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集聚推进生计演化与乡村振兴研究
——以滇中柿花箐村为例

郑宇，高源

（1.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4；2.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一、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在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中，实现脱贫地区农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可持续生计能否形成的关键前提，则在于可持续资本的集聚①借鉴有关农业农村资本的代表性研究，并结合柿花箐村实际情况，本文把对该村生计转型具有重大作用的资本类型概括为四种：一是以劳动为基础，具备相应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及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本；二是囊括土地、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等在内的物质资本；三是涉及社会关系、生产组织、市场交易等网络关联的社会资本；四是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资金、借贷、储蓄等金融资本。参见Rakodi C.A Capital Assets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Implications for Policy[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1999（3）；Serrat O，Serrat O.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J].Knowledge Solutions：Tools，Methods，and Approaches to Driv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2017（5）.。学界对农民生计与资本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有成果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资本匮乏不仅会导致农民贫困问题的发生，而且也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当然，资本的积累也因此成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认为，单一农业生计因资本禀赋较差而导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1]；农业生产要素、金融资本、教育成本等的匮乏是农民家庭生计脆弱性及贫困问题的根源[2]。进而，在不少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家庭缺乏文化、经济和社会等资本的积累，往往造成了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3]。相对而言，在精准脱贫过程中，技术、项目、教育等外部资本嵌入下的生计多样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作用[4]，资本的增加也是扶贫搬迁农户后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前提[5]。因此，资本是有效缓解农民贫困的关键条件。总体而言，家庭结构、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网，以及社会支持和社会流动等资本要素，对解决贫困代际传递发挥了重要作用[3]。

其二，资本对农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甚至决定了农村产业发展与产业振兴水平。资本是家庭集约化生计战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6]。而实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权衡和选择的资本包括人力、社会、自然、物质和金融等五个方面[7]，并需要对不同资本进行合理的组合与配置。从整体来看，当代中国农村对蔬菜等高产值农产品的经营，主要依赖具备土地、人力、物质等多重密集资本要素的小规模家庭农场来实现，并且基建、生产资料、生物剂等物质资本的投入，具有与土地、人力相均衡的特性，从而形成了“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基本特征[8]。而在具体乡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中，国家干预下的住房、基建、教育、医疗和金融等的投入，是农民生计结构发生转型并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9]；返乡青年之所以形成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计体系，是因为其能够嵌套在基于（拟）家庭伦理社会关系的乡土社会生活当中[10]。这些研究充分反映了人力、社会、物质和金融等资本对乡村生计发展的重要意义。总之，农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相关资本的规模性、持续性和有效性投入。

其三，资本还深刻影响着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及生计拓展。当前中国农业中的人力资本过密、土地资本稀缺，而城镇化的深化又离不开巨大的劳动力投入。因此，在一个家庭中，逐渐形成了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并且占到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近80%[11]。这一模式的运作，当然离不开国家政策对家庭人力、土地、物质等资本均衡配置的引导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老人、妇女有自由返乡的权利；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农业机械等物质资本的乡村推广等[12]。据此，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形成的动力，可溯源至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在农村家庭土地、人力、物质、金融等生产要素非均衡组合的基础上，农民群体理性配置家庭各类资本的结果。

以上成果均透过资本视角来探讨当代农民生计演变问题，并集中研究了农民贫困及其代际传递、农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农户代际分工及家庭生计拓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过，既有成果大多以样本统计、数据或文献分析等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中观和宏观视野，相对缺乏历时性的、长时段的观察，特别是聚焦具体田野点的深入调查研究尤为不足。因此，亟待从代际视角切入，通过生计转型与资本集聚的互动关系演变来深入探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问题。

我们将通过长期跟踪调查的柿花箐村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柿花箐村隶属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东村镇租库村委会，平均海拔2 080 米，距东村镇15 公里，全村皆为苗族（自称“Ad Hmaob/阿卯”，他称“大花苗”），截至2023 年，该村有77 户280 人。值得强调的是，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家启动扶贫开发工作以来，柿花箐村村民并没有普遍性地转型为半工半耕的农民工，而是实现了乡村在地化的可持续发展。其间该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从1982年的285元增至2022年的14 489.64元①2022年，柿花箐村全村总收入为405.71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93.31万元，仅占23%；而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生产性收入为292.1万元，占比72%；其余的5%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当地实现乡村产业在地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在国家、市场和乡村三方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资本的阶段性有效聚集，并以此推动了当地生计的持续转型和演进。

