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车相依——项元汴与文徵明的赞助关系探究

李晓杰

西方的艺术赞助制度是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于西方赞助制度一样的赞助形式，但是我国古代艺术领域的赞助关系并不像西方的艺术赞助研究者众多。项元汴作为明代大收藏家，充当西方艺术“赞助人”的角色。文徵明作为明代著名书画家与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项元汴之间的赞助关系在艺术史上比较典型，同时，项元汴的赞助活动与文氏家族和吴门画派的发展也息息相关。历史上，关于项元汴与文徵明之间交易的具体记载并不多见，研究他们之间的赞助关系，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艺术赞助历史，而且可以启发我们对当代艺术交易市场的思考。

一、项元汴与文徵明的交往关系考证

文徵明画从沈周，外加本人十分刻苦努力，在艺术上颇有建树，他不仅被称为“吴中四才子”之一，还被公认为明代最有名的私人鉴藏家。文徵明比项元汴年长五十五岁，他们之间能够相识往来主要是由于项元汴的兄长项笃寿，项元汴的许多好友都是经由兄长的介绍所识。周道振、张月尊辑《文徵明年谱》记载，项笃寿与文徵明的相识是经由一个叫李子成的人。牛津大学的中国美术史专家柯律格曾考察过李子成与文徵明同游苏州时向文徵明推荐过项笃寿，由此，文徵明见到了项笃寿的手迹，并表示赞赏。［1］

经由兄长项笃寿的引见，项元汴与文徵明有一定的交往是极有可能的，并且交情不算太浅，这从文徵明写给项元汴的手书中可以看出：“区区衰病如昨，无足道者。委书《北山移文》并二绫轴，草草居上，拙劣芜嘐，不足以副盛意也。使还，率尔奉复。徵明肃拜，上覆墨林太学茂才。”［2］从这一段话可以得知文徵明晚年体弱多病，但还是应项元汴的请求为他写书，谦虚的语气透露出文徵明对项元汴的尊重。在《经训堂法书》第十一卷文徵明墨迹中记载：“未间，惟若时自爱。徵明顿首，再拜少谿尊兄侍史。”可见，这个时候文徵明与项元汴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交情。

明文徵明《寒林图》题跋

二、项元汴收藏文徵明作品考证

（一）书法收藏

项元汴对文徵明的作品收藏以书法居多。例如《元俞和书陶潜诗》，文徵明题“元俞紫芝书”，项元汴题“陶五柳诗”，项元汴对这一收藏进行了二次创作。此外，《草堂十志册》原为唐代画家卢鸿隐居在嵩山时，为十处景致所写的题记文字，每景自成一段，每段前有褚、颜、柳等各体书法所写十字词，与十景相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项元汴不仅收藏了文徵明写的《草堂十字册》，还收藏了专为卢鸿所作的《草堂十志图》，这幅作品流传至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向我们展示了项元汴鉴藏印数量之多：子京父印、项墨林鉴赏章、项子京家珍藏、神、品、檇李项氏士家宝玩、项氏子京、墨林山人、项元汴印、墨林项季子章、墨、林、子孙永宝、项叔子、子京（葫芦印）、子京珍秘、逸民、退密、桃花源里人家、项墨林鉴赏法书名画、鸳鸯湖长、项元汴氏审定真迹、墨林秘玩、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南华仙史、子孙永保、墨林外史、墨林嬾叟、墨林堂、寄傲、子京所藏、墨林子、宫保等，以上这些都是经过考证的项元汴的印，还有许多未经考证的。

（二）绘画收藏

嘉靖十一年（1532 年），文徵明六十二岁时画《关山积雪图卷》，在题跋中他表明，画雪景是高人逸士表达自身高洁情志的一种主要方式：“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者。盖欲假此以寄孤高拔俗之依耳。”融汇文徵明高洁志趣与巧思的这幅绘画自然要收入项元汴麾下。在这幅图上，项元汴的铃印有：退密、项元汴印、子京父印、项叔子、项墨林鉴赏章、宫保世家、墨林山人。项元汴的收藏大部分是具有优秀典故的作品，如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袁安卧雪图》讲的是袁安在书生时就品质高洁，后来受到赏识担任楚郡太守时，冒着风险为无辜者平冤昭雪的故事。这一题材被我国古代许多画家当作创作主题，一方面赞扬袁安的品德，另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志趣。

三、项元汴对文徵明的赞助

一个家族的兴旺往往是几代人的积累，文氏家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不全是文徵明的功劳，家族兴衰往往与个人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单单讨论项元汴对文徵明个人的赞助总是苍白的，项元汴与文氏家族的赞助往来对文徵明的影响更为深远。

