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背景下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2024-04-12 08:16周梦冉
新西部 2024年3期
关键词:三治融合龙游村民

“三治融合”背景下,深化数字赋能是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浙江衢州“龙游通”和四川邛崃“为村”的乡村数字治理探索颇有成效,为我国其他地域开展相关工作带来了很多经验启示。以其为鉴,乡村数字治理建设需要把适应关、技术关、组织关、参与关和人才关等五道关,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自浙江桐乡“三治融合”经验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来,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逐步嵌入乡村,数字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与“三治”互相支撑,不断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乡村数字治理近年来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学者对其概念内涵、逻辑进路、困境桎梏及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讨,形成了颇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相关实践探索更是方兴未艾,受中央政策和数字技术推广引领主客观双方面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实施乡村数字建设,为其他地方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借鉴。成功案例很多,本文选择其中两个典型——浙江衢州“龙游通”平台和四川邛崃全域“为村”模式进行分析,并以其蕴含的经验启示为基础,对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策略路径进行探讨。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原因有二,一是地域差异,前者是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先行探索,后者则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二是使用平台差异,前者是当地自主开发的APP,后者则是依托成熟平台建立的小程序,这也是当前国内乡村数字治理主要采取的两种形式。这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都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对其深入分析,可基本了解我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情况。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通”平台的探索

“龙游通”由龙游县张王村的“村情通”发展而来。2016年该村村干部为了缓解干群矛盾,促进村务执行,推动村务公开,畅通民情表达,创新性运用信息技术开发了“村情通”APP,并建立了三务公开、村情动态、村规民约和村民信箱等功能模块,有效实现了治理效能的提高。基于“村情通”的良好效果,2017年该模式在全县推广,并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基层治理四平台”(即综合治理、执法管理、市场监管及便民服务)链接,整合成包括“村情通”“社情通”和“企情通”三个板块在内的“龙游通”数字治理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该县全部城乡社区,有40多个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企业加入,构建形成了“网络数字平台+全民网格”的双网融合治理新形式。“龙游通”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其一,党建引领,发挥各类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龙游县将支部建在平台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通过设置党员“先锋指数”、党组织“堡垒指数”和党员干部“积分榜”落实网格制度。党员干部以两委工作获得积分,无职党员以“三会一课”及志愿服务等行动获得积分,流动党员则以组织生活在线参与情况获得积分,这种以积分为导向的“党建+”机制调动了党员的先锋意识,党员参与促进了群众积极性,党支部建设有效带动了社区建设。

其二,信息公开,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根据村庄实际情况和村民需求,“龙游通”平台设置了多个模块,一方面将国家政策、村务财务以及民意诉求等信息在村情动态、三务公开等模块中公布,以便村民及时了解国情、村情动态和村务执行情况。另一方面,村民诉求可以通过民主协商、村里聊等板块中进行表达,村两委在公开监督之下限期解答或办理,若超出权限则按规定流程转至县乡相关责任部门。如此一来,借助“龙游通”平台,村民与村两委、县乡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直接联系,促进了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也为村民的监督权和参与权走向实质提供了通道。

其三,横纵结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效能降低、上下联通不通畅等治理梗阻问题,“龙游通”借助“三联工程”(指村民线上意见或诉求通过党员联户、两委联格、组团联村予以回应)与“基层治理四平台”,对村民提出的诉求事项进行分析和回应,形成“按需成单-逐级派单-线上接单-科学回单-跟踪评单”的闭环流程。在“三联工程”阶段,村干部、党员和乡镇干部是主要责任人,村镇两级解决不了的事项则被界定为多跨难办事项,进入“基层治理四平台”,在十八个县级业务部门协同下进行处理,由此纵向实现县乡村三级联动,横向形成部门多跨协同。

其四,全民网格,重塑农民主体性。为破解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龙游通”开发了“随手拍”“村民信箱”等板块,鼓励村民将疑惑、问题、需求和发现的矛盾、隐患及时上传,以“一长三员”(网格长及网格指导员、专职和兼职网格员)为主力,联合相关部门、社会群团组织和群众协调处理,形成“全民网格”的治理格局。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龙游通”实名认证人数已达到35.6万人,平均日活跃用户数2.6万人次,受理群众举报、反映、建议、求助等事项14.3万件,网上办结率100%,其中96%以上的诉求在村庄内部得到妥善解决。“龍游通”有效重塑了农民的主体性,为破解村民参与基层治理难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四川省邛崃市全域“为村”模式的实践