二、扶贫初期代际生计的渐变与资本的初步集聚

作为清末黔西北土司的陪嫁人员，柿花箐村的苗族先辈们曾先后在今滇中区域的环州乡、万德镇、撒营盘镇等地迁徙，并最终于1882年定居此地。他们延续着传统的以种植玉米、洋芋、荞麦为主体，同时养殖猪、鸡等牲畜，兼营纺织、采集、狩猎等典型的山地生计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1978 年，该村进行了集体化农耕的较为单一的生计方式变革。在8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他们又重返传统的山地生计，即以生存性种养业为主导，兼营纺织业和采集狩猎等多样形式。不过，当时当地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300 元，贫困现象极为突出。这也就成为地方政府在该村启动产业扶贫的直接动力。

1985 年至2000 年，是当地政府在该村实施扶贫开发的初期阶段。这个时期扶贫开发的重点是烟草产业。在该村的少量第一代人和部分第二代人中，由此形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传统农业向营利性种植业初步转变的局面①本文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阶段性实施为宏观背景，即1985—2000年的粗放式开发扶贫阶段，2001—2013年的制度化及整村推进扶贫阶段，2014—2020年的精准扶贫，以及此后至今的乡村振兴阶段。以柿花箐村的扶贫开发实践为现实依据，结合我国代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划分标准，将该区域农民群体按出生年代划分为：经历扶贫开发启动阶段的第一代（1949—1966）、深度参与制度化扶贫开发的第二代（1967—1979）、主要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第三代（1980—1992）和第四代（1993—2007）。。但是，由于扶贫初期政府和企业投入力度不足，即烟草公司只是尝试性引入种子、育苗袋等生产资料，政府工作人员也是短暂而有限地参与其中，并且当时生产资料、人力，特别是关键的知识、技术等的投入相对不足，其结果便是只有零星的第一代人尝试参与烟草种植，从而导致这一时期该村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以传统种养业为重心的整体生计模式。

具体来看，在国家扶贫开发初步启动的背景下，1985年，当地政府为帮助农户增加收入，摆脱绝对贫困，开始与烟草公司协同推广烟草种植。公司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营养袋等生产资料，并派人到村中指导培育烟苗。由于第一代村民初次接触这一经济作物，技术掌握相对困难，因此在烟草产业扶贫的第二年即1986年，乡政府实施了领导挂片负责制。随后，当地各部门工作人员亲自到相邻州市烟草种植较为成熟的地区考察学习，之后便居住在村委会进行协助种植，包括帮助农户“打烟塘”（移栽烟苗之前的刨坑和起垄准备工作）、栽烟苗等，并指导部分村民田地管理、烟叶烤制等步骤。

但是，政府工作人员只是在推广烟草种植的前两年负责引导，帮助农户，在其后的几年中，他们并没有与农户建立起长期的指导、监督等帮扶关系，烟站的辅导员也未能实质性地为烟农提供技术服务。而烟草种植业发展的首要前提在于烟农熟练掌握中耕管理、烤制等必需的技术和知识。正是由于当时人力、技术、生产资料等投入短暂且有限，从而导致了该时期产业扶贫成效极为有限的结果。1986 年，该村只有3 户第一代人愿意尝试种植烟草，而绝大部分农户均持观望态度。这3 户家庭的烟草种植成效是极为显著的。当年的烤烟价格为每公斤5—6 元，他们的亩产年收入均达到800 元左右，比传统种养业收入高出近一倍。这极大吸引了此后其他农户的参与，尤其是与他们存在家族关系的第一代、第二代村民。至2000年，全村种烟农户增加至30户，其中，第一代、第二代村民分别有10户和18户。而这3户家庭以及此后大部分家庭能够成功种植，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向邻村芭箐村具有姻亲关系的亲戚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技术学习，并且开展了家庭联合互助生产，由此有效弥补了土地、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不足。简言之，他们通过传统互惠关系的运用，即基于传统社会关系形成了物质、人力等资本的有效集聚。

