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

李凡 江瑶 陈旭

摘要：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采取数字化转型战略，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实现持续创新。本文以企业家精神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转型为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研究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路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三者之间的前半条中介路径。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不仅有力补充了当前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环境不确定性；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3.1；F832.51；F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4.02.002

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体［1］。在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2］，其地位和价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因此，研究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激发出企业家精神，实现企业持续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聚焦的热点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4］，动态变化的宏观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为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企業家采取数字化转型战略［5］，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模式和创新创业组织边界，从而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持续性提升［6］。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不仅受到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也会受到企业家采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然而，现有文献多集中于探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或是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行探讨，鲜有将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也缺乏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和调节机制。

基于此，本文拟构建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环境不确定性和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明确数字化时代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的具体路径，从而为推动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

企业家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19世纪初提出，他认为企业家往往具备判断力、坚毅、常识、专业知识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等［7］。Schumpeter［8］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创新性破坏”动机的“个人实现”心理。Miller［9］则提出，企业家精神不仅反映于创新行为，还体现在企业的创业行为上，即企业家会根据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模式并创造出新的能力。李兰等［4］通过对当代企业家的专题调研，同样明确指出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追求创新的内在冲动，代表着一种不断迎接市场挑战、打破市场均衡、在变化中发现新机遇、创造新的生产组合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了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层面。其中，创新精神是指企业家能够很好地应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地做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变革组织结构、开辟新市场等行为；创业精神是指企业家突破现有资源限制追求商机的行为，具有先动性、冒险性、风险承担性等特征。

对于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言，一方面他能够依靠自身敏锐的洞察力，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有针对性地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和商业模式，从而驱动企业做出创新性的调整和改变［10］，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住市场机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家身上具备的勇于创新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能够带动企业员工保持创新积极性和创新热情［2］，塑造出整个企业的创新型文化氛围［11］，从而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具备创业精神的企业家而言，一方面他积极寻求突破企业内部现有资源约束的方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数字平台等内外部条件拓展创业活动的边界［12］，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创业机会，促使企业呈现出良好的创新绩效表现；另一方面，企业家身上具备的敢于冒险、敢为人先的精神，以及面对外部挑战和挫折时所具备的风险承担性和责任心，能够深刻地影响和感染到企业员工，加大整个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业动力［13］，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商业模式、拓展创业活动边界、充分影响企业员工行为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 1：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1.2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的广泛探讨。从技术视角出发，数字化转型是以数据为核心，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到企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之中［14］。从变革视角出发，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变革企业的各个环节，推动企业业务流程、协同方式、管理方式以及人资结构重组变革［15］；从过程视角出发，数字化转型是受技术、环境等因素驱动而对企业组织设计、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的变革升级的过程［16］。无论是基于技术视角、变革还是过程视角，学者们都赞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方式的创新调整和深刻变革，帮助企业持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17］。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使用新的数字技术组合，改变传统的研发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和管理范式等，从而促使企业更好地匹配数字经济时代环境特征的一种战略变革行为。

本文将基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各方面的改变，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具体而言：第一，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逐渐形成模块化、智能化的研发生产方式，实现对需求捕获、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全过程的实时监控与灵活管理［18］，与消费者之间构建起正向互动的反馈机制，从而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研发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19］，达到提升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的目标。第二，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逐渐形成扁平化、网状化、无边界的组织形态［20］，使得组织内外部的信息流通更加迅速便利，从而企业可以快速响应外界变化并捕捉市场机会，帮助企业提升组织能力并开展创新活动［21］。第三，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逐渐形成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商业模式［22］，企业与消费者、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共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多维度的资源要素，帮助企业精准解构和定位创新流程［19］，从而有效提升创新效率和效果。第四，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逐渐形成开放式、数字化的管理范式，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企业所有员工提供了开放的学习交流渠道，缓解了企业内部管理决策时管理者的认知有限性和决策无限性之间的矛盾［23］，从而提升企业开展相关创新活动的决策能力，促进企业创新活动频率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形成模块化、智能化的研发生产方式，扁平化、网状化、无边界的组织形态，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商业模式以及开放式、数字化的管理范式，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1.3 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

成功的企业家既具备创新精神，也具备创业精神，二者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创新精神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能够帮助企业家敏锐地感知市场变化［24］，并根据动态的环境要素调整企业战略决策，促进企业可持续转型与发展［25］。在快速变革、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数字经济背景下，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意识到可以借助于数字技术从不同渠道收集关于市场环境、消费者和社会环境的信息，实时洞察和感知顾客的潜在需求，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革，进而创新商业模式以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获取。其次，创业精神能够帮助企业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追求新的外部机会、开拓新兴商机，从动态变化的经济形势中去发现并把握市场机遇［2］。当前，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全球要素资源和经济结构，不断改变全球市场的竞争格局和竞争范式，我国政府提出“数字中国”等发展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面对动态变化的数字经济形势，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积极把握变革趋势，加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与落地，力争把握住数字化变革给企业带来的新兴发展机会。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双重驱动下，企业家能够敏锐感知数字化赋能商业模式创新，并积极开拓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新兴商机，从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此外，基于上文的研究假设，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赋能，深刻变革企业的研发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和管理范式等，使得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都能动态匹配数字经济环境特征，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持续性创新并不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整体层面上，企业家精神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商业模式的颠覆创新、创业活动开展机会的把握，还可以激发员工创新和创业热情，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促使其调整企业经营思路和手段，顺应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积极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

