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外一篇）（散文）

杨翠英

河道，最能打开我记忆的阀门。

从我记事起，这河道就在巷子的一头。巷子在北，河道在南。河道比巷子要低好多，看上去就像若干年前陆地开裂留下的两米多深且有点宽度的沟壑。巷口到巷尾的河道不足百米，宽不过四米。那时的村庄，巷内人家也没那么固定，每条巷子也就那么几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是就地取材，用白杨枝、柳树枝，或者榆树枝编的一米多高的篱笆门。稍微讲究点的人家，也就是用几块木板拼起来个门，高也高不过篱笆门几厘米。土打的院墙虽矮小，却也让巷道和宅屋有了鲜明的界限。院墙上，那椽子印儿棱角分明，雨一浸润，那原本的白土墙就还原了黄胶泥的色彩，还透着一股淡淡的泥土香味。从院子里或窗台上，眼睛越过一米多高的篱笆门，就可以看到对面邻家院落里的些许景致。

由于河道与巷道这种紧密相连的特殊关系，水流的声音，自然是再清晰不过了。从巷口、屋顶就可以看到河道对面的树林、庄稼打谷场，还有打谷场旁边高坡上的坟地。每每村庄里有过世的人，男人们都会蹚过河道去坟地送葬，女人们隔着河道目送坟地上掀起扬尘埋葬的亡者。河道至巷尾有一个三四米长的坡，是人们挑水家用，或蹚水走截路到河对岸打谷场、庄稼地里干活，以及给牲畜饮水，走久了形成的。有些巷尾的河道旁还有清冽甘甜的泉水，很多人家都是挑泉里的水喝，渠水用来洗衣等他用。起初，巷尾连接河道的地界也是和有些巷尾那样是个齐坎子。从河道向上看，还真像在崖底。若是在现在，高清手机随手一拍，再来个滤镜，那大景，还以为去哪个谷底旅游了。

巷道因紧挨河道，显得很是热闹。

太阳还没露脸，在被窝里半梦半醒间，就可以听到邻家大妈那把秃秃的芨芨草扫把有节奏的唰唰声。她开场没几分钟，扫把的声音就在巷道里此起彼伏。你可以根据扫把起起落落的声音，分辨出扫把被磨损到了什么程度。伴着大家相互地问早及简单地寒暄，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扫把演奏。太阳还没爬上树梢，巷道里又还原了短暂的寂静。接着清脆的折断树枝的声响越过矮矮的土墙，窜进耳朵里。炊烟顺着微风轻轻袅袅，穿过树梢，奔向云丝游弋的天空。渐渐地分不清哪是云，哪是炊烟了。这当儿，被清扫后的尘土之上的巷道里一条条不规则的湿漉漉的小路，从巷尾的河道下坡延伸到了每家每户门口。邻家叔叔伯伯们说笑的声音夾杂着扁担有节奏的咯吱声，桶里清亮的水花儿随着晃悠不时漾出，在尘土上溅起一缕缕小雾。午间一过，巷子里有牛有马的人家，就开始牵着牛马去河道里饮水。孩子们也不闲着，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赶着孵出不久的小鹅小鸭去河里试水。这景象，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照片，永远存贮在我的脑海里。直至今日，在我人到中年之际，依然清晰。

河道是孩子们的乐园。

那时的河道，完全是毫无雕琢的模样。六米多宽的一条河床上，浅滩比较多，也就形成了几条水流。主渠道的水流顺着河对面的崖边向西流淌，深不过一米，其他的都是清浅的水域。浅水处的水流刚刚没过那些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露出一坨儿一坨儿的草滩。阳光划过的地方，都是一种天然的光亮的美。炎炎夏日农闲的日子里，河道浅湾处的草滩上都是孩子们撒着欢儿戏水的身影。女人们则洗着衣服拉着家常。在冬天，这河道便是孩子们溜冰打陀螺的好地方。记忆里，从巷尾到河道的那段坡，就是一个滑道。巷子里的孩子们连成长长的一串儿，一个抱着一个的腰，岔开双脚，冒着裤子被蹭破回家挨揍的份儿，也要一天来滑一圈。胆大点儿的男孩子们脚上绑着自己做的溜冰鞋，从坡上摆着勇敢的姿势嗖一下就滑到了河道里，潇洒得还来个原地转圈儿。所谓的冰鞋，其实，也就是一块和鞋码差不多宽窄的木板拧着两根铁丝。也有爬在爬犁上、坐在塑料袋上一路尖叫下来的……孩子们的尖叫声、笑声、呼喊声，击碎云层，在空旷的河道里久久回荡。

