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周涛的孝道

周晓影

自从父母离世以后，每周六到大哥家相聚，就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延续至今。四兄弟海阔天空，胡吹神侃，吞云吐雾，然后大吃二喝一顿，一抺嘴走人了。都说长兄如父，这方面哥哥做得当之无愧。

我家兄弟四个，周涛是老大，依次排下来是晓东，晓影，晓星。父母虽然都是国家干部，但拉扯四个儿子并不容易。在孝敬父母方面，如果用传统或世俗的眼光看，我们做得都不大好，大哥尤以为甚。哥哥对父母的态度可以用四个字形容：爱恨交加。所谓爱就是三天不见就想，就要去见；所谓“恨”就是见面不到十分钟就怒发冲冠，大发雷霆。哥哥对待父母的态度，让常人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无法容忍父母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总是固执地想以自己的愿望改变他们，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几乎每一次都是兴冲冲而去，气呼呼而归。

哥哥虽然与父母很难“兼容”，但他的心和父母是紧紧相连的，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父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到吉木萨尔县国庆公社跃进三队当农民；母亲也被迫提前退休随同前往。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十四级老干部，从北京到新疆，没承想临到退休竟然成了农民，落差实在太大了。那一天，大哥和小弟送父母去农村，亲眼看见了当时的凄惨景象。后来，哥哥多次讲过：“我最担心的是爸爸自杀。”他还为此问过父亲，父亲缄默不语，实际上是默认了。那时候，我们兄弟四人各奔东西，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喀什，二哥到原米泉县红旗公社插队，我下到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小弟去了乌鲁木齐县板房沟公社。谁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唯一能做的是给两位老人精神上最大的支撑，而这一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大哥肩上。

记得是1971年的春节，我回到吉木萨尔和父母团聚，看到父亲身穿黑棉袄，腰上扎着草绳，胳膊上挽着个筐子，已经完全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晚上，母亲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说：“你哥的诗上报纸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接过报纸在油灯下仔细观看，是发表在《喀什日报》上的一首短诗，题目叫《牛场长》。记得最后两句是：“场长姓牛也像牛，是头革命的老黄牛。”虽然只是个“豆腐块”，位置也不起眼，但依然让我激动不已。望着憔悴苍老的母亲，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前途无望的至暗时刻，这首小诗就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让父母看到了希望，增强了生活下去的信心。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能写诗，而且相信还会写更多的诗。在吉木萨尔农村的三年里，父母就是在这种期待中顽强地生活下来。哥哥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每次发表作品，都要及时告诉父母。

1979年，哥哥的第一本诗集《八月的果园》出版，二老喜出望外，爱不释手；1986年，《神山》获全国第二届诗歌奖，第二年，新疆还举办了“周涛诗歌作品朗诵会”……那段时光，哥哥喜事连连、春风得意；父母心情大好，如沐春风，甚至在同事亲友羡慕的眼神下，有點飘飘然了。20世纪90年代初，哥哥的《周涛自选集》结集出版，他让父亲为书作序，父亲有点惶恐：“儿子出书，老子作序，合适吗？”哥哥说：“合适，太符合孝道啦！”书出版后，父亲的序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哥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越来越大，发表作品、出书、获奖也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对父母产生的“刺激”效应也越来越弱，他们“胃口”越来越大，期望值越来越高，“欲壑难填”，在新书获奖面前无动于衷，有点麻木了。于是乎哥哥开始讲一些经历的奇闻趣事哄老人开心。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吧，哥哥从北京回来，兴冲冲赶到父母家，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北京的见闻：“下飞机，谢富治的女儿去机场接的我，我不知道，后来她对人说我架子大。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夫妇请我到她家吃饭……”两个老人听得津津有味。就在哥哥得意之时，冷不丁母亲迸出一句话：“在北京见到朱镕基了吗？我喜欢朱镕基。”哥哥顿时哑巴了。看着母亲期待的眼神，气得大声说道：“那是国务院总理，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这回母亲也没退让：“见不上就见不上嘛，你吼甚哩。”

父母已经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一生历经坎坷，屡遭磨难，但都活到了将近九十岁，是抱着美好憧憬和期待离开人世的。在这一点上，哥哥厥功至伟。这让我对孝道有了新的感悟。什么是孝，什么是不孝？我现在坚持认为，孝应该是有层次的。第一个层次，过好自己的日子，别给老人惹事，别给老人添堵；第二个层次，能够经常看望照顾老人，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第三个也是最高的层次，是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有新突破，不断提升老人的精神愉悦感和幸福指数，让老人对今后的每一天都充满期待。如果我这个认识成立的话，那么哥哥无疑属于最高的层次，是大孝。

如今，哥哥已离我们而去，追寻父母的踪迹在天堂与他们相聚，我相信，人间生活还会继续下去，哥哥的孝也还会继续下去。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