具体来看，一方面，土地的集聚构建了烟草种植的物质资本基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该村以肥瘦交错搭配、人均1.3亩的方式分配土地。此后，多数家庭还通过开荒获得了2—4亩不等的土地，该村因此形成了“插花式”的土地分布格局。虽然土地分布零散，但从事烟草种植的家庭自发开展了联合种植，从而整合、集聚了烟草种植必需的一定规模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区别于传统生计方式，作为劳动力和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这部分家庭在联合生产中，大多提供了两个以上的劳动力，并在移栽烟苗、烟叶烤制以及初步分级等环节中，开展了劳动力与技术的频繁互助，一个家庭因此可以完成至少2 000 株烟草的生产经营。这一过程由此实现了超越个体家庭的人力资本的有效集聚。所以，正是因为面对烟草从种植到烤制的复杂生产过程，当时的个体家庭显然难以实现土地、劳动力、生产工具、技术密集的要求，而基于传统互惠关系的家庭联合生产，便成为解决这一关键难题极为有效的方法。

于是，至1995年前后，该村参与烟草种植的25户家庭中，除去7户种植规模较小的家庭之外，其余全部都以亲属关系为基础，构建了“近于分享，契合慷慨互惠”[13]（227）的联合生产经营模式。他们的这种互惠式联合经营并不局限于土地整合方面，同时还广泛体现在烤房、耕牛、其他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共用，以及中耕管理知识、烤制方法等技术的共享方面。所以，正是在社会资本聚合的基础上，他们完成了物质、人力等资本的集聚，并实现了该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即从1986年至2000年，该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从约300元增至约1 500元，增长了近5倍。

综上，1985—2000 年，当地政府和企业实施了烟草产业扶贫工作，烟草种植成为第一代和部分第二代村民的重要生计选择。但由于该阶段外部人力、物质等资本的投入有限，该村自发地催生了建立在传统互惠关系基础上的非正式的家庭联合生产组织，并就此完成了土地、生产资料、人力、技术等的共享与整合，实现了烟草产业所需的各类资本初步的小规模集聚。该阶段的资本集聚因此表现出外部资本投入有限、主要依赖乡村地方性资本集聚的基本特点。在此背景下，该村生计方式的结构性转型已经初步启动，也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扶贫开发的初期阶段性成果。

三、扶贫持续深化中的生计转型与资本制度化集聚

2001—2013年，扶贫开发进入整村推进阶段。当地政府对该村的扶贫投入空前提高，主要表现在烟草产业的制度改革、荷兰豆的引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初步完善等方面。尤其是在产业扶贫深化中，通过合同制、订单农业等方式，外部市场与当地农户建立了制度性关联，并由此推动了该村生计全面的、结构性的转型，而与生计方式转型紧密交织的，便是资本集聚方式及其程度的巨变。

推动当地生计转型和资本集聚巨变的直接原因，却是当地烟草产业所遭遇的发展困境。2000年前后，当地相邻各乡镇烟农数量急剧增加，造成烟叶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其后的几年，柿花箐村以第一代村民为主体的烟农因技术条件、社会交往等的显著局限，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市场参与困境，导致该村烟草种植农户数量持续下降。至2005年，该村前两代种植户分别下降至4户和12户。

这一市场波动促使地方烟草公司在2009 年开始实施制度改革，并随之极大提高了各类资本的投入。当年，烟草公司在该村投资200 万元，修建了蓄水坝塘、灌溉和饮水等水利工程，完善了村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一是重点实施合同制生产，明确烟叶栽种、烤制和交售的时间节点；二是修建新式烤房并升级生产设备，如该村有55%的第二代烟农在政府补贴下修建了板式烤烟房；三是通过实施烟站辅导员现场全程指导，切实提高烟农的种植技术、中耕管理水平和烤制技术等。

这样，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同时推进中，伴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持续且较高额度的投入，形成了该阶段资本的规模化下乡，一种制度化的、新型资本集聚的形态开始形成。此后至今，全村的烟草种植户数及种植面积得以稳定，基本维持在28户和300亩左右。

不仅如此，在该区域烟草产业发展遭遇瓶颈的同时，为了拓展当地产业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组织人员赴外地考察之后，将荷兰豆引入该村种植。这一产业采用订单农业方式，即外地老板先向农户发放豆种、农药等生产资料，然后定期到村中收购产品。荷兰豆由此在当地得到迅速推广，而外部市场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随之也被引入。2008 年前后，当地荷兰豆亩产达到约2 000公斤，户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左右。虽然荷兰豆在后期因病毒、土质等问题而无法继续在该区域种植，但大部分第二代、第三代村民凭借该阶段的经营弥补了烟草产业的损失，甚至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较高水平的快速增长。因此，该村荷兰豆产业得以成功运作的前提，依然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进下所实施的种子、农药及种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当然，这一经济作物的引入，也随之进一步提升了当地资本集聚的程度。