赞助在狭义上是指赞助者对被赞助者提供资金或物质上的帮助。项元汴对文徵明及文氏家族书画作品的收藏都需要支付相应酬劳，因此，历史上记载的项元汴关于文氏家族的收藏大多都具有金钱交易的性质，但是关于酬金的具体数额记载比较少。以下是一些历史上有明确记载交易金额的收藏活动：项元汴收藏文徵明《袁安卧雪图》花费十六两，相当于现在大约2 万块钱，项元汴在收藏文徵明《北山移文卷》时花费20 金。［3］项元汴曾经请文徵明为自己书写《古诗十九首》与陶潜《田园》等诗，并特地记载“求书润笔礼金四两”；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项元汴从文徵明家中购买《元张雨自书诗册》，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又从文家购买吴仲圭的《竹谱》，具体数额不见记载。［4］此外，项元汴还曾以七十金的价格从文徵明长子文彭手中购得《出师颂宣和本》。［5］文彭在文氏家族的收藏转卖生意中发展得如鱼得水，原因之一是他得到文徵明收藏眼光的真传，为文氏家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项元汴与文彭关系密切，文彭曾将自己收藏的《晴峦萧寺》转卖给项元汴，“李成《晴峦萧寺》，文三桥售之项子京，全法王维，今归余处，细视之其名董羽也。”［6］项元汴对文徵明及文氏家族的赞助除了资金以外，还包括一些物品资助，就比如上文提到项元汴以“糕果加币”请书文徵明《北山移文卷》，项元汴还常常将得到的鲜鱼、白米等送给文彭以作感谢。

这种模式下的赞助活动没有具体规章制度的约束，但是长期以来根据价值尺度与道德信念也有了约定俗成的规则。书画艺术品的收藏、鉴定尤为重要，外观看似相同，真品赝品价格却相差甚远。明代，文徵明就是一位被公认为具有信服力的鉴定专家。詹景凤曾记载：“项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则瞎汉，顾氏二汝眇视者尔，唯文徵仲具双眼，则死已久。”［7］古代没有现代那么高超的技术手段鉴别真伪，全靠一双“慧眼”，鉴定专家与收藏家之间或是利益牵扯，或是真心信任，使我国书画艺术品大多数能有序流传。

《元俞和书陶潜诗》落款

四、项元汴与文徵明的赞助关系对彼此的影响

（一）项元汴对文徵明的影响

项元汴作为收藏家，本职工作就是不断收集买卖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作品，项元汴付出金钱财物，文徵明付出知识修养，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双赢过程。首先，通过项元汴的收藏，文徵明的作品以及经过文徵明转让的作品可以很好地得到流传与递藏，这对我们后期研究中国美术历史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最主要的是经过项元汴的收藏，文徵明可以获得酬金改善自身生活。其次，项元汴出于商人角度考虑，对自己收藏的艺术作品必定不会放任不管，只要得到机会，便会大力推荐宣扬，文徵明的作品经过项元汴的收藏与宣扬，可以不断提升其知名度与艺术价值。

项元汴的收藏赞助活动对文徵明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文氏家族的影响上。由于项元汴与文徵明存在较大的年龄差，所以项元汴与文徵明的儿子文彭交流更为密切。文彭得到文徵明的亲传，不仅在篆刻上成就斐然，在书画艺术品的鉴定上也颇有话语权，项元汴就经常请教文彭收藏事宜，也会从文彭手中买到一些书画作品。

（二）文徵明对项元汴的影响

项元汴能够成为明代著名收藏家，不仅仅是由于其家底丰厚，他的成功还与他的鉴藏眼界息息相关。但是单单依靠项元汴的力量是弱小的，这背后少不了一些具有慧眼的书画家的帮助，而文徵明便是其中一位。文徵明有时会充当“转让人”的角色，将自己珍藏的书画转让给项元汴。例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文徵明所藏张羽《自书诗册》归项元汴；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文徵明所藏吴仲圭《竹谱》归项元汴。［8］

那么，除了文徵明会将一些书画转让给项元汴以外，项元汴找文徵明鉴别书画真伪也是极有可能的。一方面，文徵明具有高超的艺术修养与深厚的知识储备，经他鉴定过的书画基本上可以保真；另一方面，有了像文徵明这样的大书画家的鉴定，书画价值也会相应提高，收藏家的收益便会相应增加。

（三）项元汴与文徵明的赞助关系对当代艺术领域的影响

项元汴与文徵明这种辅车相依的赞助关系发展到现在仍然有迹可循。现在，投资者或者企业家选中投资目标的根据主要包括有潜力的高学历者、国家画院画家、国展获奖作品。

一些想要进行艺术品投资的企业家也会大批量订购某个画家的作品，再找准时机售卖出去。另外，有实力的画家会通过举办展览的方式进行自我宣传。

在古代，书画流传方式主要以私人鉴藏、友情赠送和宫廷收藏为主。目前，艺术市场比较规范化的交易方式便是举办画展、进行拍卖，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交易方式转为线上拍卖、线上交易，这种方式适应时代的发展，节省时间成本，但随之带来的弊端有实物现实与照片的差距以及运输过程可能造成损害等。

关于文化艺术赞助，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的相关法规，艺术收藏具有一定的风险，就像投资一样，不稳定因素太多。艺术家的修养、人品、技术仍然是决定艺术品价值的重要因素。正如清代画家恽寿平所说：“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贵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9］

五、结语

项元汴与文徵明之间的赞助关系、项氏家族与吴门画派的赞助关系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金钱交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收藏都是一种投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之间有一条纽带在牵扯，双方都在为彼此的利益而努力。在利益与情感相互交织下，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形成如今的多元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