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童年记忆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位作家的小说创作？对周瑄璞长篇小说《芬芳》的阅读，再一次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在现代化的城市西安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年时间，但最起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的周瑄璞，却依然可以被看作是豫中那块古老大地的女儿，尤其是晚近一个时期，她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来自那块土地。《多湾》《回大周记》以及我们这里所要集中展开讨论的《芬芳》因其故事的发生地早已被明确地标示出来自不必说，稍微需要加以辨析的一部作品，是她早些年那部被命名为《日近长安远》的长篇小说。我们注意到，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周瑄璞在与舒晋瑜的一次对谈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解释：“ 《日近长安远》本来是想将两位主人公安放在陕西，甚至试着放在我曾经挂职生活了两年的秦岭山区，但我对那里还是没有达到深入骨髓的熟悉。首先语言的运用有些隔。当我一想到农村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就是河南的农村，感觉那里的农村才是农村，那里的生活才是生活，所以将我这部新小说的主人公又放在了故乡那片土地上，甚至用了一个真实的地名：北舞渡。因为我小的时候，北舞渡是村里大人常说的地方，是一个繁华之地，小小的我去不了的地方。前年终于到了那里，那时正写《日近长安远》，写到她们在乡镇的生活，苦于给那个镇想不出名字，突然决定，就用这个地名。”[1]尽管小说中的罗锦衣、甄宝珠两位女性曾经多年在西安和绿城打拼，尽管酝酿构思的时候作家也曾经考虑过把这两位女性人物放到陕西的秦岭地区，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样的努力。之所以会是如此，周瑄璞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对陕西秦岭地区的熟悉程度还没有能够达到“深入骨髓”的。相比较而言，周瑄璞真正称得上“深入骨髓”或者说魂牵梦绕的，恐怕还是故乡临颍县颍河横穿而过的那一片豫中大地。虽然从生活的时间长度来说，作家的西安时间早就超过了临颍县，但因为生于兹长于兹，因为那块土地和她的童年记忆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而童年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一个作家的基本写作面貌，所以作家的写作行为才总是会围绕着故乡那一块看似方寸之地而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豫中大地或者说临颍县对于周瑄璞的意义，就极类似于商州或者说秦岭之于贾平凹，山东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耙耧山脉之于阎连科一样，乃是作家借助于一系列文学作品所精心营构出的一方文学根据地。

