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庸先生与经学研究浅议
——恩师逝世30周年祭

2024-01-23 11:09郑永福吕美颐
寻根 2023年6期
关键词:胡思龚自珍胡先生

□郑永福 吕美颐

◇胡思庸先生

今年,2023年,是恩师胡思庸先生逝世30周年。

先生是1993年去世的。

2003年,先生逝世十周年,时郑永福正在韩国任客座教授,撰写了《文不虚发 有所不为——胡思庸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一文,发表在《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后收入郑永福、吕美颐第一本论文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大象出版社,2012年)之中。

2013年,先生逝世20周年,河南大学在开封召开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及河南本省的学者百余人。郑永福和吕美颐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二程与河南理学学统考略——为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作》,后收入郑永福、吕美颐第三本论文集《晚近历史人物论稿》(大象出版社,2015年)。会议期间,我们还将郑永福撰写的《胡门问学记》初稿,呈送给与会的部分学者交流,表达我们对恩师的怀念。后,《胡门问学记》长文收入郑永福和吕美颐的第四本论文集《问学谈史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

也就是2013年,郑永福和吕美颐的第二本论文集《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我们将先生1992年为我们撰写的对我们新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的学术鉴定意见,作为这本书的“代前言”,并附上了先生手书影印件。

今年,2023年,是先生逝世30周年。

匆匆三十年过去,我们从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八十老人。

尽管已经头脑迟钝,我们,清明节前夕,还是写下这篇小文,以祭奠先生。

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史,其学术成就学界早有公论。

先生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尤其是经学功底,也为学界近代史名家所公认。

先生认为,研习中国近现代史,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较深的了解,会有很大的局限,有时还会闹出笑话。

唯其如此,1979年秋,郑永福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的第一课,先生布置的参考书中,近代史典籍文献之外,另有“四书五经”。先生说,“四书五经”不好懂,你可以找些好的注释本,或是注译本,有个初步的了解。近代中国是从古代中国发展来的,学习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点这些书。并强调,在我选课时,要旁听中文系赵天吏先生的说文解字课,旁听于安澜先生的文字学课。两位教授都是大家,他们的课,是为中文系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

在1981年下半年,郑永福学兄魏天安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其任务之一是负责编辑一名为史学动态或情报信息类的内部资料。当时史学界对乾嘉学派治学方式议论较多,领导建议天安组织一篇小稿,对乾嘉学派做一简要介绍。天安兄把写稿任务交给了郑永福。郑将其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答应了。小稿完成后,生怕有什么闪失,便拿去给胡先生看。小稿字数不多,先生几分钟就看完了,做了些修改,说:就这样吧,可以了。接着先生便讲起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乾嘉学派的特点及取得的惠及后世学人的重大成就,等等。一篇小稿,引发出一堂“大课”。先生这次上课,涉及面很广,涉及的人物、史实也很多,郑永福洗耳恭听,只能说是似懂非懂。此次先生讲学,具体内容大多已经回忆不出来了,但有两点记忆深刻。大致如下:其一,研究历史,没有理论,成不了大家;没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同样也成不了大家。所谓“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义理、考据、辞章是也。虽王先谦所云具体有所指,我们不妨借用,写文章要有理论分析,要有史实考证,也要有点文采;其二,先生说,学术是在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即以乾嘉学派而言,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有没有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我没有研究过,不敢说。好像有人提出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明末清初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中分析法、归纳法等的影响,你们可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先生最后说,写一篇好的理论方面论文,价值很高,影响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人会超过它,因为时代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但一篇考据精到的文章,很可能价值永存,多少年后研究者还会用到它。

先生在给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时,中国古代经学的产生、发展、流派及对中国近代学人的影响,是其中一项重要话题。

收录在《胡思庸学术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的文章中,集中谈经学的篇章有:《关于康有为“通三统”“张三世”的浅释》《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

《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一文,先生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先生逝世后,郑永福根据先生讲稿和听课笔记,稍加整理而成。对此,文集中有如下说明:“此为胡思庸经学讲堂录,由郑永福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胡思庸文集》,第366页)

◇《胡思庸学术文集》初版书影

先生文集出版后,我们立即送给以研究经学特别是三礼见长的学兄杨天宇教授过目,生怕整理的文稿中有什么差池。还好,天宇兄看过之后说,没问题,并非常遗憾地说:在河南大学读研究生时,我怎么没去听胡先生的课呀!后悔不迭。