“为村”是腾讯公司旗下以移动互联网赋能乡村发展的公益平台,它通过为乡村提供村微信群、“为村”公众号、“为村”资源平台和“为村”课堂,达到城市与乡村之间、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以及村民之间信息、情感、财富的高效连接,进而促进信息畅通、情感沟通、脱贫致富的乡村治理目标。从2015年探索至今,四川、湖南、贵州、山东等地的15万个村庄在该平台注册,超过250万的村民活跃在线,打通了村民和互联网数字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四川省邛崃市下辖八个乡镇、六个街道,地域幅员辽阔,面临公共服务半径较大、信息化基础薄弱、人口外流严重、村民公共参与度较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治理痛点、难点,邛崃市引进“为村”平台,打造全域“为村”工程,通过结构、情感、资源赋能,探索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

其一,结构赋能: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实现双向互动。“为村”提供信息平台,着力破解村庄内外、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信息失连问题。一是公众号上开设了“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板块,将乡镇政府、相关业务部门的重要政策,以及村两委通知、村庄村务财务情况及时发布,不仅方便村干部及时宣传、解释、推进工作,也有助于村民包括流动在外的村民实时、正确地了解家乡信息,从而化解因信息传递误差带来的潜在治理风险。二是建立网络虚拟党支部,通过“党员日记”“线上微党校”“线上‘三会一课”“线上党员论坛”“政治生日会”等功能模块和积分制激励方式,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分散、流动的党员进行有效管理。三是在公众号上设置“书记信箱”板块,为村民提供反映问题和建言献策的渠道,邛崃要求村支书在24小时内对群众进行答复,村民继而对村干部服务进行在线反馈。“书记信箱”还特别设计了“同问”按钮,表明群众对同类问题的关注度,这不仅是村支书了解村情民意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是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渠道。四是平台开发“议事厅”功能,对于村庄重要决策村民可在“议事厅”中发言商议、表决投票,议题结果通过会议纪要进行公开,将村庄内外的力量吸纳进治理结构中,发动农民主体性,共同参与治理,促进村庄发展。信息在线公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双向互动,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结构,农民以其知情权、参与权的赋能,开启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其二,心理赋能:提供情感社交平台,重构线上熟人社会。“为村”本身就是一个社交平台,不论是对村庄事务的讨论还是意见建议的提出,都在交流、討论、互动中拉近村民之间、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情感距离。“为村”还专门设置了“家校直通车”“村友圈”等情感交流类板块。“村友圈”活跃度很高,发帖、评论、关注、点赞轮番上演,村民在这个板块畅所欲言,建立起网上的熟人社会,即便流动在外,时空也不再是阻隔情感的障碍。村民还可以通过“家校直通车”板块及时与老师交流,掌握子女的在校情况,不仅可以化解亲子之间的思念之痛,也对缓解留守儿童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其三,资源赋能: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将资源转为收益。“为村”设计了“村内旅游”“村有好货”等板块,村民在平台发布当地的美食美景美物,如村庄农产品、景区门票或手工艺品等,微信朋友圈能够同步转发,吸引城市居民购买或者下乡旅游,将乡村资源进行变现,改善村庄经济状况,促进农民生活富裕。

经验启示:乡村数字治理把好五道关

浙江衢州“龙游通”和四川邛崃“为村”的乡村数字治理探索颇有成效,为我国其他地域开展相关工作带来了很多经验启示。以其为鉴,乡村数字治理建设需要把好以下五道关:

其一,乡村数字治理的适应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必须适应地方现实、回应村民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有效地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相关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在贯彻落实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适当保留基层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权。二是根据地方实际、资源禀赋和村民需求,合理规划数字治理体系的框架和实施策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如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具有自己开发数字治理平台的条件和优势,且外来人口占比较大,村庄事务数量多、矛盾复杂,就可以根据地方治理痛点设计像“龙游通”这样的特色治理平台。但要注意的是,在向治理数字化大步迈进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要,通过放大字体、增加语音和视频功能等方式进行适老化改造,将接受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群包容进来,共享数字新时代。而对于如四川衢州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中西部其他更为落后的地区来说,缺少数字化基本条件,且人口流出较为严重,村庄事务相对稀少,分散性和偶发性较强,“借势”是更好的选择,考虑如何将微信群、“为村”“乡村钉”等第三方数字平台充分利用起来,而不是盲目开发造成资源浪费。当然,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当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的网络知识水平和操作能力,弥合数字技术应用鸿沟。

