no headache but and [aversion to cold as if the body had been] wet, [the patient will] recover in forty days[5]69.

本条讨论百合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其中“淅然”指的是“洒淅恶寒”,是中医临床病证的一种,形容病人恶风寒时好像被冷水喷洒在身上,或被雨水所淋的感觉,其表现为寒气由体表皮肤而起,由外向内发展的寒栗[20]。恶寒是百合病的诊断,而淅然是百合病的症状。译者不仅解释出“淅然”的“大汗淋漓”的字面意思,并且对这一表现做出进一步的具体描述,从而帮助初学者更好地理解百合病这一疾病。

3.2 翻译中的聚焦操作

聚焦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被选择性激活的概念域范畴,主要体现在辖域和背景(与前景相对应)方面。辖域指的是特定语言表达的语义概念在相关认知域上所“覆盖”到的部分[21]。即人们想要对某一事物理解和认知时,会激活大脑中与该认知相关的经验或背景知识。譬如,魏迺杰在翻译中医疾病名称的过程中,在理解原文术语表达时,需调动自身的认知背景和经验对其进行识解。既然译者与原作者的辖域不同,那么他在理解和翻译时就要根据要激发的不同概念域来确定目的语用词。魏译本为实现中医术语英译名构词方法上的“取象比类”,在涉文化意象概念域的聚焦上选择将源概念范畴直接移植到西方文化中。

例2 原文: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Line 3.10)[5]79

译文:The disease of fox-creeper manifests in sighs resembling cold damage, with taciturnity and desire to sleep, inability to close the eyes, and disquietude whether lying down or being up.If it erodes the throat, it is called “creeper”; if it erodes the yīn [parts], it is called “fox”[5]79.

本条讨论狐惑病的症状与诊断。这种病为何取名“狐惑病”,《金匮要略》可谓言之不详,后代医家百家争鸣,说法众多。魏迺杰在译本第三章的章节概要(Overview)部分,特别就该疾病名称的英文翻译过程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在理解狐惑病症状与历代医家对该病命名考证的基础之上,将中医疾病命名的“取象比类”思想(即隐转喻思维方式)、“惑”字或源于“”一说以及其本人(包括与原作者在中医医理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西方读者)对fox和creeper二词涉身体验所激发的概念域融为一体,在翻译时根据西方读者要激发的不同概念域甄别用词,确定了其独创的翻译方法“仿造法”。即分别以“狐”和“惑”两个汉语单字为翻译单位,将每个字翻译为对应的英文单词,然后将英文单词组成词组,便产生了英译名“disease of fox-creeper”。魏迺杰表示,翻译源自隐喻命名方式的一类中医词语时应用仿造的方式加以译解,这实际上与中译大部分西医术语名词时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9]。

此外,该病名还有“Huhuo syndrome”“throat-anus-genital syndrome”“huhuo (erosion of throat, anus and genitalia)”等不同翻译版本。作为魏迺杰所主导的翻译中出现的广受诟病的例子之一,魏译版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错误的,有歪曲中医原义之嫌。但从认知识解和框架的视角来看,中医术语的翻译是译者依托中医文化表征的多级框架对中医文化进行识解重构的过程,不同的翻译方法意味着不同层级框架的截显选择[11]。由此,“disease of fox-creeper”是为移植中医文化目的而专设的术语,截显的是中医辨证施治框架[11],而上述意译版本截显的则是临床医疗事件框架(层级低于上一框架)[11],未能凸显中医疾病命名中的隐喻思维方式。

3.3 翻译中的视角操作

视角指的是人们观察认识事物所采取的时空位置角度和所持立场态度及方向[14]139,即认知参照点的选择。不同识解方式的人站在不同的认知参照点上,在对同一情景或事物进行描述时,往往会产生不同结果,体现到语言上就会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视角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就是译者和原文之间的关系,映射到语言表达上,涉及句式的选择与词语的运用。魏译本为凸显英语的“形合”特征,在译文表达的视角选择上侧重英语句法逻辑。

例3 原文:夫诸病在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脏腑经络先后并(注:并应为病)脉证第一》,Line 1.17)[5]27

译文:All diseases in the viscera, if they are to be attacked, should be attacked in accord with what [evil] the patient has contracted.For example, for thirst, I give zhū líng tāng (猪苓汤Polyporus Decoction).[All] other diseases are like this too[5]27.

