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村落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调查
——以通辽市金宝屯镇两家子村为例

包美丽，卓拉，白力嘎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8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等伟大精神。我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如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便是中华民族交融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写照。尤其是多民族村落通过语言、通婚、经济交往，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格局。

本文以两家子村为田野调查地点，分析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现象，探讨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多元动力。总结地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经验，从文化事象中提取现实借鉴。这对构建多民族和谐村落及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1 两家子村概况

两家子村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镇南10 公里处，203 国道两侧，位于美丽富饶的西辽河北岸，它南至双胜镇丰富村，北至车勒村，东至铁建村，西与毛家村相邻，分别由两家子组、小蒿子组和岗岗组3 个民族小组组成。两家子组，于清雍正年间建屯。原先有王氏和李氏二户居住，因而成屯以后命名为 “两家子”。1958 年成立生产队，1984 年改称“嘎查”。该组由蒙、汉、朝鲜3 个民族组成。小蒿子也称为 “巴嘎呼萨”。巴嘎呼萨是蒙古语，意为 “小胡子”，当时有尚长须的兄弟二人居住此地，后演化为小蒿子。它于清雍正年间建屯，1958 年建立小蒿子生产队，1984 年改称 “嘎查”。岗岗组，“岗岗” 是蒙古语，是 “缸形深坑之意，因该组北侧有两个缸形大坑而命名。岗岗组在清康熙年间建屯，1958 年属于巴嘎呼萨（小蒿子）生产队，1984 年，体制改革划出并成立岗岗村民委员会至今。2006 年开始镇嘎查村合并期间，小蒿子嘎查村与岗岗村并入两家子村，现统称 “两家子村”。根据实地调查获悉，目前，两家子村共有户籍人口640 户、1 661 口人，常住人口448户，1 490 口人。两家子村逐渐形成了朝鲜族、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个民族成分组成的村落。其占比分别为：汉族20.7%、蒙古族64.0%、朝鲜族15.0%，满族0.3%。

构建和谐的多民族村落要将巩固和发展多民族文化融合作为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两家子村汉、蒙、朝鲜民族文化交融现象

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文化，点点滴滴，润物无声，渗入平凡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充满自然状况的每一个角落；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总是发生在不经意间，嵌入草根里，植入土壤中[1]。有学者提出 “交融是交往交流落实到文化层面的成果，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2]。换言之，文化交融是多民族交融的体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前提。依托交往交流开展的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民族交融的直观体现，这种交融能够保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3]。

两家子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庄，包括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不同民族。在这个村庄里，各民族之间语言、饮食、生计方式及文化习俗在日常生活中融合现象非常显著。

2.1 语言文化的交流

马戎曾提出：“语言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关于语言使用的调查是研究族群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专题。” 语言是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的推动力量。多民族区域族际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民族交往交流的现实状态及民族关系的走向[4]。“语言” 是群体认同的媒介，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具。

两家子村是汉族、蒙古族、朝鲜族三民族聚居的村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也相应地造成了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在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语言的接触与交融，在村落日常交往交流中，形成了以汉语为主体，蒙古语、朝鲜语并存的语言体系。

两家子村村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具有双语或多语现象普遍性的特点，调查组通过田野资料将两家子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大致分为3 个年龄段。一是普遍年龄在65 岁以上，为人祖父母的老年人群体。这类人群大多使用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也是民族特有文化特征更为鲜明的群体。他们在家庭内部交流时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其社交圈也多以本民族为主，而在整个村落社会体系结构中，大部分少数民族老人在处理村部日常事务、商品交换或村部大型活动中具有一定的汉语沟通能力。据了解，蒙古族和朝鲜族人也曾担任过两家子村的村干部，且并无明显的沟通障碍。二是普遍年龄在40—60 岁，为人父母的中年人群体。他们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村内交往中主要使用汉语，但少数民族人口仍可以流利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相比老一辈，中年人群汉语使用率变高，一方面是适应村落生产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群体也是族际通婚的主要群体，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其丈夫或妻子，以及儿女便能听懂少数民族语言。值得一提的是，在族际通婚家庭中，蒙古族和朝鲜族与汉族通婚，其在家庭内部讲汉语，但汉族一方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也逐渐能够听懂或讲几句简单的少数民族语言，甚至会出现少数民族在使用其本民族语言时，产生了借用现象。例如，在讲蒙语时使用了汉语的词汇，但却是用蒙语的音调来读。三是年龄在30 岁以下人群，他们为村里最年轻的一辈。由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推广，两家子村的年轻人在日常的交往交流中均使用汉语，当地的蒙古族和朝鲜族，在特定的场合会使用简单的少数民族语言。例如，祖父母一辈会教授孩子们本民族传统语言、朝鲜族人赴韩务工时会使用朝鲜语等。