1.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是由Duncan［26］提出，用来表征外部环境不稳定程度的特征。它是指企业对所处的环境以及外部市场变化无法做出准确感知的一种状态［27］，包括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28］。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着多种要素影响且各要素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29］，即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根据战略匹配理论，企业家会结合外部的环境特征与内部的资源能力基础，做出最能发挥企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方案。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变革行为，环境不确定性显然会调节企业家精神与其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当企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技术环境时，技术更迭速度非常快，企业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战略变革时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导致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效果受到影响。部分企业甚至会由于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而将外部动荡环境视为威胁而非机会［30］，从而倾向于保持现有的企业发展模式，减慢或者停止数字化转型进程。当企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时，企业家难以把握住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在动荡环境中发现商机的可能性会被削弱。这样的状态造成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间关系表现出较强的对抗性［31］。因此，企业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组织模式，不愿选择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开放合作关系，从而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由此可见，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会使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技术、资源等限制，企业家也会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经营模式而减缓数字化变革进程，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进。相反，在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下，技术迭代风险和市场波动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企业家进行数字化变革的信心以及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的成功性都会增加，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综合前述理论推演，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而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推论，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前半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成立。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模型的前半条中介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出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变量设定与模型

2.1 变量定义与测度

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INN）。专利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结果，能很好地反映企业对于创新资源的投入程度及利用效率［32］，是反映企业创新绩效的有效指标。因此，借鉴李春涛等［33］的做法，使用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

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ENT）。根据前文的分析，企业家精神分为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两个层面。对于创新精神的衡量，参考叶作义和吴文彬［34］的研究，采用研发投入强度加以测度。对于创业精神的衡量，参考李琦等［35］的研究，采用人均固定资产、人均无形资产、人均收入以及董事会独立性加以测度。在此基础上，借鉴毛良虎等［11］的做法，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后计算出总得分。此外，考虑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的滞后性，按照何瑛等［36］的做法，对企业家精神数据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中介变量：数字化转型（DT）。考慮到企业年报中没有专门提供数字化转型数据，而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对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常被用于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实证测度中，是衡量企业战略导向的一个可行方式［37］。因此，本文基于企业年报资料，采用文本分析法实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实证测度。具体步骤如下：①借鉴吴非等［38］的做法，将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划分为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层面。底层技术运用反映了企业掌握的数字化技术情况，技术实践应用则反映了企业数字化业务的情况，基于这两个层面总结梳理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人机协同”等数字化转型关键词。②挖掘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并以关键词频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数字化转型水平。

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EU）。参考申慧慧等［39］的做法，以年末销售收入作为因变量、年度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剔除销售收入中稳定增长的部分，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求得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再除去同年度同行业内所有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得到行业调整过后的环境不确定性。

控制变量：综合现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19，40-41］，对如下变量进行控制：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无形资产比率、有形资产比率、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股权性质。

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2.2 样本选择与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选取该样本的原因是：自2011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设立以来，十年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了4倍之多，这些变化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参考唐松等［42］的做法，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特别处理状态的企业（ST、*ST、PT类样本）；（2）剔除财务数据异常的企业；（3）剔除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IPO以及研究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经过以上处理，最终获得405 家企业的4 455个观测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包括两个部分：（1）反映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数据，是通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研究期间内的年报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分析而得到；（2）研究涉及到的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35］。

2.3 实证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出以下的实证回归模型。首先，为检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建立模型（1）：

其次，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二者的中介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模型（2）和模型（3）：

再次，为检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在模型（2）和（3）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模型（4）～（6）：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43］的做法，采取三步骤进行检验：首先，观察模型（1）中的系数a1 是否显著，该系数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如果该系数显著，继续模型（2）的检验，否则停止检验；其次，观察模型（2）中的系数b1 是否显著，该系数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后，观察模型（3）的系数c1 和c2 是否显著，其中，系数c1 描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若c1不显著、c2 显著，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在两者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c1 和c2 均显著，则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两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b1和c2 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通过Sobel检验来判断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参照已有做法［44-45］，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检验：首先，观察模型（4）中的系数d3 是否显著，该系数反映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其次，观察模型（5）中e3 是否显著，该系数反映环境不确定性对前半条路径的调节作用；最后，观察模型（6）中f5 是否显著，该系数反映环境不确定性对后半条路径的调节作用。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创新绩效均值为3.847，最大值为8.509，最小值为0.000，与李云鹤等［46］的研究结果相近。企业家精神均值为0.014，与齐结斌和安同良［4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数字化转型指标最大值为4.718，均值为0.978，且不为0的样本数占据了一大半，说明我国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但是程度较低。

