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南运河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探究

赵朝霞 张晓欣 郭凯锋

摘 要：南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一部分，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南运河沿线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要科学构建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综合推进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研究工作、深入挖掘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时代功能、不断创新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传播途径。新时代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提高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管理水平，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大运河；南运河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7;F59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23）04-0012-05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长度最长、开凿历史较早、沿用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在隋唐得以进一步发展，明清达到鼎盛，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在历史上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2014年6月中国大運河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大运河项目成功申遗以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得以蓬勃发展。

传播大运河文化，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大运河文化对感知、阐释、研究中华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运河文化遗产以艺术、道德、哲学、风俗、文学等形式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风貌，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在传承传播中华文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挖掘和传播工作，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有重大意义。

一、大运河南运河段历史文化演进

南运河是在三国时期曹操开挖的白沟基础上形成的。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为进攻邺城袁尚，兴建了白沟水运工程，后隋炀帝为了对高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白沟的基础上修建了永济渠，宋代改称为御河，清代临清至天津段称为南运河。南运河南起山东省临清市，流经德州，再经河北省吴桥、东光、泊头市、沧县、青县入天津市区，又经西青区流经红桥区南部，至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会合后入海河。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水路运输通道，为了保证漕运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不断开凿和疏浚河道。交通的便利促使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一批位于河流交汇处、运转处、运河干道或运河两端等地的城市相继而生。在大运河鼎盛阶段的明清时期，漕运功能全面发挥，运河沿线城市数量增多，南运河段规模较大、经济较繁荣的城市有山东的临清、德州，河北的吴桥、东光、泊头、沧县、青县，天津等。

临清位于会通河和卫运河的交汇处，是南运河的起点，会通河的畅通是明朝始建临清城的基础。临清建城后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南北漕运的中转中心，商业极其繁荣，获得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美誉。德州城始建于汉，在明朝是运河通往京城的一个重要码头，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清朝的德州更是“商贾往来，帆樯云集”之地。河北段的大运河流经河北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5市，该段运河很多原有的功能都保存了下来，留下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的城镇多因水驿而修建，在贸易发展较快的明朝中后期，泊头、桑园、东光、沧州、兴济等地依托大运河水运之便，经济繁荣，成为商贾重镇。天津作为著名的北方商业都会，兴建于明代。1404年，明朝廷为了保证大运河的漕运畅通，在三岔河口西南设立天津卫城。天津滨海自古是海盐的主要产区，明清时期天津逐渐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盐业中心，聚集了来自盐商的大量财富，漕运和盐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推动天津成为当时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运输通道，大运河不仅为保障不同地区物资均衡分配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所流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兴起和商业发展，带动了沿线地区文化的繁荣，使得运河沿线文化得到较快发展，并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府学、周学、县学）、出版机构、藏书阁、文庙等。如河北沧州运河的繁荣吸引了众多的文学作者和诗人，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和诗词大多描写或歌颂沧州运河的繁荣，陈尧的《登南川楼》描述了沧州运河直通天津，以及渔业和盐业交易市场的繁荣景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大运河沿线产生了众多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见证了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丰富了中华历史文化。

二、大运河南运河段文化遗产资源

南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水利遗产和历史城镇遗产。运河水利遗产主要有水利枢纽、闸、堤坝、码头、漕运等多种类型，这些水利遗产不仅在控制漕运、管理运河等方面发挥作用，加强了运河沿线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体现了儒家关于人类应有节制地利用自然的生存观。儒家认为自然规律虽不可违逆，但人的智慧能认识自然万物并利用自然万物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荀子在《荀子·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固最为天下贵也” [3]。从最早的军事功能和漕运大计到夹河而生的兴盛商业，历朝历代政府对大运河的整顿治理，不仅巩固了军事和政治，也繁荣了经济和文化。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文化遗产指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文庙（孔庙）、书院、贡院、藏书楼以及祠堂、庙宇和文物等。文庙的建立始于鲁哀公祭祀孔子，汉朝形成了帝王祭孔仪式和庙学合一制度，随着历代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推崇程度的不断提升，文庙的数量也不断增多。

文庙寄托了读书人的仕途梦和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梦，成为政治教化、学校教育和劝学的综合体。

南运河段的沧州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在历史上经历近20次重修和增建，2012年改建为沧州新文庙。沧州新文庙的“群书治要大讲堂”现已举办千余场国学公益讲座，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沧州的书院、私塾、义学等私学机构作为官办教育机构的补充，在明清两代发展迅速，涌现出瀛南书院、渤海书院等一批名扬后世的学府。这些文庙、书院等历史城镇遗产依托运河地域优势，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地方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载体。