包尔爷爷

河道那株苍老的歪脖树，总让我想起包尔爷爷。

记忆里既模糊又清晰的包尔爷爷，住在巷口东头第一家，我家住在巷口西头第二家。记事起，包尔爷爷就只有儿孙，没有包尔奶奶。包尔爷爷的家，在庄子上也算是个大家族。他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最小的孙子都和我一般年纪。那时庄子里的老少都叫他包尔爷爷。包尔爷爷一年四季都穿得一样，身上穿着一件不长不短的黑条纹褂子，腿上穿着一条黑色条纹大裆裤，脚着一双千层底的黑条纹布鞋。上了岁数的包尔爷爷腮帮干瘪凹陷，额头的皱纹很深，一把长胡须早已泛白，慈祥地一笑，仅有的那几颗稀疏的牙齿，一目了然。

我们小孩儿都喜欢围着包尔爷爷。巷子对面是村庄里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很多人家都种着玉米葵花，唯有包尔爷爷在自家自留地里种梨瓜和糖葫蕾儿。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这个糖葫蕾儿的学名叫树莓。它个儿大，芯儿中间有个孔，有点像玛瑙，微酸偏甜，我们都跟着大人们叫糖葫蕾儿。每到春上能种地的季节，包尔爷爷就会在那片属于他们家的自留地边翻那么一溜地，平整好后，打上一条长垄，将泡在小铁碗里的梨瓜籽儿用捏碎的黏土拌一拌，在陇上隔一段距离挖个小窝埋上两粒，然后插上一截小木棍标记。从梨瓜籽儿种下去开始，每天都能看到包尔爷爷在那溜地边转悠。梨瓜旁边有一溜常年生的糖葫蕾儿，包尔爷爷用木棒枝条给它们搭了个架。一场微雨之后，梨瓜籽儿就开始冒芽爬出地面。待到它拉长的瓜蔓上爬满金色的小黄花时，全身刺儿的糖葫蕾儿枝条已是绿叶舒展。这期间，包尔爷爷就会不断地进行田间管理。他将一筐牛羊粪提到地里，用小铲子在瓜蔓根部刨个小坑，铲上一小铲牛羊粪小心地倒进坑里，用手抓把土掩埋好，再用小铲子轻轻拍一拍。梨瓜成熟，包尔爷爷就会摘些梨瓜，坐在门口的地毡上招着手把能看到的孩子们都招过去。待到糖葫蕾儿熟了，他就在自己编织的那个可爱的兔儿荞的篮子里，摘一篮子果实饱满、晶莹如红玉般诱人的糖葫蕾儿。那味道至今还在我脑海里留存。

包尔爷爷是个编织家什的高手。每年南燕北归在家家户户屋檐下开始筑巢，雁阵在北方的天空有了游弋的影子，河道两旁的柳树吐露着鹅黄心事的季节里，在那棵离巷尾最近、离河道不远的歪脖树下，就会看到包尔爷爷佝偻着身体坐在自己编织的刚刚合适的柳条凳上编织家什。有时会看到他蹲在地上摆的两根一米多长、手腕粗的木棒间编抬把子。有时会看到他坐在那柳条凳上编背篓、箩筐等其他家什。包尔爷爷编家什的柳条都是就地取材。他在长长的木棒一头用钉子钉住小镰刀的柄，把河道边上柳树的枝条挎下来，然后从里面挑选适合编织的枝条，再把它们整齐地扎成小捆，末端压上几块鹅卵石，浸泡在浅水处。待到枝条浸泡到一定的火候，他就捞出一捆放在自己的左脚边，开始工作了。柔韧的柳条在他眼前摇来晃去，那双布满皱纹和老茧的双手灵活麻利地在编织的物件上扭来扭去。每次抬把子一编织完，包尔爷爷就会先把它立在歪脖树旁，像端详、抚摸失散多年的孩子似的，慈祥全在他那双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睛里。待他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了，就会让我们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抬着试一试。那一刻，他就会坐在那条破旧的柳条凳上，靠着身后那棵歪脖树，捋着银白的胡须，露出那寥寥无几的牙齿，眯着眼睛呵呵呵地笑。