表3展现了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1～3之间，说明研究结果不受多重共线性影响［48］。此外，在单变量分析情况下，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均在1% 显著为正，环境不确定性则显著为负，说明其起到的是反向调节的作用，这也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3.2 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检验

表4列示了企业家精神影响创新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随着企业家精神的加强，创新绩效依旧显著提升。依据表3的回归结果，假设H1得到验证。

3.3 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加入中介变量数字化转型指标之后，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ENT 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家精神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假设H3 得到验证。模型4 的回归结果显示，ENT 和DT 的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假设H2得到验证。相对于表4中的模型2，模型4中ENT 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这说明，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績效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得到验证。

3.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6 展示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模型5中ENT×EU 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直接效应不存在调节作用。模型6中ENT×EU变量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模型7中DT×EU 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综合表6 的结果可知，环境不确定性仅负向调节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模型的前半中介路径，假设H5得到验证。

4 稳健性检验

4.1 内生性检验

本文研究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包括遗漏变量、双向因果关系等，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尝试寻找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方法進行检验。

工具变量一：企业家精神滞后两期（ENT_2）。本文采用的是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企业家精神对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存在滞后问题。虽然前文的分析已经采用了企业家精神滞后一期的变量，但是不排除滞后时间可能会更长。为消除内生性的影响，借鉴马忠新和陶一桃等［49］对企业家精神变量的内生性处理方法，采用滞后两期的企业家精神变量进行进一步验证。

工具变量二：同年度同行业企业家精神均值（ENT_M）。为检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卜美文等［50］的做法，选取同年度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企业家均值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个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同年度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可能面临相同的行业特征、风险及外部环境，满足了相关性前提，而同行业其他公司企业家精神与本公司的创新绩效无直接影响关系，因此符合外生性要求。

对于两个工具变量而言，KP LM 统计量显示模型不存在不可识别的问题，且CD Wald F 统计量的对比表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说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使用ENT_2 和ENT_M 作为ENT 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会显著促进创新绩效提升，且部分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实现，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前半条中介路径。因此，前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4.2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了上述内生性检验外，还采用替换解释变量、剔除非典型样本的方式，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2.1 替换解释变量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各种活动的影响最能在企业家对企业战略活动决策中体现出来，外界了解企业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分析评价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板块［51］。参考以往文献，从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层面总结出最能反映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整理、词频统计，最终结果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Lntotal_ENT）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仍然显著，所有假设条件成立。

4.2.2 剔除非典型样本

由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本就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样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天然就对数字技术有着强烈的追求意愿［40］，故剔除这些行业，用余下的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显示假设H1～H5的验证结果依然稳健。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与讨论

基于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基于2011—2021年全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本文取得了如下结论。

（1）企业家精神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企业家所具备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使其可以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商业模式、拓展创业活动边界、充分影响企业员工行为等，推动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

（2）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可以促使企业家迅速掌握技术前沿，激发创新思维，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改造传统的创新活动与方式。另一方面，实施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形成模块化、智能化的研发生产方式，扁平化、网状化、无边界的组织形态，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商业模式以及开放式、数字化的管理范式，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

（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前半条中介路径。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会使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技术、资源等限制，企业家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经营模式而减缓数字化变革进程，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进，进而负向影响到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

5.2 理论贡献与启示

本文对相关理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1）将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并剖析了这一影响的具体路径。本文既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也为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2）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筛选并提取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建出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数。虽然已有研究逐渐开始关注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评估［52］，但多是结合自主设计的指标体系和问卷调研等方式加以衡量。本文提出的测度方法，不仅能更精确地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衡量，且拓展了文本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场景。

（3）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前半条中介路径的负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既是对当前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相关研究结论的补充，也启发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家精神如何更好发挥。

（4）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加强企业创新带来有益的决策参考，还能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启示。具体而言：一是企业应当着重培养企业家精神。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企业家精神在驱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应当充分激发企业家的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发挥其对创新活动的引领作用。二是企业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脚步，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战略变革行为，是帮助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企业应积极做好数字化转型的统筹规划，通过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购置数字化设备、转变数字化管理思维等，有效推进企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三是政府部门应营造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环境，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帮助企业家更为精准地把握市场发展方向、挖掘商业机会，从而提升企业家加速数字化变革的推进。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对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然而，文中样本企业均来自于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企业，后续研究可以对全球其他国家展开调研，以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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