南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船工号子、武术、民谣、音乐舞蹈、戏曲等。运河船工号子指大运河沿线船工们在长期的行船劳动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民间歌谣，有十几种之多，采用号头领唱、众船工合唱帮腔的演唱方式。船工们在行船过程中通过号子这种“一唱众合”的形式团结合作、协调一致[4]。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5]这种同心协力的“和”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集体主义观的体现。另外，船工们在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面对艰难险阻，仍然通过喊唱号子的方式表达苦中作乐、乐观自信的情怀，体现了乐观主义人生观。南运河段沧州的武术闻名中外，武术的动作、用途、內容、套路，以及武术理论和武德规范等，都融汇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国武术饱含仁爱思想，武林人士不仅武功深厚，道德修养也极高，他们重视江湖义气，崇尚以“仁”为本，重义轻利，这种武德所体现的“仁”之道正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中国武术的“保家爱国，尊师重道”观念极为突出，习武之人平时习武强身，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展现出习武者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武林中的师父具有至高的权威，要求习武者行“礼”、“忠”师、守“节”，蕴含着习武者要尊敬师父，严格按照师命行事，遵守门规，永不背叛师门的文化内涵。[6]除船工号子和武术外，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旋律优美的舞蹈、形象生动的民歌民谣、独具风格的民间艺术等，其题材选择和表现形式大都淳朴中正，具有深厚而独特的文化色彩。

三、大运河南运河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策略

（一）科学构建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要完善大运河文化遗产法制保护机制，建立一整套大运河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随着我国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应当尽快将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列入立法规划中，建议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上升为“大运河文化保护法”，并据此制定省级地方性保护法规。另外，在城市间、河段间建立交流合作协调机制，并引入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等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环节，加强内部合作，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体化管理和运行。构建统一的运营平台和投融资平台，使文化展示和文旅相关产业的投资主体和经营方式日益多元化。[7]

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从内容上进行批判性的取舍。中华文化经世致用，历久不衰并源远流长，但文化本身就是发展的、变革的、与时俱进的，也需要紧跟历史时代潮流，以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内聚力。《论语·为致》中有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也，虽百世可知也”，[8]孔子主张不能不加分析地对传统全盘收纳，而是应该有所损益。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者王熙等认为，“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批判性挖掘传统文化并促进其保护和传承，发挥中华文化中优秀要素的当代价值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时代意义”[9]。科学合理挖掘和开发大运河文化资源，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挖掘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的积极因素，科学地区别对待文化中的不同部分：对于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应该着重弘扬；对于那些落后的文化，应当在对其改造之后才能进行保护传承；而对于文化的腐朽部分，如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封建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应该坚决地抵制。

（二）综合推进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研究工作

以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为主导，通过联动机制，将文化部门与图书、曲艺、工艺美术、商业、档案、财政等诸多行业管理部门有机整合在一起，建立数据信息共享平台，有效地发挥行政效能，形成保护与传承合力。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著名研究员朱季康指出，“除了政府行政机构之外，还存在着科研院所、民间智库等从事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相关工作的队伍，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保护的调查、收录、管理与传承工作，但他们大多进行着与非遗相关的研究与创作，也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科研院所是非遗学术研究的主体之一，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有着特殊的贡献。” [10]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人才，培养大运河文化综合型人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新时代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挖掘与传播是一个综合的领域，涉及到历史、教育、艺术、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涵盖了文化历史研究、大运河专项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数字媒体研究、文旅研究、外语跨文化交际研究等多个领域。加快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需要培养具有较强跨界研究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在国家和各相关部门进一步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加强师资建设，提升师资力量，并改革教学内容，规划课程体系，增加民俗文化、旅游文化、乡土文化、宗教文化等体现人文性、开放性、交叉性的课程，以培养主题型、综合型人才。这类综合型人才在具备本专业才能以外，还应具备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而人工智能技术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尤为重要。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具备的自我学习和灵活处理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新路径。近年来，为了使人工智能与大运河文化充分融合，全国许多院校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并在系统工程和智能信息处理等相关专业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院校培养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将会逐步实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智能化保护、利用和传播，实现大运河底蕴丰富的文旅价值，提升大运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大运河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语言的沟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这些外语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以及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这样在进行国际交流时才能做到兼具乡土情怀和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

（三）深入挖掘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时代功能

目前，大运河沿线的很多物质文化遗产未被关注，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人文价值未能被认識到。《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明确提出展示文物古迹的真实价值和文化，延续其原有使用功能，并赋予其新的当代功能等。[11]