具体来说，《芬芳》是一部故事集中发生在颍河故道边上一个名叫前杨的豫中小村庄里的长篇小说。虽然作品中男男女女的也有不少人物形象相继出场，但如果从性别角度来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的那些女性形象。从根本上说，小说之所以会被命名为“芬芳”，也正是因为作家的笔触聚焦到了那些乡村女性身上。然而，在强调小说所具备的女性书写特色的同时，我们却无论如何都应该认识到，尽管小说中的那些女性形象特别夺人眼目，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给出相应的理解分析。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原因在于，周瑄璞虽然身为女性作家，但她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却并没有预先设定某种女性主义的价值立场，以此为标尺去为其中的一众乡村人物量身定制。倘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那么，其中包括女性在内的很多人物形象恐怕都存在所谓“性别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比如，第二章“包产到户”中，曾经专门写到过常泰爷儿子和孙子的婚姻状况。先是他的大孩儿，因为年轻时担任大队文书时的工作表现突出，遂被优先招干，成为县粮食局的干部，便公然提出要和家里的妻子離婚。对于他的这种请求，不仅常泰爷老两口不答应，妻子也更是坚决不依，并试图用孩子来感化他。无独有偶的是，过了若干年后，大孩儿年近三十的长子杨建林去县里顶替接班，上班两年后，竟然也重蹈父亲的覆辙，提出要和家里的媳妇离婚。面对这种情况，“家里老少几代也是不同意，常泰爷的大孩儿也变了当年的立场，站在了维护家庭团结的角度上，劝儿子不能离婚”。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身为受害者的婆媳二人，不仅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丈夫的行为作坚决的反抗，反而顺从家人的安排，以屈辱的隐忍方式不计前嫌地苦苦等待丈夫未来某一天的彻底回归。如此一种书写方式，自然与所谓的女性主义立场无关。事实上，当周瑄璞试图以长篇小说的书写形式表现豫中大地上那些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时候，所面临的就是一种要么遵从女性主义理论，要么真实再现现实状况的两难选择。正因为恪守着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书写原则，所以周瑄璞才能够在《芬芳》中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呈现出豫中大地上那些乡村女性们四十多年来不无艰难的一幅真切生存图景。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芬芳》所集中聚焦的乃是那些沉浮在跌宕起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乡村女性形象，但并不就意味着男性人物的全部黯然失色。尽管说绝大多数登场的男性都有着不容忽视的跑龙套色彩，但杨引章这一人物形象却还是因其相应人性深度的具备而给读者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杨引章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杨全本是杨老大最小的儿子，他的妻子白氏1954年就已经嫁过门来，但却不知道什么缘故，十多年都没有能够怀上孩子。一直到连同白氏对自己的生育都已经彻底绝望了的1967年，她竟然显怀了，1968年春节过后，她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杨引章。原以为从此就开了怀，没想到的是，又是好几年没有动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悄没声地外出去寻（xin）了一个闺女回来。那个后来被命名为杨烈芳的黑胖子小闺女，不仅“全身瓷嘟嘟的都是肉”，而且眼睛还长得特别小，只要咯咯一笑，眼睛在脸上就快要找不到了。家庭贫困倒也罢了，关键的问题是，杨全本是一个没有任何责任担当的甩手掌柜：“慢慢的杨全本出门而去，十天半月不沾家，去给人家打哑巴工。就是不给工钱，管吃管住管吸烟，混个肚圆。”如此一种情形，一方面固然说明着那个时代乡村的普遍贫困，以至于杨全本为了混个肚圆竟然甘心白白出卖劳力和手艺，也暗中说明，杨引章具有身世之谜，杨全本有苦难言。但在另一方面，杨全本此人家庭责任感的严重匮乏，却也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一个乡村的四口之家，身为家长的杨全本如此这般地没有责任感，生活的重担自然也就压在了白氏一人身上。要害处在于，在日常生计的维持已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杨引章却又是一个执念于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乡村孩子。等到杨引章拼尽全力考上县二高的时候，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了若干年。为了改变自己身为农家子弟将来只能修理地球的悲苦命运，杨引章下定决心一定要借助于高考实现脱离土地的人生理想。然而，要想如其所愿，最大的障碍就是家庭的贫困。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高中阶段每个星期勉强维持生计的两块五毛钱，就足以让独力支撑着家庭生活的母亲白氏愁白了头。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杨引章接下来的连续两次高考失败，遂使得这个早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中的乡村家庭雪上加霜。若非杨引章第二次高考失败后不仅不放弃，而且还在家里冷下一张脸来对待白氏，对人生彻底绝望的白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以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值此关键时刻，如果不是非一母同胞的妹妹杨烈芳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为杨引章的再次复读而四处借钱，他命运后来的彻底改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等到杨引章1988年再度以三分的差距落榜，需要提供每年一千八百元的学费才能有机会成为地区师范学校委培生的时候，仍然是妹妹杨烈芳凭借着自身的侠肝义胆，又一次出门向亲朋好友借钱，最终如愿以偿地把哥哥送进了师范学校的门槛。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承认，正如同俗话所说的“鲤鱼跳龙门”那样，杨引章的个人命运从此得以彻底改变。到后来，杨引章不仅如愿以偿地娶了自己心仪的组织部干部陈稳秀为妻，而且还担任过区教育局的局长。回顾杨引章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就是他那总是要一条路走到黑的执拗性格。无论是早年的他即使面对着母亲白氏的上吊身亡也仍然坚持要完成自己的学业，通过高考的方式坚决跳出农门，还是在区教育局局长的任上因为一笔不该发放的补贴而被迫去职后的那种万般纠结，一直到后来再度出山，出任区上的现代农业开发示范区主任方才算平复了心头的创伤，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他性格中那种哪怕是撞了南山都不回头的执拗。

虽然杨引章这个男性形象自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作为一部旨在书写表现乡村女性命运的长篇小说，《芬芳》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还是对以杨烈芳、小秋她们为代表的一众乡村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但在具体展开这一方面的分析之前，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小说故事时间的相对宏阔。约略计来，从1973年白氏外出寻回杨烈芳的那个时候起始，一直到作品终结处杨烈芳由衷感慨自己竟然已是五十岁的半百之身，整部小说的时间跨度正好是半个世纪。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这五十年时间里，包括豫中大地在内的中国乡村世界真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970年代由队长统一号令的集体化劳动，到1980年代包产到户后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一度被激发，再到1993年之后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来自城市化的强势冲击，一直到新世纪由政府主其事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半个世纪以来乡村世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称得上是跌宕起伏沉浮不定。虽然不能说那些乡村世界里的人们就毫无生活的主体性可言，但从总体上来说，处于现行社会体制下的农人们更多地以被控制的方式而随波逐流，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基本生存状态。本文的标题之所以一定要凸显“社会变迁”这四个字，其实也就意在强调五十年间乡村世界跌宕起伏变化的重要性。究其根本，也正是这五十年的社会变迁，决定着杨烈芳和小秋她们这些乡村女性的个人命运走向。