人类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语言，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能够对人们在动觉、听觉、视觉等形成信息刺激和心理反应。多民族间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基于语言交流方便基础上实现民族间更好的文化认同，逐步淡化族群意识，培养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家子村的语言文化融合，体现了多民族聚居村落语言的兼容与发展，一方面兼用和保留了少数民族语言，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展大方向靠拢的趋势。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在多民族聚居村落加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2 饮食文化的相嵌

“饮食” 是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中，饮食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间始终存在密切关联。人们在食物获取、加工制作、消费及共享过程中，与周边群体具有频繁的互动和交流。

两家子村多民族聚居而产生的饮食文化碰撞并没有强烈的冲突性，而是在生产生活中逐渐一体化。在今天，村子里的蒙古族和汉族的饮食文化中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听曾经在村里工作了30 多年的蒙古族老书记孙某说，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祖父母一辈是喝奶茶的，但目前由于两家子村属于半农牧的生产方式，养的牛基本不用于产奶，当地也逐渐失去了挤奶这门手艺，喝奶茶的人就变少了，只有逢年过节特殊节庆活动时，才有可能熬上一锅奶茶。而现在两家子村的蒙古族与汉族一样，早餐多以喝粥为主，失去了喝奶茶的习惯。这其中缘由，不单受到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也受到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制约。

两家子村朝鲜族的饮食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朝鲜族的饮食文化有别于蒙古族和汉族，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朝鲜族的饮食风格多以辣为主且面食较少。一日三餐中，咸菜所占比重最大，甚至一餐中，至少有5 种或5 种以上不同种类的咸菜。调查组在当地一位姓金的朝鲜族人家里用午餐时，发现他们除了最广为人知的辣白菜外，还有用苏子萝卜干、黄瓜、桔梗等制作而成的咸菜，品类丰富。两家子村的汉族、蒙古族和满族都跟着朝鲜族种植白菜，到腌制辣白菜的季节，他们都会向朝鲜族村民学习腌制辣白菜方法。在相互学习各民族传统的饮食文化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互补关系，能促进各民族饮食文化的融合，“辣白菜” 成为两家子村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之一，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饮食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多民族彼此之间的民族界限和隔阂。这是跨越民族边界的良性民族关系的表现。

另一方面，朝鲜族的饮食文化是在 “满炕” 上吃饭，保留了本民族的 “炕” 文化传统。“满炕” 是朝鲜族特有的室内设计，将炕铺满屋子，其占地面积达到了整个住宅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朝鲜语 “满炕” 音译为 “温突” 的意思，寓意着温暖幸福。两家子村的每户朝鲜族家里都有 “满炕”，唯有规模大小之别。鲜族人在 “满炕” 上摆放着一个精美的木质小方桌，人们脱鞋盘腿围坐在桌子周围用餐，登门拜访的蒙古族和汉族客人也尊重和遵循这一文化传统。

从两家子村生活中看到，原有的饮食文化通过在多民族的日常交流互动中彼此理解、接受、分享。有学者认为，“分享膳食一直是让人受欢迎的、最简单也是最强大的一种方法，它隐含着友爱而非相互猜忌的假设”[5]。以上论述可见，两家子村的饮食文化在多民族交往交融中既有趋于融合同化的一面，也有保留固有传统文化特质的一面。

