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杨继龙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我国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战略[1]。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其子女教育问题更加突出。近几年，当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逐步解决以后，其“上好学”和“升学难”等问题开始显现出来。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在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学习期望等方面明显低于流入地城市的学生[2]。最新研究表明，自我肯定干预技术可以用来解决因阶层差异所导致的学业成绩差距问题[3]。这一研究成果表明，自我肯定对学生学业成绩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获得学业成功。基于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性别、年级、身份及城镇居住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为提升他们的自我肯定水平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期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从而健康成长。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工具

采用李虹和梅锦荣[4]编制的一般健康问卷 GHQ-20（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中的自我肯定量表，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进行调查。该量表共九个题目，选“是”得1分，选“否”得0分。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表明结构效度可靠。该GHQ的自我肯定分量表的理论分数范围是0～9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调查对象自我肯定性水平越高。以理论均值4.5分为标准来划分自我肯定性水平的高低，得分高于4.5被认为有较高水平的自我肯定，反之为低水平自我肯定。

（二）研究样本

结合样本的代表性和可行性，本研究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随机选取一所九年一贯制农民工子弟学校，对5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98份，被试情况如表1所示。

（三）数据处理

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调查结果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总体特征

从表2可看出，如果以理论平均值4.5来划分自我肯定水平的高低，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总体水平在平均值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工随迁子女报告的自我肯定状况大部分属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按照“0分即自我肯定严重低水平，1～2分即自我肯定低水平，3～4分即自我肯定较低水平，5～6分即自我肯定较高水平，7～8分即自我肯定高水平，9分即自我肯定最高水平”的标准，对自我肯定水平程度进行划分，进而检验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的人数百分比。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严重低水平的人数为0，约有17.07%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低水平及以下，高达82.93%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高水平。（见表3）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的性别差异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性别为自变量，以其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中，女学生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23，男学生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14，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间的差异不显著，F=0.33，p>0.05。（见表4）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的年级差异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年级为自变量，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就读年级越高，自我肯定水平越低，呈现出随年级下降趋势。（见表5）

（四）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身份差异分析

身份主要指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包括班干部和学校学生会干部。以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为学生干部为自变量，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高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自我肯定水平。（见表6）

（五）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的城镇居住时间差异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居住时间为自变量，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城镇居住时间为1～3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均值為6.69，自我肯定水平最高。（见表7）

总之，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较高。在性别维度，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差异性不显著；在就读年级、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及城镇居住时间维度上，其自我肯定水平存在较大显著差异。

四、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总体较高，其自我肯定状况良好。在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即仍旧有17.07%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低及以下水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数量将达到3.5亿。据此推算，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不同性别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通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这一维度上的差异分析发现，虽然女学生的自我肯定水平高于男学生的自我肯定水平，但总体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间的差异不显著。而在具体调查项目如“是不是容易同人相处”上，不同性别角色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差异性较大，这或许是因为与男生相比，女生社会性较强，更容易与群体积极融洽相处[5]。而在“最近是否忙碌及充分利用时间”“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都能有帮助或提供一些意见”等调查项上，不同性别角色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差异并不明显。这与Petri和John[6]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在广泛的特征上差异不大，但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有明显差异。

2.不同年级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就读年级越高，自我肯定水平越低。这或许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业成绩有关，因为频繁地转学，农民工随迁子女一直处于对新环境的调适中，对其学习成绩和与同学交往的影响较大。总体而言，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成绩呈现下降趋势，两极分化严重。不断下滑的学业成绩导致他们自尊受损，自信心不足，从而不敢独立思考，挑战权威，坚持自己的想法。提出问题、挑战权威是自我肯定的表现，独立思考并坚持自己的想法是自我肯定的基础[7]。再者，低年级学生自我评价存在片面性和表面性，他们在评价时可能存在虚高。中、高年级学生的评价全面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能进行较为全面真实的评价。

3.不同身份農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担任班干部这一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要高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这可能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有关。研究发现，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普通学生[8]。自我效能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本，具体表现为友善、乐观、宽容、信心、自尊、乐于助人等积极人格特征[9]。学生干部作为教师和学生信任的“领导者”，他们乐观自信，为人友善，乐于奉献，善于协调好同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在学生中起到引导和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往往比普通学生更好，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方法更有自信，其班干部的身份也使他们不断暗示自己要在学习方面起带头表率作用。

4.不同城镇居住时间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城镇居住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城镇居住时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存在差异。在城镇居住时间为1-3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最高。这一调查分析结果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长，农民工随迁子女各方面的满意度也逐步提高。这可能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适应性有关。农民工随迁子女刚来到城市就读，面对新的环境，一切都充满了激情和新鲜感，觉得自己摆脱了落后的农村，心中难免会感到一丝自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浮出水面，他们发现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拥有实现这些愿望的社会条件和家庭基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无疑给他们在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自我肯定水平出现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建议

自我肯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干预策略，是可以培养、训练的自我心理建构、心理调适能力，引导、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乃至所有的学生逐步具备该技能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

1.家庭层面：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全面发展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在孩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10]。父母的性别意识对孩子的成长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尽管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是不是容易同人相处”等具体层面上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子女成长阶段，父母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不同的性别群体的行为，鼓励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大胆与人交往，积极融入群体。这样“男性不太愿意与群体积极融洽相处”的性别刻板印象得到加强的可能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针对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家长要努力转变对孩子的教育沟通方式，经常了解他们心理、身体、学习等方面的综合情况，让他们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最后，家长要积极地、持续不断地自我学习，掌握自我肯定技巧，帮助孩子提升自我肯定水平。

2.学校层面：多措并举，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

研究发现，个体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越高，对自身学习能力越有信心[11]。从学校层面而言，要加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与管理，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提升他们的自我肯定水平。学校要进一步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从单纯追求升学率转向追求全体学生的全面健康、全面发展上来。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随就读年级升高而下降的问题，学校要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定期聘请有关专家为他们讲授相关知识，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坦然面对成长的烦恼。对遭遇挫折或困难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应及时给予心理抚慰。针对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低于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问题，学校要解放思想，采取积极措施，多途径选拔学生干部，不搞“终身制”，实行“轮流执政”，从而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提升[12]。

3.社会层面：多方发力，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

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就学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压力常常越来越大，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导致其后期自我肯定水平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多方发力，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持续提升他们的适应性[13]。可以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具体努力：一是发挥公共舆论作用，推动进一步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上升通道；二是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加强彼此了解，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刻板印象；三是加强官方社团组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保障支持，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服务，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价值熏陶，强化他们行为规范的养成；四是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社区支持系统，通过相关课程引导学生发现社会支持资源，调动和运用社区资源，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互助，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社会支持体系[14]。

五、结 语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结、协同的教育机制，进一步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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