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首先是白氏和杨小蝶这两位先后以古老的上吊方式不幸弃世的女性。杨引章的屡考不中，让白氏彻底绝望，她生命的唯一寄托，就是儿子。在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之后，已经与不幸人生对抗了很多年的白氏，终归还是以悬梁方式辞别了艰难的人世。如果说白氏当年的上吊更多带有被现实一次次打击的成分，那么，杨小蝶进入市场經济时代后的上吊所凸显出的，就是她自身的主体意志。出生于1984年的杨小蝶，人生最大痛楚，就是活脱脱地成为母亲罗巧芬的翻版，身子永远也长不高。杨小蝶听从奶奶的建议，从七岁开始，每个大年初一都要起大早，念念有词地去背椿树：“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chang）。你长粗来做栋梁，我长长了穿衣裳。”尽管杨小蝶如此虔诚，但她的身子却依然没有能够如愿长高。等到十五岁的时候，参照母亲罗巧芬的身材，杨小蝶终于以理性的方式不情愿地确认，自己肯定不会再长高了。从此之后，身高问题也就成为本来就心思繁重的杨小蝶无法释解的一个精神情结。为什么同样的身材情形却会导致不一样的人生结果？为了更令人信服地分析把握杨小蝶这个人物形象，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把她和她的母亲罗巧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新媳妇罗巧芬是在1973年的腊月嫁到前杨，成了庄稼汉杨天德的妻子。请一定不能忽视作家对罗巧芬所进行的肖像描写：“罗巧芬十七八岁，身高大约一米四，体重不知道有没有七十斤，后面看是个小闺女，前面看像个老太婆，站着的时候，两条腿呈弓形向后弯曲，头发稀疏如一把干草，一张扁扁的脸皮肉单薄，不该凸的地方凸出来，比如天庭和地格，不该凹的地方凹进去，比如鼻子和嘴巴的中间地带。”如此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丑陋不堪的女性，之所以能够嫁到杨家，盖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由于受到家庭成分的影响，相貌堂堂的杨天德三兄弟却硬是娶不上媳妇。他们家不仅能够接受罗巧芬，并且还把她满心满意地敬为上宾：

罗巧芬觉得自己寻到了福窝里，托阶级斗争的福，她这样一个丑弱之人，竟然成为这个家里的女皇，三个长相排场男人的女神，这条过道里一拉溜长得棱棱整整的姊妹们，喊她大嫂，黑天白里，走进这个院子，来到她的身边，大事小事都跟她说，把她当成主心骨。