上述三篇论文外,胡先生的代表作中,《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龚自珍思想论略》《魏源思想论略》《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太平天国与佛教》《汪士铎思想剖析》等,无不展现出先生深厚的旧学功底。

仅举一例,可见一斑。

胡先生在《龚自珍思想论略》一文中有一注释,抄录如下:

近来有些同志想否认今文经学对龚氏思想的影响,说“把他(指龚氏——引者)看作一个经今文学家,这是很不确切的。龚自珍虽在二十八岁时向刘逢禄学公羊学……但是,仔细查一下龚自珍的论著,‘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与公羊学毫无关系”。(见《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这个论断是缺乏根据的。查《乙丙之际箸议》第9篇开宗明义就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考此云“深于《春秋》者”,当指今文大师董仲舒无疑;“世有三等”的说法,正是来自董仲舒。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这正是公羊家三世说的张本。可见,早在结交刘逢禄之前,龚自珍已经利用今文经学“讥切时政”了。(胡思庸:《龚自珍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有意思的是,当初我考研时,专业基础课历史文选的试卷中,名词解释有龚自珍的《尊隐》,翻译题中的一篇便是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中的一节。对于《尊隐》,我一窍不通;后者不难,我大体意译出来了。这门课的试题,是胡先生拟定的。

魏千志教授对胡思庸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如下概括与评价:“胡先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由于他的根柢深厚,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造诣很高,故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能取得开创性的成果。他的研究,首先从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入手,旁及龚自珍、魏源,下延康有为、梁启超,上溯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厘清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继而由常州学派的兴起,论述鸦片战争前经学的演变及汉学与宋学之争,透辟分析了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的轨迹;再继而研究洋务派、太平天国思想及晚清格致之学,最终构筑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整体框架。这些卓越成就,使胡先生不愧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之一。”(魏千志:《胡思庸学术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为了让我们对经学有进一步的了解,1993年,特意邀请其好友、近代经学史研究大家、上海社科院的汤志钧先生到河南大学给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讲学数天,立题是“近代经学与政治”。后汤先生于200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近代经学与政治》一书。

胡先生《关于康有为“通三统”“张三世”的浅释》一文,发表在《新史学通讯》1954年6月号。《新史学通讯》1951年创刊,系新中国创办的最早的史学期刊之一,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经嵇文甫先生提名,胡思庸先生曾任该刊兼职编辑。

该篇文章,将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通三统”“张三世”,即所谓的“三统三世”说,讲得明明白白。这对青年教师阅读理解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奠定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等书籍,不无重要意义。后来一些学者谈到该课题时,不少人受到胡先生这篇文章的启发。

先生的《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一文,对研究中国鸦片战争前中国思想界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有开拓之功。我们曾反复诵读,受益匪浅。若干年后,郑永福、吕美颐还曾赴江苏常州市博物馆,考察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

《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是胡先生研究中国经学史的重头之作,也是我们了解中国经学史的入门之作。

先生的这篇长论文,对什么是“经”和“经学”,“经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什么是古文经学,什么是今文经学,一一作了阐释。并对中国经学史在宋代的划时代变化,即儒、释、道结合加以吸收、总结提高,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形成理学,即所谓的“宋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对清初汉宋并立与今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有理有据的考察与分析。

胡先生的为人为学,得到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大家的肯定与赞赏。

1983年,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老先生在北京景山后街家中,对前去拜访的马小泉和郑永福谈起胡思庸先生时说道:“胡思庸有几篇好文章!”这话传到恩师耳朵里时,先生无比兴奋、欣慰,感到这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高褒奖。他对郑永福说:“有的人一生可能著述等身,并不见得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

刘大年先生在给胡先生的研究生郭双林的一封信中说:“你的老师胡思庸同志为人治学,纯正严谨,可学的东西正复不少。”(《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龚书铎先生在《怀念思庸》一文中写道:“就我同他(指胡思庸先生——引者注)交往中得到的印象,感到他质朴、实在,从衣着到言论,都朴实无华。他没有自我炫耀,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咄咄逼人之气。”“思庸谦虚、勤奋。他功底扎实,学识渊博,但总觉得自己不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思庸着重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并不局限于自己研究的范围,而是同时力求具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础,以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更有深度。”

龚先生在文章中还写道:“思庸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数十年,对中国近代思想史造诣尤深。他的学术论文有多篇在发表时我就读过,每次读后都得到益处,留下深刻印象。思庸不是多产学者……但他可以说是厚积薄发,不轻易动笔,写必言之有物,严谨缜密,多有创见。”(龚书铎:《求是室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恩师胡思庸先生千古!

弟子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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