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文化羁绊及其突破
——基于“人情磁力场” 的审思

□陈礼业 李佳敏 徐国庆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提出，根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量大转向质强的变革所催生的时代需要[1]。技术技能是技能型社会的灵魂，其传播范围与质量高低是评判技能型社会建设优劣的核心标准。然而，当下大众 “技术技能学习动力不足” 的普遍表现，遏制了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

“技术技能学习动力不足” 的社会现象背后暗含着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羁绊。那么，中国社会存在何种文化羁绊？其何以抑制大众技能学习动力？如何破除其造成的大众技能学习困局？ 厘清这些问题，既利于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亦利于为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一条全新的文化进路。

一、“人情磁力场” 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解释力

“人情磁力场” 一词出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书作者采用较大篇幅探讨了中国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特征，并认为其是类似于语言中文法结构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种现实表现，具有长期稳定性。作为书中描绘的中国文化的产物之一，“人情磁力场” 在一定程度上框定并反映了中国大众普遍存在的、独特而稳定的部分社会性需要，而这些社会性需要在社会现实的作用下逐渐成为阻滞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文化羁绊。因此，以 “人情磁力场” 为分析视角，有助于把握 “技术技能学习动力不足” 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羁绊及其作用机理。

（一）“人情磁力场” 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内容

1.“人情磁力场” 的意涵：中国文化的和合特性。通常，中国大众的个体生活和人际互动皆在一种独特的 “人情磁力场” 之中进行。“人情磁力场” 是指家族、社群、集体、国家等可大可小的 “自己人” 圈子[2]116。在该场域内存在一套潜在而稳定的人际互动规则体系，规束着中国人的社会性需求，从而影响着中国人的动机与行为。

“人情磁力场” 是由中国文化独特的 “和合性”催生的。一方面，中国文化 “和合性” 的主要表现是人我界限的模糊化。具体而言，在中国文化中，纯粹的个人是没有的，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而是希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体表现为 “平均”的社会性需要[2]130-143。可以说，中国文化以 “人情味”为纽带联结了所有中国人，使中国人在温情脉脉的人文环境之中实现 “和合” 与 “平均”，而 “人情磁力场” 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和合特性，使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个体只有在相应的 “人情磁力场” 中才能得到具体定义。也正因如此，中国大众的技能学习动机与行为背后之根须在理解 “人情磁力场” 的基础上方能把握。

2.“人情磁力场” 的范畴：中国个体的做人原则。“人情磁力场” 的存在及其意义，证明在 “场内” 和“场外” 两种情境下中国个体的需求、动机与行为表现必然存异。在 “场内”，中国个体通常需要在他人面前 “做人”，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处处以对方为重，或者为对方而活[2]85，如为对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或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等，此下的中国个体是非常 “组织化” 的；而在 “场外”，中国个体则通常表现出缺乏 “组织化” 的特点，不会自发顾忌他人利益与感受，亦即很少有 “做人” 的自觉。

“场内” 与 “场外” 之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随着他人身份在 “自己人” 和 “非自己人” 之间的不断转化而发生改变。如果将 “人情磁力场” 限定于某位中国个体的视角条件下讨论，那么随着这位中国个体承认的 “自己人” 数量不断增多，其 “人情磁力场”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历史表明，通常在天下失于大治（如战乱、瘟疫）等特殊时期，中国大众的 “人情磁力场” 才会被扩大至整个国家与民族的范围[2]72-73。

中国个体对欲进入自己 “人情磁力场” 的对象资格的评判标准主要为 “是否会‘做人’”，即对方是否懂得处处以自己为重。中国个体彼此之间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倾向与表现越明显，他们相互融入对方 “人情磁力场” 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政府为提高社会技能积累水平所实施的系列政策能否得到大众的积极响应，可从政府与大众之间的 “身”“心” 互动情况审视。

3.“人情磁力场” 的运行：中国人我的身心互动。在 “人情磁力场” 中，中国个体主要含有 “身” 与 “心”两种成分，而鲜有西方所谓 “灵魂” 之类的 “超越式”成分。“身” 主要指肉体之躯，“心” 主要指思想、意志、判断和情绪等。中国个体的 “身” 常常需要别人用 “心” 的关怀与照顾，同时以 “心” 对别人的关照也多以对方的 “身” 为对象[2]74。可以说，处于 “人情磁力场” 中的个体存有 “安身” 与 “安心” 两种主要社会性需求。这些需求只有在二人之间才能完成，主要表现为相对强势方的 “养别人的身，使别人安身，让自己安心” 和相对弱势方的 “交自己的心，使别人安心，让自己安身”，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