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事实上，依照小说的描写，罗巧芬在进入杨家之后，不仅仅成为杨天德的妻子，同时也还和另外兄弟俩也都发生了某种暧昧的关系：“夜是那么安静，掉根头发都能听见，不知里面的人有没有说话，不知三人如何达成这迷醉而又不堪的局面。人本就是畜生，只是白天里披了一张人皮，到黑夜里，又要变回畜生。”与此紧密相关的另外一处描写则是：“那人走过来，脸贴到薄板小门上，听到里面一个颤抖的声音：嫂啊，你知日子咋过的？看见一个老鼠洞，都想擩进去。”如此一种一女三男的相处模式虽然有悖人伦道德，但却也是那个特定的阶级斗争时代农村人艰难生存境况的镜像式真实呈示。相比较而言，丑弱的罗巧芬，却并没有因此而陷入难以自拔的自卑之中，一方面固然在于她在杨天德家得到了充分的礼遇和尊重，另一方面却也与她那基本足不出户的日常生活状态紧密相关。依照她的那种身体状况，别说更为遥远的县城，即使是前杨这样一块方寸之地，恐怕都没有离开过几次。不管怎么说，身体状况丑弱的罗巧芬，之所以能够没有受到困扰地保持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她幸运地嫁到这样一个家庭。然而，等到罗巧芬的翻版女儿杨小蝶长大成人的时候，她所遭逢的，却已经是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时代，不再是之前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虽然家里人对杨小蝶一直呵护有加，但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却无论如何难以避免。杨小蝶之所以一直对自己的身体状态耿耿于怀，正是如此一种不自觉伤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看似五大三粗的杨烈芳最是心知肚明：“她明白，这个孩子小小的身体里，包着一颗花团锦簇的心灵，是拿玻璃做的，空心而玲珑，不小心就打了。”此后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杨烈芳的感觉特别到位。2002年春节过后，杨小蝶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要随同小香一起南下深圳去打工。拗不过她的家里人，到最后也只好无奈同意。如我们所料，因为身体状况的缘故，杨小蝶的打工生涯果然艰苦异常。同样的工作性质，她却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即使如此，杨小蝶也仍然还是凭借着自身的坚强意志一度有所坚持。一直到九个月之后，在把自己送给所有亲人的礼物全部寄出之后，杨小蝶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悬挂在了宿舍里的架子床上。前往深圳处理后事的杨烈芳，拿到了她写给小香的那封遗书：“亲爱的小香：谢谢你带我出来，谢谢你对我的关照。这九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我见到了从没有见过的世界，我挣了钱，能够回报亲人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很知足。我一直瞒着你，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打算回去。永别了小香，忘了我吧，祝你爱情甜蜜，一生幸福。”却原来，早在离家之时，杨小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对她并不友好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的自杀可以说是她自身某种强力意志的坚决体现。也因此，虽然同样都采用了上吊方式，但白氏和杨小蝶的自杀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白氏之死是出于家境的过度贫穷和儿子没有考学成功的绝望，那么，杨小蝶之死，就有着异常鲜明的主动性质，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不公平命运的某种强劲质疑与抗议。尽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鼓励自杀这种行为，但杨小蝶的弃世而去，除了体现她自身人格的刚强与自尊之外，我们多多少少也还可以从中看出一点时代观念的进步事实。

接下来的两位女性形象，就是素芬和小秋母女俩。素芬是杨全宗的二闺女，嫁到了南乡木锨王村，给一个复转军人做了媳妇。没想到， 1989年的某一天，年仅二十四岁的素芬，一个人抱着刚过满月的孩子回了娘家：“当妈的问半天，素芬气气咽咽总算说清，女婿被县上招工转干，不要她了，明确提出离婚，连孩子都不要。”面对着素芬的不堪遭遇，杨氏一门自是一时义愤填膺，众口一词地强调绝不能轻易离婚，一定要效仿常泰爷家的媳妇，赖也要赖在他们王家。出乎意料的是，素芬自己的离婚态度却是异常决绝：“不回去，既然人家不想要了，不拿正眼看咱，我就走得远远的，一辈不到他眼前去。”虽然说素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女性主义思想，但她面对婚姻解体时的那种冷静与坚决态度，却较之于此前常泰爷家的子孙两代媳妇要进步许多：“那些被城里男人抛弃的女人，宁可耗上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吞咽一坑的泪水，承受几车的屈辱，自己窝囊出一身病，也绝不放手。没有像素芬这样爽利的，随便就答应离婚了。”虽然在很多农人的理解中，素芬这么痛快的离婚行为显得有点憨傻，但如果从女性思想觉醒的角度来说，隐藏在素芬离婚行为背后的，其实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人性自尊意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尽管说在抚养唯一爱女小秋成长的过程中付出了较之于正常家庭更多的辛劳，但素芬却还是信守了自己离婚时的自我承诺，没有在中途丢下小秋再婚成家，硬是凭着一己之力把小秋送进了大学校门。