大运河的水利遗产是中国人民改造自然能力的体现，具有非凡的工程技术科学价值，在当今时代可以成为特色旅游资源，并把其打造成各种旅游产品，如考古与科普旅游产品、博物馆旅游产品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等。对于文庙、书院、藏书楼等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有选择性地延续和传承其祭祀、教育和藏书等功能，也应激发它们的当代活力，实现它们的当代文化价值。文庙最初的功能是祭祀孔子，随着当代“回归儒学”的倡导，各地文庙的祭孔活动重新蓬勃发展，大运河沿线文庙的文保单位具有祭孔活动的优势，应借助运河区域优势开展有文化特色的祭孔活动，在大运河沿线传承和传播文庙的传统习俗和当代仪式。书院的基本功能是讲学，在新时代应根据书院的类型创新书院的新文化传播功能，如通过观赏和游览挖掘书院文化从而实现儒学的教育传承，通过开展各类相关专业教学和举办祭孔演艺活动而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古代藏书楼主要职能是对图书的收集、保存和传递，但运河沿线的藏书楼已丧失藏书的功能，当代科技的发展使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成为可能。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从运河沿线的旅游文化和创意文化开发中挖掘其时代功能。在大运河沿线旅游文化开发中，可根据其属性特点和文化关联等因素，整合文化遗产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组合新形式，如在沧州建设武术文化小镇，集武术教育培训、武术表演与竞技、武术文化博物馆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展现沧州武术文化历史渊源、风貌习俗和发展成果。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创意开发可以从创意产品、文化品牌等方面进行。文创产品除了考虑使用需求以外，也要注重设计的创新等，使运河沿线著名文化遗迹、名人典故、历史故事、文化精神等融入到兼有“运河元素”的文创产品中，以引起消费者思想的撼动、情感的共鸣及精神的鼓舞等。在文化品牌方面，运河沿线文化遗产可根据文化特色开发相关的网页、微信公众号、APP等，利用新媒体更加立体丰满的品牌形象引发关注，对文创产品进行销售、传播和推广[10]。

（四）不断创新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传播途径

大运河文化承载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传承运河文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创新大运河沿线遗产文化的传播途径，使其在新时代迸发活力。首先，利用博物馆对运河沿线的文庙、书院等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大规模举办讲座，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开展国际文化论坛等，在传播中不断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其次，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合的方式，开设运河文化遗产专题讲坛的相关栏目，利用图文、音频、视频、专题与直播等形式，扩大展示的受众面，拓展运河沿线文化传承传播的新渠道，充分提升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速度、深度与广度。例如2023年8月13日， 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网站及短视频商业平台联合举办了“以河为媒——沿着大运河看中国”网上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媒体行、主题调研、圆桌讨论等系列活动，探寻运河文脉、发掘运河文化的魅力，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本活动利用电视台、新闻网站、报刊等传统媒介吸引中老年受众，利用哔哩哔哩、抖音、腾讯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吸引海内外“Z世代”群体，让他们成为了运河文化的“粉丝”和文化传播工作的“队友”。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以文化交流、历史传承、文明互鉴为主题的国际公益组织——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的平台和桥梁作用，不断整合资源、创新形式，及时跟踪全球运河城市的聚焦点，团结全球热爱运河、甘于奉献的志愿者队伍在运河城市开展一系列公益咨询服务和宣传活动，利用国际影响力推动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四、结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保护、研究、挖掘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内容，也是使我国文化具备能够与国外文化开展竞争的能力从而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远播海外并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跨越千年、纵贯千里，它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至今仍然活着的、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公认的国家文化符号。[13]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脉络之一，承载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当代社会全球性地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国学教育开始复兴，传统文化研究也已兴起，加强大运河沿线文化传承与传播对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文化软实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胜，王斯敏，蒋新军，等.古老运河，如何一展文化新姿[N].光明日报，2019-10-10.

[2]王玉芳.我们的大运河·诗歌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117.

[3]荀子.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127.

[4]郭凯锋，牛革平，姜瑞云.东光运河文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100.

[5]焦循.诸子集成·孟子正义（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8.

[6]丁晶晶.儒家思想对中国武术礼仪文化影响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7]王健，王明德，孙煜.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J].群众，2019（5）：27-28.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9.

[9]王熙，苏尚锋，曹婷婷.从国学之“国”看国学教育的当代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30-37.

[10]朱季康.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现状、分析和提升策略[J].地域文化研究， 2020（4）：52-62.

[11]中國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04-22）.http：//www.icomoschina.org.cn/uploads/download/20150422100909_download.pdf.

[1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

[13]沈烨，钟黎明，林安琪.讲好大运河故事，传播大运河文化[J].杭州（周刊），2018（3）：58-59.

责任编辑：韩曾丽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Nanyun Canal of the Grand Canal

Zhao Zhaoxia1， Zhang Xiaoxin1， Guo Kaifeng2

（1.Department of Applied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2.School of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the Nanyun Canal contains 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During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the Nanyun Canal has formed a rich collection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se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scientifically， promote the study work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function fully， and innovate the transmission route constant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ultural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t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of ou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s along the Canal and advoca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Nanyun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