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写诗，是一种萃取声音的努力

曾纪虎 舒羽

1.缘何写诗？

曾纪虎：高中时为解决青春期困境看了有限的一些闲书，遇到一些与诗歌相关的读物，读到一些人，如波德莱尔、兰波、惠特曼等等。有一本书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记忆尤其深刻，书中的颁奖词和答谢词洋溢着光彩夺人的理想主义表述，它打开了我精神生活的徜徉之域。

舒羽：外部世界的声音很多，也包括自己的。因为理解这“多”的不可阻挡，故而相信，一定有一种声音是少而美，且珍贵的。诗是意义的晶体，其价值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过滤掉语言的杂质，使意义的呈现更为纯粹。写诗，是一种萃取声音的努力。

2.你的诗观是什么？

曾纪虎：我没有确定的诗观。我一直是以现代诗歌符号形式为基础，展开阅读、思考、写作、生活。我认同这一综合性的框架，并已形成惯性。

舒羽：诗与自然与万物与人情，诗与音乐与图像与水墨是天然的伙伴。所有形式的艺术都有一个内在的秩序，而这个秩序的缔造者、引领者便是诗性。诗歌写作，便是性与艺的博弈。诗人是天地万物的知情者、沟通者，于茫茫人海中，诗人有其特殊的敏感特质。这让人想起“通灵宝玉”说。然而诗人通灵的时间又是极其有限的，宝玉大多时候只是顽石。从顽石到宝玉，只在一瞬间。为这瞬间的光临，诗人一直走在一条会心且幽暗的路上。

3.故乡和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纪虎：故乡、童年、父兄之爱，它们是我生命感觉的最早触发点，也许其内涵和形式曾粗糙而简陋。我知道，一个人应当主动地丰富自己的一生，为之加入一些有意味的东西，这样，当最终的离去来临，必然的空无感会有所减少——如此，可以心有所安地离去。

舒羽：故乡是一个有关时空的词，少年时想逃离，晚景时想归依。我出生在富春江边，距省会杭州60 公里的桐庐县，在这里生活直到中学毕业。那时父母是双职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所以我上学前的那几年都被寄托在保姆家里。童年对我来说，意味着在一个个不情愿的清晨，从一个芦苇丛生的埠头，被一个个不同的力量拉上同一条潮湿的渡船。无论是去保姆家或去幼儿园，都意味着离开妈妈。

在童年，爱是一个不确定的词，是羞于承认的懂事。“姆妈”是唇下音，“妈妈”是开口音。前者俚语，后者书面语，小时候我只在模仿时用过书面语。后来才知道，孔子为何要用“雅言”。某种意义上，诗即用雅言来书写爱。

再长大一些，故乡意味着水的流动。这个部分对我很重要，音乐所谓的翕如、纯如、皦如、绎如，都能在此找到源头。我的父亲很严厉，但他懂得如何对付一块废料，独辟蹊径，带我去拜一琴家为师。

读书，学艺。孤独一开始只是经历，后来才成为习惯。

4.诗歌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与对应关系？

曾纪虎：在与时代的关系中，作为人类表达的一种形式，与其他类别相比，诗歌并非拥有优势。所有的表达都会基于人的生命形式，都会基于表达的当下性与历史性——在特定的意义路线中，试图为时代与世界提供一种属于自己的解释策略。如此，诗歌和时代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写作者借助诗歌这一符号形式所完成的参与时代、解释时代、塑造时代的努力。

舒羽：现代汉语走到了今天，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诗人的生存空间早就从山林泽地走向了钢筋水泥。向古之心是中国诗人的底色，而代表着当下时代的城市是真正给予我们生活的实在。中国的艺术是安静的艺术，接受并达成安静是一种能力。在城市里，诗人依然可以“生活在别处”，而这个“别处”是那个“多”的另一面。

诗人向往的自然山水和赖以生存的现代生活，在我的家乡，在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桐庐，似乎触手可及。我今年出版的一本十四行诗集，正是为故乡而写，名字叫《结庐在桐庐》。

我们如今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原型和来路。星级酒店的前身是桐君老人的结庐草屋，新能源汽车的原型是“有马白颠”的四轮马车，富春江诗社或诗歌节的原型是“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修禊。范仲淹有《萧洒桐庐郡十绝》，而我们今天对语言的解读，也已经从雨滴枝头的形容自然风物的“萧洒”，推演为形容人的身心状态的“潇洒”。

在文化不缺席的情况下，慢就是快。诗，仍然是每一个时代最幽美的打开方式。

5.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曾纪虎：我曾有过各种困惑。如今想来，阶段性的各种困惑是人精神生活的必需品。现阶段最大的困惑是，人与时代的关系常常不是建立在知识理性、信仰理性的基础之上，那么，作为一个还算成熟的写作者，人表达的意义何在？既然无常总以它的广袖遮覆天下，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

舒羽：关于写作习惯的养成与摆脱，是诗人在每一个创作时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我的困惑总是在于，要不要去听同桌的声音。

6.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曾纪虎：两者均重要。对不同的个体及个体的不同写作阶段来说，会有偏重。

舒羽：经验和想象是相互依存与递进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经过了想象的经验，然后才是叠加，拥抱，回旋，向上。

7.诗歌不能承受之轻，还是诗歌不能承受之重？

曾纪虎：这里的“轻”与“重”大概说的是对人的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感受，我个人没有“轻”与“重”的相关权衡。如有，我倾向于“重”，但在完成的过程中习惯于“轻”。即，举重若轻。

我以为，人的个体生命是一个获得的过程，过多的终极性的判断使人陷于滞碍，我更愿意经历获得过程中的流动感。

舒羽：二元形成对立。为何不把烦恼用在“别处”？

8.你心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曾纪虎：初学阶段的写作多多少少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一个消除了这些影响而真正生成自己的表达状态的作者才有机会写出好的诗歌。

舒羽：犹如水晶，凝而不滞的灵动，法无定法的透彻。

9.从哪里可以找到崭新的汉语？

曾纪虎：从整体的角度上来说，任何表达手段都是自然而然地处在日新状态之中的，我们的汉语每天也都在崭新之中。“不够新”“陈腐”涉及的是个体本身的问题。所以，个人的有效阅读、生活实践的沉浸、观看、思考、体悟等等，是恰当的、可靠的途径。

舒羽：这是诗人间的窃窃私语吗？我也想窥而偷之。所谓崭新，必定经历时间的磨砺，然而诗人啊，永远是年轻的。

10.诗歌的功效是什么？

曾纪虎：自我的教育，自我的拓展。

舒羽：其一，拜诗歌所赐，认真生活，力求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其二，世界负荷太重，那么多口号、定义和观念，唯有诗，可以当下唤初心。

11.你认为当下哪一类诗歌需要警惕或反对？

曾纪虎：献媚的诗歌。

舒羽：没有认真做分类，也不想这样做。在诗人身份被确认的前提下，即便存在拗姿势的不清晰文本，仍要相信诗人是具备较强反思能力的群体。倒是应该警惕，被警惕与被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