由此，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企业、市场和村民共同参与的产业扶贫开发中，该村形成了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的规模化在地化集聚。其间第二代村民普遍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烟草种植、荷兰豆种植技术，实现了从传统种养业向营利性农业的成功转型。

不仅如此，在新兴经济作物较高收益的吸引下，加之当地政府和银行的宣传推广，部分第二代村民开始参与小额信贷业务，他们每户每年可借贷1万元左右用于再生产。这就完全不同于产业扶贫初期阶段的第一代村民，即部分第二代村民已经能够运用金融资本，并在家庭化的各类资本的集聚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家庭生计的转型升级。

当然，在政府和市场前所未有的各类资本投入背景下，特别是在烟草、荷兰豆等营利性经济作物种植过程中，该村的传统社会资本也在延续着代际传递，并在与外部资本的有效整合中空前提升了资本的集聚效应。

其一，在代际生计转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第二代村民仍延续着传统的互惠乃至共享关系，形成了乡村地方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新的集聚。这主要存在于分家之后两代村民的家庭之中，以及具有父系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家庭之间。例如，在从事烟草种植的这些家庭中，他们常常会共用板式烤房，在技术分享、生产运输等方面开展互助，并在移栽、采摘烟草时相互帮换工，等等。当然，这并非一种单向的慷慨性赠予，因为受惠者同样会回赠劳动力、食物、礼物等。这样，双方通过“对称性”的互惠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而互惠则是社会生活中的两重性和‘对称性’”[13]（218），而更为直接的互惠表现则是，直至目前有37%的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第二代、第三代村民之间还存在普遍的无息借贷现象。这显然是基于传统互惠关系所产生的乡村金融资本的一种在地化的集聚现象。可见，传统互惠关系的代际延续，不仅实现了乡村社会资本的当代集聚，同时也在此过程中整合了丰富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乃至金融资本，提升了其集聚程度及效应。

其二，更值得强调和重视的是，制度化的产业扶贫催生了衔接国家、市场和地方的乡村能人，他们运用传统的再分配方式①该村的再分配历史传统主要表现为，在从游耕到定耕的过程中，当地人先后分别附属于土司、地主，并在20世纪中期后进入了以生产队队长和供销社等为中介的集体经济体系，由此实现与外部社会和市场的再分配衔接。，进一步拓展、提升了该村的社会资本，并且显著推动了附着其上的其他多种资本的集聚。以2007 年以来长期担任烟站辅导员的王GZ 为例②出于田野调查伦理要求，文中受访者进行了匿名处理。下同。，由于他同时担任该村村民小组组长，这就使他能够深度嵌入村委会与烟草公司共同编织的社会网络之中，并具备了明显高于其他一般村民的较高质量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乡村能人能够承接并再分配地方烟站、荷兰豆市场的生产资料、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在村庄内部，他们同时也能对普通农户家庭的相关资本实施有效的集中和配置。显然，这一过程已经构建了敛集于一个中心后再次分配的，即“收集到中心，再从中心分配出来”[14]（42）、一种在地化的乡村再分配体系。而这种再分配体系构建的前提，主要就在于乡村能人在地方熟人社会中所拥有的、双重中心节点的特定地位和身份属性[15]（214）。一方面，他们作为联结烟草公司与乡村的节点，遵循相关要求并完成生产计划安排、技术培训、信息传达等工作；另一方面，作为联结政府、企业和普通农户的节点，协助并监督烟农按照合同和市场要求，完成资源的再配置、烟草的生产和收购、农户信息的反馈等。这一系列再分配流程显著降低了企业、市场与农户之间交易的制度、信息、时间等成本，从而在熟人社会关系基础上有效实现了附着其上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的乡村在地化聚合。

综上，2001—2013 年，当地烟草公司实施了烟草产业的制度改革，政府同时还协助引进了荷兰豆的种植。在此背景下，企业、商人等市场主体通过提供生产资料、生产设备，加之深入的技术培训工作等，形成了当地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的空前集聚。同时，以乡村能人为关键节点的乡村再分配体系的运作，实现了当地社会资本以及附着其上的物质、人力等资本的一种在地化和制度性的集聚。简言之，该阶段推进当地生计转型的资本整合方式，一是在制度变革背景下外部资本的空前集聚，二是基于社会资本的乡村各类资本的整合与拓展。二者的共同作用构建了该阶段当地全新的资本集聚形态，推动了该村以第二代村民为主体的生计方式的转型，并为下一阶段的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乡村振兴衔接中的生计多元化转向与资本市场化集聚