由此，在 “人情磁力场” 内，中国个体的 “身” 常常能具体感受到他人的 “心” 的关怀作用，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 “心” 交给对方，即处处以对方为重，在对方面前诚恳 “做人”。这种情况在 “人情磁力场”以外则较少发生。可以说，“人情磁力场” 将一部分中国个体的 “身” 与 “心” 交织在一起，并以 “‘养身’触发‘交心’、‘交心’触发‘养身’” 等互动逻辑在不断运作，使 “场内” 个体的 “身” 与 “心” 都能得到温情的安定。

但也正因为 “人情磁力场” 对中国 “人” 的温暖，造成部分中国个体匮乏自我组织的意识，也就鲜有自我超越的需要[2]115-116。换言之，部分中国个体不断突破现有技能水平的动力往往源自外界而非自我。

（二）基于 “人情磁力场” 分析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适切性

根据产生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人类需要分为自然性需要与社会性需要。通俗理解下，自然性需要是人对物的需要，人类天生就具有这种需要；社会性需要则是人对人的需要，必须经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绝对贫困” 被宣告消灭以及“防返贫” 相关制度的有效保障等，社会性需要逐渐取代自然性需要的主导地位，成为影响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技能学习整体动机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成为影响技能型社会建设质量的关键因素。

既然社会性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需要，那么其只有在人文世界（即文化）的视界下方能获得显现。进一步说，不同人类群体的社会性需要是不同的，且与特定群体所形成并生活在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简言之，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性需要必然存在差异。例如，尼亚库萨人和赫赫人等文化群体更需要一夫多妻制度，而托达人等文化群体则更需要一妻多夫制度[3]。世界各种文化就像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模具，它们为不同文化群体塑造了十分独特的社会性需要，并使这些文化群体表现出多样化的动机与行为景象。同理，若欲深刻分析并有效把握当下中国大众在实际生活中所普遍表现出的频次少、水平低及效果差的技能学习行为背后之根，则不得不聚焦于这一关键角色——中国文化。

然而，中国文化博大而精深，以整个中国文化为视角分析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所有的文化羁绊显然不现实。“人情磁力场” 所映射出的大众 “平均化”“在意‘场内’之人事”“寄托于‘场’的温暖” 等社会性需要，可以有效揭示大众在技术技能学习、积累与升级活动中所受到的文化羁绊。而技术技能的学习、积累与升级水平标志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质量与成败。因此，以 “人情磁力场” 为分析切入点，很好地解决了中国文化的博深性与技能型社会建设背后文化羁绊的典型性之间的矛盾。

具体而言，以 “人情磁力场” 为视角分析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适切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人情磁力场” 是承载中国大众人际互动规则与共同需要的一般生活场域，因而技术技能学习活动必然发生于这种场域之中。因此，“人情磁力场” 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中国大众在技术技能学习活动中亦或抉择情境中所面临的独特、潜在且深刻的系列社会性需要。其二，既然大众在技术技能学习活动与选择场域中所感知的系列独特社会性需要是 “人情磁力场” 的映射产物，那么也只有在 “人情磁力场” 视角下，这些独特社会性需要向限制我国民众技术技能学习与升级动力水平的深层文化羁绊转化的逻辑机理才能得到有效呈现。

二、“人情磁力场” 视域下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文化之 “困”

借助 “人情磁力场” 视角，影响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的部分典型社会性需要已获得一定澄清。接下来需要讨论，它们何以成为制约大众在技术技能学习、积累与升级等方面的动机水平与行为倾向的文化羁绊？

（一）技能学习之困：“平均主义” 的场内倾向

可以明确的是，人我界限的模糊化是 “人情磁力场” 的主要特征之一，因而在同一 “场内” 生活的中国人彼此都具有 “你我一体，互不分割” 的潜意识。而在人我界限较为模糊的 “圈子” 里，人总要通过不断与他人比较才能确立自我价值，且这种比较的重点又易偏向于人与我在社会观众面前地位之高低，而非自我内在的完成程度[2]135。进一步说，多数中国人存有 “相同‘圈子’意味着相同社会价值水平” 的平均主义意识与倾向。当 “人情磁力场” 中他者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而自我却无进步时，部分中国个体便会产生 “阴阳失调” 之挫败感，于是催生了提升自我社会地位的迫切动机。

通常，财富和声望是划分不同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因此，某类社会成员的社会价值可从工作收入和大众评价两方面衡量。实际上，当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价值不高。其一，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收入水平较低。一方面，产业工人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要代表，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十大社会群体中位列第七[4]，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偏下位置。另一方面，人社部发布的 “2021 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5]显示，在对等的岗位等级下，技术技能类岗位的工资收入均不如管理类岗位（见表1）。其二，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同较差。学习技能、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技能成才道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缺乏社会氛围支持，难以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真正认同[6]。