其二,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关。技术支撑是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的前提基础。“龙游通”和“为村”两个数字治理平台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技术支撑的结果,通过运用大数据、GPS等技术将乡村治理制度、组织数字化,使村庄状况、农民概况以及村务党务情况等信息转为网络治理资源,村民能够跨越时空限制,借助电脑、手机等设备实时了解政策信息,进行意见表达、村务讨论、政务监督、行政审批等工作,促进政府部门这一正式系统和社会这一非正式系统在治理领域内实现便捷交流与共同塑造。具体来说,数字治理平台借助信息技术能够推动至少两方面乡村治理资源的整合。一是整合数据资源,通过对热点词汇、高频板块(如邛崃“为村”的“书记信箱”板块设计的“同问”按钮)进行大数据分析,基层政府可以精准分析民情民意,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科学决策奠定基础。二是整合主体资源,通过数字平台搭建的不同场景板块,将基层政府人员、村干部、党员和农户都融入到了治理网格中,以社会矛盾和村民诉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网络系统,使不同治理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统筹和使用。

其三,乡村数字治理的组织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是实现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一是注重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的中流砥柱作用。案例中的两地都非常重视这方面工作,龙游县将党支部、党小组充分融入到数字治理中,以积分制激励党员,进而带动群众,参与社区建设;邛崃则将党支部搬到了网上,通过线上线下党建工作同时开展,加强对在地党员和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二是强化政府责任担当和服务意识。为了响应数字时代的社会期待和公众需求,两地在建设数字治理平台时在职能结构上都进行了调整,在政策制度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以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自我革命的创新精神以及只争朝夕的使命感,层层落实数字治理的应用成果。三是激发社会多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龙游通”数字平台设置了“远教学习”“龙湖法院”等多个服务窗口,将40多个部门、群团和企业引入进来,满足农民生活的不同需求。给予“为村”最大支持的企业则是腾讯,企业不仅设立了激励机制,还在运营方面提供了专业培训和指导,消除村民使用和管理数字平台的能力障碍。四是促进村民在治理平台上的活跃度。案例中的两地村民都能够通过平台表达意见需求,参与村庄自治,真正转型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主体。这样的一核多元的组织格局,将不断提升乡村的数字治理效能。

其四,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关。多主体参与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至关重要,其中村民的参与为重中之重。如上述案例,正是有了村民的积极参与,才带来了两个治理平台的持续活跃。为了加强村民的主体性,对村民的赋能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农民自身来说,进行素质能力赋能,跨越“数字鸿沟”。一方面,结合群众实际需要,将相关专家及有经验的基层干部请进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建议县级财政设置相关预算,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和“中坚农民”等“关键少数”走出村庄学习考察,通过直接感受先行示范区的数字治理成果,激发治理思维转变,进而以少数带动多数,整体提升村民参与数字治理的意愿。二是从外部关系来说,进行权力赋能,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仅要确保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容易操作、相关信息可及性较强,村民能够在平台上便捷清晰地了解村庄事务和政策信息,也要保证乡村数字治理的过程是可参与的,村民的关注、需求、问题能够得到回应,干部(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可以形成对话协商。如此,通过数字治理能力和权力的双重赋能,促进村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参与性。

其五,乡村数字治理的人才关。乡村数字治理不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数字信息技術的简单结合,而是以技术嵌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整合和重构,使其朝智能化、高效化与精准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不可或缺。邛崃乡村留守人口多为老人和小孩,数字能力和技术水平欠缺,曾一度依赖平台的技术指导人员,但技术人员并不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也不掌握乡村治理知识,其指导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导致问题解决差强人意。这一教训不仅提醒我们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更告诉我们培养本土人才的必要性。除了上文提到了加强对村民的赋能外,也要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一是通过教育培训宣传等方式,推动基层干部转变观念,自觉拥抱数字浪潮。二是对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加强数字技能方面的培训,借助绩效考核、晋升加薪、情怀激励等方式,引导其自觉带领群众共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三是慎用“技术规训”,激发基层活力。一方面,对涉农部门的数字化平台进行整合,推动数据互联共享,避免基层干部反复填写信息上报数据,让基层减负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清查不合理的“一票否决”式考核指标,进一步赋予基层干部适当的自由裁量权,释放基层治理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总之,让基层干部有能力、有意愿、有情怀地参与到乡村数字治理中,让群团、社会组织、企业、农民各类人才都聚集在政府麾下,由党组织引领,以涓涓细流汇聚为磅礴力量,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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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少华:《“指尖办事”让群众“零跑腿”——龙游县“村情通”平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逻辑》,载《中国领导科学》,2018(2):87-90页。

作者简介

周梦冉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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