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旧制度时期治理史的日常生活视野*
——专题导语

周立红

法国绝对王权的性质和能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焦点，研究的重心多是放在王权能力的强弱、效率的高低以及权力的限度和范围。在这种视域下，权力被看作是一个实体，机构或个人像拥有财产一样拥有它。福柯颠覆了对权力的传统论述，他认为，我们不应只关注国王的“脑袋”，只关注国家的“神经中枢”（财政和管理架构），还应研究“四肢”和“躯干”（国家用以统辖和指导人口的实践与制度网络）①转引自［美］菲利普·S. 戈尔斯基著，李钧鹏、李腾译：《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7页。。福柯认为，权力主要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因此，不要在权力的中心，而是要在权力的极限，要在权力的最后一条线上，即在权力的毛细血管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要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在最底层分析权力现象、技术和程序运行的方法②［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5—29页。。

近年来，法国旧制度史领域一些学者在倡导“政府实践史”（histoire des pratiques gouvernementales），认为不应仅研究政府颁布的法令和决策的机制，还应重点考察政府日常运转中的常规、惯例③Thierry Sarmant et Mathieu Stoll，Régner et gouverner，Louis XIV et ses ministres，Paris：Perrin，2019，p.17.。这一研究趋势一方面反映了福柯权力观的影响，另一方面显示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视角在法国旧制度王权研究领域的渗透。法国旧制度时期王权治理的进程和演化很适合从日常生活视野进行探讨。

16 世纪以来，法国君主制逐渐从司法君主制转向行政君主制，王权需要直面底层民众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需要把权力的触角不断伸向这个复杂的微观世界。几乎与此同时，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的学者、外交家、探险家、传教士就发明了一种“描述的科学”（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奠基于旅行（travel）、观察（observation）、描述（description）三种相互关联的行为之上④Jacob Soll，The Information Master：Jean-Baptiste Colbert’s Secret State Intelligence Syste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pp.69-70.。来自政权和民间的双重动力逐渐促成了对调查统计和细节描述的兴趣，这也成为正在兴起的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police”是16—18 世纪法国官方文件和文人书写中的关键词，它出自希腊语politia，与politique 一词同源，意指城邦的公共秩序。随着12 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和城市生活的复兴，police 一词又回到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它的内涵充实起来，发展成维持城市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套措施。14、15 世纪以来，随着王权的加强和实际统治疆域的扩展，王权逐渐把这套城市治理的技艺吸纳过来，并致力于在整个王国推行，瘟疫管制、谷物管制、穷人管制成为政府政策的核心内容。

管制的对象是一个限定的空间（主要是城市），针对的大都是平常琐事，需要根据每时每刻的变动颁布一系列允许或禁止的指令和规章。18 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经济学家加利亚尼说，管制是“细节的科学”，“当它处理具体问题时，它是有效的；当它变得普世时，它就成了障碍”①转引自Steven L.Kaplan，Bread，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Vol.2，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6，p. 596；Steven L Kaplan，ed.，La bagarre，Galiani’s“lost”Parody，Hague/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p.56-57。。管制有多个施动者，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王权和市镇官员，也包括市场上的搬运夫和测量员。管制也引发了多种冲突，司法和行政的冲突，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它体现了以王权为主导的不同层级的官员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展现了旧制度的现代性和生机，也揭示了它的矛盾和局限。

本专栏的三篇文章主要集中于对15—18世纪法国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进行考察，展现了权力的毛细血管在微观层面的运作，揭示了底层世界的对立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福柯论点的延伸和细化。但这些研究也探究了治理权力自下向上的转移，揭示了王权对治理权把控能力的增强，分析了国家治理的理性和困境，说明福柯的研究还有修正的空间。

熊芳芳教授的文章《流行病与15—17 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探讨的是15—17 世纪法国人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流行病对城市治理的影响，尤为关注市政当局应对瘟疫管治手段的日益精细化和体系化。文章指出，17 世纪，随着瘟疫治理的主体从城市转移到君主政府和国家手中，国家权力以“公共利益”为名，要求城市居民必须参与到维持良好的秩序和公共安宁的行动中，强化了君主对王国及其首都的统治权和治理权。

拙作《从城市到国家：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理念与实践》考察了谷物管制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从城市政策发展成国家政策的背景和动因，探讨了谷物管制在城市市场区域的运作细节以及实践中的冲突，研究了王权构建全国谷物市场和探索数目字管理的努力和局限。

庞冠群教授的文章《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莱特·法尔热的民众史研究》透过法国当代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的笔端，呈现了乱哄哄的巴黎街道上一个个微小的事故和纠纷，描摹了穷人的叹息与呻吟，展示了他们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生动再现了法国启蒙时代巴黎底层民众的微观世界。她的文章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价值，也通过法尔热使用的司法档案说明了18世纪法国的权力机构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已经到了何等细微的程度。

这三篇文章正好从时间顺序上呈现了旧制度法国王权对日常生活渗透的逐渐加强和治理术的逐渐精细化。也正是到18 世纪，police 所管制的内容逐渐被纳入政府管理（administration）的范围，police 专制的一面则遭到启蒙哲人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管理日常生活的治理术延续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因此，本专栏对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日常与治理的探讨也具有超越它所处的时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