表1 分岗位等级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2021 年）（单位：万元/年）

若以某位中国人为分析视角，则其技能学习可分为两种情况进行探讨。一是技能学习前，其所处的“人情磁力场” 内有人从事管理类岗位职业，有人从事技术技能类岗位职业，且前者社会身份价值明显高于后者，那么为了防止自己陷入 “平均失衡” 后处境较差的一方，其很可能会避免甚至厌恶技能学习的相关活动。例如，许多家长及学生在面对 “职普分流” 时表现出严重的 “趋普避职” 倾向。二是技能学习后，若其已经从事相关技术技能学习活动，那么 “低‘圈内人’一等” 的文化失落感将催生其 “放弃技能，另寻他路” 的念头与实践，以使自身价值趋于自身所处 “人情磁力场” 的 “平均水平”。例如，职业教育体系内的学生若有机会则大概率会向普通教育转轨。

（二）技能积累之困：“人情磁场” 的内外张力

没有大范围的技能积累，高质量的技能升级就难以产生。目前，我国技能人才的总量占比还不到30%，而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技能人才占比能够达到70%到80%[7]。这表明，我国社会层面的技能积累水平还不足以支撑 “中国制造2025” 等国家战略的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技能积累水平较低的现状反映了大众在技能学习活动中不太关照国家战略的特点。

可以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与士大夫兼济天下的 “心” 不同，中国老百姓的 “心” 往往只顾其家[2]31。具体而言，多数中国人更多关注的是所处 “人情磁力场” 内的他者之 “身” 与 “心”，而不太在乎 “场外”对象的利益需求。第二，于中国文化语境下，政府机构更多被作为处于高位的相对独立之 “身”，因而在老百姓的感性认识中，“中国制造2025”“技能中国行动” 等国家战略与规划实质更多意味着政府这个“身” 的发展需要。第三，经过七十余年的和平发展，当代技能学习“主力军”——青壮年劳动群体在稳定环境中成长，加上由于近些年部分基层政府发生的信任困境[8]等问题，使得部分中国个体的 “身” 很少确切感受到政府机构之 “心” 的关怀，共同致使中国大众的 “人情磁力场” 普遍从建国初期的 “全国”逐渐缩小为自己的家族和特殊关系[2]124，而鲜有主动或被动囊括政府之 “身”。由此，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国家强烈的社会技能积累需求与大众较低的技能学习动力水平之间存在矛盾。

（三）技能升级之困：“突破意向” 的普遍匮缺

相比于个体的技能学习与社会的技能积累，技能升级对个体成才、产业发展、经济进步与国际竞争等的影响更大。于个体而言，掌握高水平的技术技能意味着能得到有更高物质或精神待遇的工作岗位；于社会而言，拥有庞大规模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意味着更高效率的产业运行与更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以及更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有数据显示，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高技能人才数量往往占到技能劳动者总数的40%—50%，而我国只有5%左右[9]。这一社会性问题背后同样暗含着深层的文化羁绊，须从由中国文化催生的人际互动场域及其规则体系，即 “人情磁力场” 中加以把握。

部分中国个体的 “身” 与 “心” 在 “人情磁力场”中受到他人持久而稳定的温情照顾，致使其逐渐降低了自我组织与向前开展的意愿与需要。换言之，中国文化超稳定的 “关怀” 特性，通常在个人身上造就的是一种鲜有不断超越自我的 “终极人” 状态[2]145。反言之，中国人有强烈的 “安定” 需求，使他们尽量不做 “超越” 之类的 “不正常” 之事，在生活上力求平稳、平实与平凡[2]55。这种对 “安稳” 普遍且强烈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大众对技术创新与技能升级等 “超越式” 的动机与行为，也间接造成了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困难重重、社会高技能人才群体数量匮缺与质量不佳等社会问题。

三、“人情磁力场” 视域下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文化之 “破”

对于中国社会在技能学习、积累与升级等方面显现出的文化羁绊，可从以下三方面寻求破解。

（一）确保技术技能人才应有的社会价值，化解“平均危机”

在 “人情磁力场” 视域下，激发大众技能学习整体动机水平的直接途径是使技术、技能类岗位与管理、学术类等岗位的从业人员的社会身份价值等同。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平等” 是人类从自然步入社会后的必然产物，“平均主义” 不利于社会发展。因此，确保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在当前历史阶段获得应有的社会身份价值，是回应大众 “平均诉求”、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可行方案。当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做出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队伍没有充分享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相应红利，这是导致这一群体心理失衡的重要因素[10]，因而也是阻滞大众技术技能学习的关键因素。可从收入分配的优化和社会舆论的改善两方面着手，增强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技术技能人才群体的改革红利获得感。