如果说素芬较之于她之前的很多乡村女性已经有了长足的思想进步，那么，到了她的女儿小秋这里，肯定与社会变迁的影响有关，一种女性独立思想的表现，已然成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提及小秋这一现代女性形象，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年仅八岁时的一次木锨王寻父行为。尽管小秋很早就为自己没有父亲而倍感疑惑，但率先为她解开谜底的，却是被她称之为姐的杨小蝶：“大人们，都不让告诉你，你有爸爸，他在县上工作，你爷爷奶奶在木锨王，你本来应该姓王的。”自从拥有了这个秘密，木锨王就成了小秋的向往之所。1997年秋天，只有八岁的小秋，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一个人踏上了前往木锨王的寻亲之旅。虽然说素芬他们在虚惊一场之后找回了小秋，但她少年时这次出走所折射回应的，却毫无疑问是“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样一种根本的哲学命题。这里，不能不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小秋对父亲的如此一种执念，在她上高中时从母亲那里了解到自己身世真相后，就已经不再对她构成困扰。又或者，从个人成长的层面上说，小秋对父亲执念的消失，意味着她在成熟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这一方面，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小秋大学毕业后的一系列精彩表现。2013年，小秋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杨引章两口的帮助下，进入一所中学教书。从这个时候开始，若干个生活细节所相继彰显出的，就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的现代女性形象。其一是卫生间的设计与施工：“又过半年，小秋在院子里盖了个能洗澡的卫生间。小秋离开这些年，不知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总之变成了大人，是一个语言稳重的大姑娘，说话慢慢地，很有中学语文老师的样子。”她之所以要在院子里盖卫生间，很显然是为了对标城市文明，改造并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二，购买照相机：“又攒两年钱，小秋买了一个专业照相机。她把这个几万元的东西带回前杨，先是吓了素芬一跳，一个闺女家，背着黑色包包到处跑，从里面掏出这个东西，照来照去。素芬说：‘你也不小了，好好攒点钱，该考虑找对象的事。’小秋说：‘对象不着急，我要当个摄影家。’”母亲素芬总想着女儿早点找个对象，结婚成家，但小秋却似乎从来都没有把结婚成家当回事。在她的理解中，以摄影的方式忠实记录正在迅速变化中的乡村生活比结婚成家要重要得多。正因为如此，作家才会在小说中对热衷于行走和摄影的小秋做这样的一种生动描写：“小秋骑着电动车，在大地上行走——她喜欢大地这个词——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流连，她也不知道要找寻什么，她就是喜欢这种行走的感觉，看到庄稼，看到河流，看到村庄，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孔与生活。”其三，购买汽车与书写记录的强烈愿望。等到拿到驾照后，小秋果然如事先已经向素芬声明过的那样，购买了一辆汽车，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小秋在乡村世界的四处行走与摄影记录工作。与此同时，她一方面反复告诉母亲自己即使不结婚，一个人也可以很好地生活，另一方面却也明确地表现出了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作家的强烈愿望：“当作家，写作。”“‘就是写书，写这么厚的书。’小秋比划着半层砖的厚度，‘我要当中国的勃朗特，中国的麦卡洛，我要写中国的《简·爱》，中国的《荆棘鸟》。’”“我要勤奋地写，扎实地阅读、行走、体验、倾听，我要写这片土地，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写咱过道里的女人，我要写自己。”当我们阅读到这里，尤其是要以手中的笔书写“咱过道里的女人”时，所联想到的，就是周瑄璞的这部长篇小说《芬芳》。那么，小秋这个女性形象多多少少有着作家周瑄璞自身形象的折射，或者说有着作者的某种寄托。