在上一阶段国家、市场、乡村的协同推进中，柿花箐村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和资本集聚的制度化形态已基本形成。从2014 年精准扶贫实施之后，尤其是同年该村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创建，各类资本在该村得到进一步规模化、高质量的投入。直至当前进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当地的生计开始迈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而其资本集聚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市场化色彩。

在生计方面，该村目前已经形成了营利性农业、传统种养业、半工半耕、外出务工、半工半商等五种类型。按从事这些生计的劳动力数量统计，它们分别占47%、22%、18%、9%和4%的比例，由此表现为一种混合型的生计结构。其中，尤其以第三代、第四代村民为主的家庭，他们在部分延续烟草种植的基础上，快速向山羊、肉牛或斗牛等营利性的养殖生计拓展。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外出务工人员也逐年增多，从而形成了目前集农、工、商等为一体的混合生计模式。

2014 年，政府在该村投入100 万元用于创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示范村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村庄道路硬化，扶持从事养殖业家庭的畜舍建设等。此外，当地还以村委会的名义，向村民提供了20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这一系列措施为该村生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2018年开始，该村28户以第三代、第四代村民为主体的家庭，在普遍种植10亩玉米、饲养2—3头用于繁殖的母猪的同时，大部分还种植8—10 亩烤烟，饲养4—8 头肉牛和20—50 只山羊，少量家庭至少也兼营其中的两三种生计方式。这种以市场营利为主导目标的混合生计结构，直接促进了家庭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这是因为，新的生计结构提出了投入更多生产设施、设备、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新的需求。

先从烟草产业来看，在物质资本投入方面，2016年，烟草公司为了进一步提高烟叶品质，通过资金补贴的方式推广建造新能源烤房。其中，大、小两种规模的烤房价格分别为1.2 万元和0.7 万元，政府补贴达到60%。到2018年，共有17户烟农在政府扶持下建设了新能源烤房。新能源烤房较高程度的自动化运行，一方面实现了生产设施、设备、技术等的全面升级，另一方面也极大简化了以往人工烧柴、监测温度、调整烟叶等复杂程序，从而显著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再从养殖业看，示范村创建过程中的畜舍修建补贴和产业扶持资金，直接推动了该村高附加值养殖业的形成。按照养殖规模，当地政府为19户家庭提供了0.1万—0.5万元不等的畜舍建设补贴，有效扩大了这部分家庭的养殖规模。其中，特别是以第三代、第四代村民为主体的家庭，从2014 年的2户增至2018年的14户。

家庭养殖规模的扩大，同样推动了相关设施、设备、生产工具等物质资本的追加投入。2018年，共有16 户家庭分别购置了价值0.3 万—2 万元不等的粉碎机、拖拉机或旋耕机，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的局限于劳动力密集投入的模式。例如，张ZW夫妇年均饲养4头牛、10头猪，而且还种植了10亩烟草和10 亩玉米，经营种类和规模的扩大促使他们购置了粉碎机、搅拌机等设备，他们的日均牲畜喂养时间随之从一天3 小时减至1 小时。当然，他们的投入也获得了更高的收益回报，家庭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0.8万元增加至2022年的1.2万元。

此外，在该阶段，政府和银行还协同推广了以金融扶贫为主要方式的小额信贷。这不仅有效提升了当地人的储蓄和投资意识，还帮助他们摆脱了长期困扰的高利贷难题。2000年以前，当地广泛存在的高利贷现象导致很多村民深陷贫困陷阱之中。例如，1998 年，因缺乏现金储蓄，而且亲戚也无法给予帮助的张XC，为了筹备儿子的婚礼向私人借了4 000 元高利贷，其年息高达2 000 元。当贷款到期时，他们家只能依靠卖牛卖羊、东拼西凑来勉强还贷。这类案例导致第一代村民至今即便拥有了一定的储蓄，但依然排斥小额信贷乃至现金储备的普遍现象。

至2016年，小额贷款扶贫政策在当地得到广泛的推广和落实，相当一部分农户开始借助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从事烟草、养殖的村民以及建档立卡户，每年可以以3%的低息贷款1万—3万元。目前，村中60%的第二代、第三代村民均参与了这项贷款，贷款资金主要用于缴纳烟草合同费用、修建畜舍，或用于购置农用生产设备、生产资料等。至此，金融资本尤其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储蓄、投资等再生产观念，在第二代至第四代村民中得到广泛的接受。而金融资本的有效运用，明显提高了当地资本集聚的质量，并且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生产经营收益。