2.3 生产方式的互动

生产方式是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保障。密切的生产方式交往是多民族和谐关系的物质基础和保证。通过日常经济生活中相互协作，相互依赖、资源互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互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深了民族和谐感情。

两家子村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生态环境，使得当地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受农业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形成了以半农半牧为主的生计方式。其地理位置靠近我国东北地区，位于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交界处。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交融中，文化的传播不仅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种植水稻、玉米的技术，也为两家子村打开了引进优良育种和产销农产品的渠道。在农业生产方面，基本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耕地，主要种植作物为玉米、水稻和花生。牧业生产方面，由于近年来国家实施的 “禁牧圈养” 政策，村民便在自家的院子里饲养牛、羊、鸡、鸭等牲畜和家禽。

探寻两家子村的农业发展史，朝鲜族在两家子村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朝鲜族作为较早掌握水稻种植技术的群体，率先在两家子村开辟水田。在村落生产生活的变迁中，蒙古族和汉族向朝鲜族学习了水稻种植技术，进而改变了当地经济作物的种植模式，这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

随着我国农村牧区的高质量发展，两家子村也逐渐从传统单一的经济模式中建立起副业，年轻一代的蒙古族和汉族人口，多选择去镇上或外地打工，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家子村的空心化。而朝鲜族的年轻人，受语言、传统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多选择去韩国务工。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两家子村的朝鲜人家庭，都有去韩国务工的经历，时间长度在5—10 年不等，他们多为中年时再回到故土过农村生活，早在家中父母或祖父母的上一辈就开始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类人群在韩国和两家子村之间的人口流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带动了韩国的朝鲜族文化和两家子村本土文化的交融，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家子村朝鲜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维系了村落民族的文化多元化体系。

民族文化交融是通过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实现的，又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促进作用[6]。郝时远教授认为：“互助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动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通过互助实现的。没有互助，就不可能实现‘共同’。互助是民族关系充满活力的表现，其特点是各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日益密切和相互依赖。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既是中国形成统一多民族格局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力。”[7]

2.4 人生礼仪的融合

在两家子村的婚俗礼仪中，汉蒙朝婚俗基本相同，且族际通婚率较高，婚俗大致包括 “会亲家”“提亲”“婚礼”“回门” 等环节，但有的地区在结婚习俗上有所差异，以下对这4 个过程做具体论述。

“会亲家” 是指结婚对象双方及双方父母，有时会有家族中地位较高的其余长辈聚集在一起吃饭，席间商讨婚礼过程、彩礼、嫁妆等相关事宜，这也是双方父母第一次正式的见面。“提亲” 在两家子村一般是蒙古族或汉族的男方及其父母带着双方提前商量好的彩礼和礼物去女方家登门拜访。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族中的婚俗礼仪中，并没有彩礼一说，而女方则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陪送嫁妆，当然在当地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族际通婚则有可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改变。“婚礼” 则是在结婚当天举行一系列礼节和习俗的统称。在婚礼当天，汉族人通常身着红色喜服、蒙古族结婚穿正式的蒙古袍、朝鲜族则穿上颜色鲜艳的朝鲜族服饰。结婚新人一般选择在镇上摆酒席，邀请全村上下各民族的亲朋好友，并不仅局限于本民族，人们通过“随礼” 即在亲朋好友的人生大事节点上馈赠礼金，这种形式使得村子的社会关系网得到更稳固的维系。“回门” 俗称 “回娘家”，即在结婚第三天结婚新人回妻子娘家探望，以示对女方的尊敬和重视。

在丧葬习俗方面，两家子村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大部分地区实行火葬，较小部分实行土葬。火葬是将骨灰葬入土内；而土葬是将已故者用棺材埋葬。根据当地的政策，土葬需要支付更多的土地使用费，因而更多的人选择火葬。在祭祀亡者时，两家子村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均会在 “头七”“百日”“头年”“三年” 等特殊的日子，前去悼唁，并准备一些水果、糕点、酒水等祭品。对于已故时间较长的亲人，村民们会在清明节或亡故日前去祭拜，日期也并不固定。