当然了，说到《芬芳》中的一众乡村女性形象，最具有“芬芳”特质，最光彩照人，同时也最具人性深度的一位，应该是位居文本中心地位的杨烈芳。作为一位寻来的闺女，在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之谜后，杨烈芳尽管在后来也曾经专门去见过自己原生家庭的生父生母，但因为进入杨全本家之后从来都没有因为是被寻来的而遭受过一点歧视，所以，杨烈芳从始至终都和自己的寄生家庭心贴着心。虽然天生相貌不佳，但这个有着一双小眼睛的小黑胖子，却从小就表现出了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大人们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将来也是个烈闺女。由此，喊她作大烈，六婶怀里的，称为小烈。”身为豫中大地那块土地上一个精灵式的女性形象，杨烈芳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拥有超乎想象的强韧生存能力。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以下这些细节表现出来。其一，她生存能力的最早表现，是白氏还活着的时候。杨引章还在读高中时的那一个星期天，白氏无论如何都凑不够儿子一周所需要的两块五毛钱，眼看着妈和哥的作难情形，年仅十三岁的杨烈芳挺身而出，主动提出两天后要到集上去售卖红薯，又跑到学校去给哥哥送钱。其二，在白氏因杨引章再次考学失败而上吊身亡的情况下，面对着仍然不肯放弃求学梦想的哥哥，杨烈芳不仅再一次挺身而出，四处借钱，而且还自动辍学，依靠编娃娃筐的方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最终使得杨引章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还走出农门，成为在城里工作生活的公家人。其三，素芬因被夫家嫌弃而坚决要求和丈夫离婚的时候，站出来声援支持，又以其伶牙俐齿出面积极捍卫四姐利益的，又是杨烈芳。在早已盘算好如何合情合理地索要孩子抚养费的前提下，杨烈芳的表现，的确称得上是不卑不亢可圈可点：“‘那离婚的事就暂缓。你们回去弄钱吧，拿够数了，再来说话。反正你们的目的初步达到了，你们不耐烦俺姐了，她也離开你们家了，不在你们眼跟前叫你们多嫌。’大烈一拧身出堂屋门，到二娘家的灶火，拿了一块饼子出来，张大嘴吃开了，很有功劳的样子。”其四，拥有远见的她，不仅舍得花钱弄了个“假”的真文凭，而且还在推销市场上赚得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桶金。市场经济初起的时候，依靠政策的灵活程度，竟然一度出现过买卖大学“真文凭”的现象。在当时的那样一种情况下，自己积蓄只有两千多的杨烈芳，竟然用三千五百块钱委托表哥硬是办了个真的大专文凭。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如此一种远见卓识给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处。其五，也是最能见出杨烈芳杀伐果断性格的一点，就是她在婚姻问题上的绝不拖泥带水。很可能是受到相貌问题的影响，杨烈芳一直到三十岁，也没有能够解决个人问题：“一个姑娘真要是一门心思想嫁出去，就像盆里的水只想哗地泼到地上，是不难的，逮个男的手一扬就中，可你想把自己这盆水泼得合适、泼得光彩、泼得物有所值，那就比较麻烦，免不了相互来来回回，星星两两地计较挑拣。”虽然相貌上的确有点看不过去，但心性高傲、能力超强的杨烈芳，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在婚姻大事上采取得过且过的迁就态度。既然高不成低不就，那一种必然的结果，也就是婚事的被长期拖延。一直等到三十一岁那年，借助于丽雯姐介绍在西安给一个南方玩具商做库管看守的机会，终于以其非同一般的工作能力引起了玩具商的注意。恰好这个时候，玩具商的妻子不幸因病辞世。意外发现杨烈芳的超强能力之后，刚刚丧妻不久的玩具商，便主动向杨烈芳求婚。“南方人长得细致，看不出比她大一轮，再加上财力能增加人的高度，杨烈芳看他也颇有魅力，当即同意。”但也只有在结婚之后，从来就不玩什么小心眼的杨烈芳，方才发现，其实无意间上了玩具商的圈套。虽然从表面上看，住着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成天价待在家里衣食无忧，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经过一番调查，她才“果真发现玩具商在和她结婚之前已经把各种事情打理好了，房子买的时候就是买到孩子名下的。再回家查看几个房间，找不到一个有关于家庭和产业的证件票据。那么我的不能怀孕，难道也是他刻意而为？怪不得，经常问我哪天来的例假，总是有意躲开一些日子，有时候他说喝酒了吃药了，就使用避孕套。天哪！烈芳心里响起一声炸雷，原来一切都在别人提防之中。”一旦从迷梦中醒悟过来，执行力超强的杨烈芳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提出离婚。尽管一贯善于算计的玩具商不相信这个女人真能放弃丰厚的物质条件和他离婚，但杨烈芳的选择却是快刀斩乱麻地很快就了结了这桩持续一年多的婚姻。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小说开头处“楔子”部分杨烈芳独自一人辞别西安城的场景。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婚姻大事上的果断决绝，就足以说明杨烈芳精神世界的高贵与尊严。有了这种高贵和尊严，再加上超强的生活能力，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杨烈芳。小说临近结尾处，虽然已经年满五十岁，但杨烈芳却仍然兴致勃勃地过上了经营短视频生活的这一细节，所充分证明的，依然是这一点。

严格来说，周瑄璞算不上是一位拥有坚定女性主义立场的作家。但在《芬芳》中，她能够把创作之根深深地扎入现实生活的沃土，能够从当年的罗巧芬，到后来的杨小蝶，从当年常泰爷家的儿孙两代媳妇，到后来的素芬，再到杨烈芳和小秋这两位自强独立的现代乡村女性形象，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相对深入地书写表现数代乡村女性的命运，证明她自己也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不断磨砺，成长为一位成熟而优秀的作家。

《芬芳》这部作品的确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不俗思想艺术品质的长篇小说。

注释：

[1]舒晋瑜、周瑄璞《不是我在创作，而是文学塑造了我》，见《山花》2022年第7期。

2023年下午17时40分许

完稿于汾西寓所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现供职于山西大学。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