除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空前集聚之外，当地社会资本的集聚也在此期间得到拓展。村民们运用互惠关系，在助推养殖业发展的过程中，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泛熟人关系”社会网络[16]。这是当地人策略性地运用传统地方性知识，有效整合当地社会、人力、物质等资本的一种创新性表现。

具体而言，在该村从事营利性养殖业的家庭中，出现了专门从事牲畜交易的养殖大户①该村目前还没有形成养殖专业户。养殖大户是相对于普通养殖户而言的，前者一般饲养2—3 头母牛、4—8 头肉牛、4—5 头繁殖母猪、5—8 头肉猪，部分还饲养十几头山羊。例如，其中的第三代村民王ZQ 和第四代村民王GJ，他们的父辈曾经长期从事家庭养殖，直到2016 年政府设置产业扶持基金后，得到帮扶的他们建设了新的圈舍。在积攒了一定资金后，他们便开始经营牲口买卖的“牛羊生意”。。在与相邻乡镇的苗族、汉族、回族等商人开展贸易的过程中，基于同一区域内相对统一的价值观、行为规则及共同利益，他们之间逐步构建了一种族际互惠的业缘网络。除了相互购买肉牛、山羊等之外，他们还会共享货车，分享牲畜品种培育、价格变动等市场信息，并相互交流防疫、繁殖等饲养技术。他们甚至以一种经营共同体的方式，与特定区域的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市场关联。当然，在开展市场贸易活动中，他们会相互邀约和宴请，每个人每年在这方面至少花费0.1万—0.3万元，而这也是维系这种泛熟人关系的重要内容。可见，这种新型社会网络的市场化构建，是他们对传统互惠关系的新拓展，并以此实现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的创新性整合。

除了互惠之外，乡村能人所主导的再分配关系仍然在烟草种植的家庭中延续。不仅如此，近几年，在其他乡村能人带领下兴起的四季豆、辣椒、甜脆玉米等高附加值蔬菜的种植，也同样采用了与烟草产业本质一致的再分配模式。例如，一直在村内开代销店的第二代村民王JQ，2019年成功种植了县农资公司推广的四季豆和辣椒，次年，该村就有8 户第二代、第三代村民向其购买种子，并跟随他开始了种植尝试。其运作方式，首先是农户向王JQ 支付定金，确定当年的种植作物及其规模；之后，由王JQ 统一向公司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再集中分配并发放给农户。不仅如此，在后期中耕管理中，王JQ 还会负责一定的技术指导。因此，在运用相同的再分配模式过程中，这类乡村能人作为衔接公司和农户的中介，同样实现了外部市场的农用物资、信息、技术等在乡村的集中汇集和配置。围绕这类高附加值种植业，同样形成了相应的各类资本的乡村在地化的集聚。

综上，从2014 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柿花箐村已经在生计转型与资本集聚的相互作用下，通过混合生计结构的形成完成了可持续生计模式的初步构建。推动这一转变的核心动力，既包括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企业和市场的物质、技术、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离不开当地农用物资、设备、技术、信息等的密集投入，以及基于互惠、再分配等传统关系的社会资本的创新性拓展。所以，正是在二者相互吸收、叠加及整合的过程中，该村才在资本的市场化集聚中完成了生计的多元化转变，并基本实现了该村的产业振兴。

五、结 语

柿花箐村当代生计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充分展示了从1985年当地启动扶贫开发以来，在企业和市场资本深度嵌入乡村的过程中，当地所实现的可持续生计的初步构建，以及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乡村产业的初步振兴。从中可知，资本集聚是推进这一系列进程的核心动力所在。这种资本集聚的运作方式集中表现为，在当地政府、企业和乡村的共同参与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持续积累与有效整合。简言之，一方面，在政府政策实施和企业经营过程中，囊括基础设施、农用生产资料和设备以及人力、资金、技术、信息等在内的各类资本要素，得以阶段性、系统性地投入乡村；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互惠与再分配关系的代际传承，附着其上的土地、人力、物质、技术、资金等资本要素，其间也得到持续整合，及至拓展为有效的社会、物质、人力、金融等资本。在二者的相互交织作用中所产生的资本集聚效应，实现了柿花箐村在地化生计的代际演进，并初步实现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研究结论，将为探讨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有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