在句式的选择方面,译文中主被动语态的使用能够体现视角倾向。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22]。例如,汉语多用主动语态,且主语多省略,句式往往整齐划一,重“意合”;而英文多用被动语态,科技英语尤其如此,用以展现文本信息的客观性,且句子结构完整、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结严密,即重“形合”[23]。原文中“当随其所得而攻之”为主动语态的无主句,其中“欲攻之”的主语应为第三人称“practioner”“doctor”或第一人称“we”,且后面还有一处“而攻之”,两者在该句表达中颇为整齐,读起来也铿锵有力。魏译文“are to be attacked, should be attacked”根据英语句式进行了认知参照点的调整,转换为被动语态使其更加符合英语读者对句子的认知习惯。在词语的运用方面,主语的人称选择也是视角倾向的体现。魏译本针对“与猪苓汤”这一无主句的翻译反而没有使用被动语态,而是增补了缺失的主语“I”,采取原文作者本人的视角,符合“英语句式多变化”的句法特征。与前述两处被动语态形成反差和对比的同时,该译文将隐含的成分予以明示,提升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互文性。

3.4 翻译中的突显操作

突显指的是人们在观察一个场景时,总会发现一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加突出[24]。除体现在词句的不同铺陈组合中,还可体现在译者不同的选词和用词上[25]。照应前文的前景与背景,语义所表征的概念内容详细度越高或是在概念认知域中被置于前景位置,就越处于突显的位置。

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突显,体现在译文的语言表达上也就会产生差异。中医术语的命名往往言简意赅,不少意象的理解都牵涉源语文化背景。这时候就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有选择地进行突显。译者对于中医术语的不同翻译策略体现了不同的突显习惯。为向西方读者完整忠实地展现中医系统的本质,在中医独有概念内涵的突显上魏译本不遗余力地推崇异化翻译。

例4 原文: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Line 22.2)[5]535

译文:If a woman with cold damage related heat effusion incidentally starts menstruating and is clear[-headed] during the day, but speaks deliriously in the evening, as if she were seeing ghosts…[5]535

伤寒在中医中是太阳病的一种,其病证为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其中最普遍且明显的症状是发热。有译者抓住发热这一特征,选择突显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采用现代医学术语进行翻译,如罗希文版本译文为febrile disease,即发热性疾病,而在本篇目中,魏迺杰将伤寒译为“cold damage”。虽然伤寒和febrile disease有着相似的临床病证,但是伤寒一词在字面便蕴含着更深一层的概念域。“寒”指的是恶寒,因为这类太阳病必恶寒,恶寒明显;而“伤”引申自“伤者伤于外也”,病人得病时往往皮表不开,汗不得出,只要一汗出,病就好了,故名“伤寒”,其中暗含着疾病发生的原因和位置。

魏迺杰认为,传入西方的是一种简单肤浅的现代化中国医学,而不是源于经典的中医文化,因此继续套用西医概念来代表中医概念,恐怕是超越译者职权的表现,相当于混淆了中医现代化与传统中医翻译[9]。语言学界学者也认为,简单地借用现代医学的疾病名称进行翻译可能会丢失中医疾病名称中的概念域扩展,因此需要与这个名词在整体概念系统中被认知的概念所配合[11]。而魏译本保留了疾病名称的字面含义,意在突显“伤于寒邪”之意。其实,认知识解过程中,突显点往往也是人们聚焦的对象[26]。因此,“cold damage”这一译文也可实现译者突显中医文化中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框架的目的。

4 结语

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帮助目的语国家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医典籍中蕴含的医理文化,成为中医翻译学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从认知识解的四个维度分析了《金匮要略》魏译本的翻译过程及其译者的认知理据,尝试在中医文化翻译研究方面从规定性研究转向阐释性研究,兼顾翻译中的应然和实然[11],从而推动中医文化翻译的认知研究范式。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认知识解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行为的批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理解中医文化翻译的本质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