总而言之，两家子村的汉、蒙、朝鲜民族文化融合现象非常明显，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共同创造了一个和谐、多元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融合现象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也为整个村庄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3 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多元动力

金宝屯镇两家子村各民族之间在语言、饮食、生产方式、礼仪等方面的互动与交融现象颇为常见。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看，民族文化交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重点内容，也是核心所在。从金宝屯镇两家子村的情况来看，当地汉、蒙、朝鲜各民族文化交融现象的成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3.1 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

列宁认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8]民族交融，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必然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地理因素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且明显的。其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移——闯关东，中原大量人口迁移到我国东北地区。其二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朝鲜族人口由传统居住地的东北三省迁往京津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珠江下游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两个因素是形成多民族村的主要原因。笔者所研究的田野调查点是统称内蒙古的 “金三角地区”，是内蒙古、吉林及辽宁三省的边界地带，所以交通发展便利，人口流动性较大，经济发展顺畅。笔者通过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访谈方法与问卷调查法调查发现，田野点两家子村的村民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人，都是从我国东北地区迁移到两家子村的。

两家子村汉、蒙、朝鲜民族的地理环境、生存环境及自然环境基本相同，因为这些环境相同，所以其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习俗也表现出相同性和相仿性。在民族文化的长期交融与互动过程中，汉蒙朝民族之间的文化、生活习俗及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少。

3.2 互嵌式居住空间对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

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角度看，各民族共享的同一地理单元构成了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生存空间，成了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天然屏障[9]。民族互嵌式社区是基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多样性国情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社会治理理念，为解决多民族之间和谐共处，推进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嵌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0]。

互嵌式居住格局为构件和谐族际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相互嵌入式的分布格局客观上增加了不同民族之间互动的频率和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朝鲜族是分布较广散的民族，所以在内蒙古通辽市金宝屯镇的两家子村这一典型的汉朝蒙杂居地区，农村居住格式主要有同居于一村，还有汉、蒙、朝互为友邻等形式。形成多民族村落之后，居住格式是相互嵌入式，这也是促进多民族交融交流的主要原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汉族是汉族、蒙古族是蒙古族的意识，也没有鲜明的自己比他族优秀等想法，形成了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的良好局面。

3.3 我国民族政策对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

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族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民族团结的主要内容是各民族要和睦相处，情同手足。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平等互助、友好合作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杂居地区，党和国家认真切实贯彻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政策，为各民族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保证[11]。在我国民族政策及国家财政经济的支持下，两家子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也为民族交融奠定了基础。在两家子村，绝大部分的朝鲜族及蒙古族对当地政府的政策都十分满意，汉族表示也可以理解。国家在政策和实践层面都鼓励和支持多民族良性互动，促进文化交融。建立乡村互嵌式居住空间，从而达到经济结构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交流交融及心理层面的接受、包容等，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实现路径和平台保障。

总而言之，无论是共同的地理生存环境还是互嵌式居住空间及相关的民族政策都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提条件。

4 结束语

多民族经过长时期的交错杂居，其交往交流逐渐频繁，文化交融程度随之加深，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呈现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和谐局面。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也是族际良性互动的表现。民族文化交融具有地域特色，两家子村是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交界处的多民族村落，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出现语言、生计方式、饮食文化等不同维度的民族文化交融的现象。该地区多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的动力是多元的，其中三省交界处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自然环境基础。自然地理环境是各民族进行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三省交界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为两家子村多元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互嵌式居住空间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温床。居住空间的互嵌可推动不同民族在社会空间中的融入，促进各民族居民心理共通、情感共融局面的形成，从而满足民族互嵌式社区不同民族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族政策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外在动力，由此推动并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文化交融不是单纯的共生，而是构建共享文化。相互共享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