我们是包尔爷爷编织家什最忠实的粉丝和看客，也是他的小帮手。他编织的时候，我们给他递枝条、递剪刀，还帮他踩住需要压住的编了一半的家什。收工的时候，包尔爷爷背着双手走在前面，我们几个轮流抬着包尔爷爷的成果，送他回家。包尔爷爷看着我们放好家什，就会蹒跚地推开那扇矮小老旧的木板门，从炕上墙壁那个遮着花布帘的小小的壁窑里，取出一个带着锁的小木箱，又在裤兜里摸索着掏出小得不能再小的钥匙，打开锁取出几颗水果糖，我们一人一颗。每次，包尔爷爷一推门进那黑咕隆咚的小屋，我们几个就迫不及待地扒在那只有六个小窗格、最下面那两块有玻璃的窗眼使劲儿朝里瞅。也只有那两块有玻璃的我们几个才能够得着，上面四个窗眼都是用旧报纸糊的。

包尔爷爷过世的那天，是个黄昏。那天的夕阳本来会很美，却被零散的云遮住了。那个夜晚的星星似乎也比平日里暗淡許多。我们几个小伙伴一听到消息，都跑去扒在那两块有玻璃的窗眼上。炕上的毛毡被人们去掉了，堆起了窄窄的土床。包尔爷爷安静地躺在那窄窄的土床上，他银白色的胡须在微弱的油灯下微微泛黄。炕头那斑驳的白灰墙上印着他一动不动的躯体平躺的影子。可那时，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对死亡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清晰。我们被大人们说的包尔爷爷只是累了、睡着了、需要好好休息了之类的话蒙蔽了。直到第二天包尔爷爷被人们用白布裹住放在毡筒里盖上白布单，抬到河道对面的那片坟地里，掀起尘扬，很快变成一个黄土堆的时候，我们几个才隐约觉得再也见不到包尔爷爷，再也没有那个慈祥地看着我们吃他种的梨瓜糖葫蕾儿的爷爷了。我幼小心灵里对于死亡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是从那一刻才开始的。从未有过的困乏席卷了身心。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小伙伴几乎每天都站在河道大坡上远远地望着对面坟地里那个新土堆，幻想包尔爷爷会突然从那土堆里走出来，用他粗糙的大手摸一摸我们几个的头。

时隔数十年，远去的只是岁月，记忆仍在年轮上打着转儿。河道依然在南，巷道依旧在北。河道和巷道依然唇齿相依。只是巷道对面包尔爷爷曾经种过梨瓜的那一大片自留地，也成了巷道。随着时间斗转星移，村庄里的巷道美得如彼岸花盛开般荼蘼。河道河床上的那几条溪流，也早已变成了一条主渠道。巷道里再也看不到儿时那挑水的热闹场面了，自来水都安到灶台边了。但那段连着巷尾和河道的大坡依然是儿时记忆里的模样。河道旁那株歪脖树虽已年迈，却也健在。它粗糙的身躯之上依然倔强地支撑着几根枝杈，在秋风中挥舞着仅有的枝条。恍惚间，包尔爷爷坐在那破旧的柳条凳上，柳条儿在他手中灵活地穿梭变化，越来越短，他脚边的浅水洼里，金色的柳叶打着旋儿。

责任编辑：李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