在收入分配方面。国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 “顶梁柱”，其薪酬分配制度对我国社会财富分配的总体思路有较大影响。所以，可以国企为试点，优化企业薪酬分配制度。进一步看，每套薪酬分配制度背后都暗藏着与之相应的用以区分不同员工重要性的 “评价观念”，即人才观。因此，树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观是国企等企业优化薪酬分配制度的第一步。在2003 年以前，我国对人才的认定一直采用1982 年提出的“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才” 这一标准，按此标准，技能型人才并不属于人才[11]。如此，部分企业在制定薪酬分配方案时对技能型人才的重视程度不足。然而，技术技能人才同工程、学术等人才一致，属于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应推动国企带头落实国家树立的新 “人才观”，优化企业薪酬分配制度，适当提升技术技能岗位在起点、顶点以及晋升机会等方面的质量。此外，在国企薪酬分配制度趋于完善后，可借助相关政策力量引导推动其他企业进行相应改革，使改革经验传播扩大。

在社会舆论方面。一方面，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由政府牵头，引导各类媒体平台积极传播职业教育发展事务，使更多社会成员给予职业教育领域更多关注，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关注度”。另一方面，重视职业教育舆论领袖的传播影响力。媒体平台议程设置功能的高效发挥有赖于舆论领袖[12]。可通过政策手段引导传统与大众媒体多加宣传职业教育舆论领袖的相关事迹，改善大众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认知与态度，增强技术技能人才的 “社会好感度”。

（二）打造关怀技术技能人才的政府形象，融入“人情圈子”

欲将政府这一角色更好地融入拥有中国文化底色的技术技能人才群体的 “人情磁力场” 之内，应当确保政府之 “心” 真正为技术技能人才群体之 “身”所感知。具体而言，各级政府需主动满足技术技能人才群体在就业过程中产生的生理与安全等各种“身” 之需要。

一方面，生理问题。当下技术技能人才群体，尤其是低技能人才群体面临着系列不能很好满足生理需要的社会问题，如恶意欠薪与非法扣薪等。另一方面，安全问题。有研究发现，一线生产工人、制造业外来工等群体更容易处于有污染的工作环境中[13]。这表明技术技能从业群体的工作环境往往会破坏其 “身” 之健康。因此，各级政府可通过加强劳动法落实、提供专门公益性法律援助等措施，尽力解决技术技能从业群体在生理与安全方面面临的两大“身” 之问题，使政府之 “心” 有效到达技术技能从业群体之 “身”，最终使政府真正融入这一群体的 “人情磁力场” 之内。

各级政府只有打造好关怀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形象，才能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群体 “人情磁力场”的一份子，其对社会层面的技能积累与升级等战略需求也才能得到更有力的大众回应。具体而言，与政府 “同处一‘场’” 的老百姓会把技能学习、积累与升级当作关乎自身利益的 “场内” 之事，而非与自己无关的 “场外” 之事，从而重视并践行之。

（三）培育技术与技能学习者的自立素养，降低“人情依赖”

前文的分析表明，当下中国技术技能掌握者与学习者的 “升级” 意愿水平较低，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在于：人与人之间共同形成的 “人情磁力场” 为个体提供持续而稳定的 “温床”，这导致中国个体 “自我超越” 的意识与需要较弱。因此，使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的中国个体降低甚至摆脱对 “人情磁力场” 的依赖，是提高中国社会技术技能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

对 “人情磁力场” 的依赖，侧面反映出部分中国个体所具备的自立素养不强。作为技术技能学习活动的主要群体，职业院校学生自立素养的培养对于技能型社会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学生自立素养的培育需要连续而完整的教育生涯支撑。可通过顶层设计，以课程体系改革为载体，将培育学生自立素养的思想理念嵌入各级教育的各个课程要素中，并以一体化的方式融入教育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家庭与学校是学生最主要的两个生活世界，学生自立素养的形成不仅需要发挥学校的独特影响，还需要家庭的积极配合[14]。因此，可在更新教师家校合作的观念与态度、提高班主任家校合作的能力等方面着力[15]，形成家校双方共同认可的、高度适合每位学生的自立素养提升方案，并以 “学校带头，家庭配合” 的方式高效落实之。自立素养在社会层面的形成与扩散，有望 “撬动” 热爱技术技能的学生的“自我超越” 意识，使中国社会整体技能升级的动机水平达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