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新范式（下）

姜奇平 于小丽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新质范式

按照管益忻的理解，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专精特新”产品产业业态，传统产业仍处在中低端科技水平的关键技术业态、独角兽原创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口和主要方向当然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避免保护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劣化倾向，也要防止弱化传统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取向。

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如何生产。范围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将成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重要内容，其为经济学提供了什么样的新范式？从表面上看，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单纯的追赶过程，似乎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已经现代化了，中国的产业体系也要像西方那样达到同样的现代化。其实不尽然。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固然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意思，但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概念下审题，其中还可以包含一重人们没有体会到的东西。

（一）以新实体经济为产业以人为本范式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第一个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新实体经济。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中，需要树立新实体经济范式，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实体经济。

第一，站在第二次现代化角度重新认识实体经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体观。当年重农学派把农业当作实体经济，把长宽高和重量增加当作产出增加价值的标准，而把制造业当作虚拟的经济，把加工活动创造的价值视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的价值，污蔑工业阶级为“不生产阶级”。今天，许多人又把制造中的加工当作产出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认为数据活动创造的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把数字化这种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活动称为“鼓虚劲”。

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对立，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二元现象，典型的是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二元对峙。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受西方模式影响，也开始出现金融背离实体经济的现象。需要把以利为本的金融投机，与以人为本的数据利用，从本质上区别开。

以往理解的实体经济，主要是那些以物质、能源消耗为主的有形实体产业，如传统农业、制造业。如果只以物质、能源为判断实体的标准，会不正确地把数据理解为一种脱离实体的虚拟，进而把数字经济当作与金融同样的虚拟经济。

那种认为只有大量消耗物质、能源的产业才是实业、实体经济的观念，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更新。“数据要素×”启示人们还有另一种新实体的存在，这就是在物质、能源和信息三大资源关系上，在信息（数据）上做乘法，在物质、能源上做除法，从中综合形成的新实体，从中发展出来的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

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真实而非虚假。实际上，信息不同于物质、能源，重点在于生成。这种生成存在于实体与虚拟的吻合过程之中。判断符号承载的内容正确与否，唯一标准是看其与真实世界是否符合。因此符号与实体不是对立关系，数据恰恰是靠反映实体，实现信息对称而获得自身生命力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只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这是新实体经济的认识基础。

要正确认识数据的本质。未来不管是哪种具体趋势，在形式上都向着无形化的方向拓展发展。科技是无形的，数据是无形的，连绿色（减少有形的物质、能源消耗）也是无形的。对未来产业发展来说，凡以符号就能实现原来用实体可以实现的功能、目的，就不必进行物质、能源上的无谓消耗。按照新实体经济的理念，物质、能源消耗上做除法，信息增值上做乘法，并不是在削弱实体，而是在增強实体。数字技术本质上都是广义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是令主客更加统一的技术，要去掉实体中主客不一致、供求不一致、目的与手段不一致的虚妄的部分，让实体经济变得更实实在在。20多年前，广东一家企业由于缺乏信息，拉着货一直到东北都没找到客户，回来后发现真正客户就在邻县。这个企业走了许多冤枉路，都是实体的，但又是虚而不实的，是低水平、低质量的实体经济。而中国式现代化要的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只有新实体经济才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

第二，以智能制造为新实体经济的基础。

实体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单从范式变与不变这个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要求改变范式的，仍然采取与西方一样的第一次现代化逻辑，从增加产值（增加值）角度发展产业化，但争取要在同样逻辑下比西方做得更好；另一类是要求改变范式的，需要采取第二次现代化的范式，用新理念和不同的逻辑来发展。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对实体经济更全面的认识。

黄奇帆认为与新质生产力相联系的新制造应具有五个“新”，即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制造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品和用途，可以从范式属性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采用与西方现代化同样的逻辑，但争取做得更好，典型逻辑如工业4.0。新的制造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产品和用途，都是沿着工业化加强版的方向努力赶超。争取在做同一件事上做得更好，超过老师。例如，德国工业很强，而中国要具备能够对原有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包括以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如光刻机从28纳米变为5纳米，甚至更低，在同一赛道上，争取跑得更快。还包括开发出新的能进入千家万户的“四大件”“五大件”，如汽车的智能化升级等。

以此实现加强版的工业化，无疑非常重要，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如果离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就会出现动摇。对实体经济要区分过剩产能与必要产能，不能笼统地把所有实体经济，尤其是优势产业，都当成过剩产能。要积极主动地按照上面三种逻辑，把过剩产能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

另一类是有潜力以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进行超车的智能制造，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式新选择。

首先，新的科学发展，有赖于现代化范式的突破。西方式现代化理念下的智能制造，有片面发展自动化的倾向，从而把制造局限在智能层面，达不到以人为本的智慧层面。而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生产要素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突破这种局限，以中间产品的自动化、标准化为基础，实现最终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化，因此是非常值得大胆尝试、探索的。一旦创新成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上大大加分。例如，在新科技范式指导下，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领域，中国可能有超车的前景，克服西方物质科学范式（否定智能中的主体智慧）与原子论（否定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的局限，取得引领未来的重大突破，从而将智能制造发展为智慧制造。

其次，新的生产要素，可能带来现代化范式的突破。典型如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复用突破了科斯定理，使外部性从不能为市场所利用变为可以被市场化，进而使范围经济从不可能变为可能，从辅助力量变为主导力量，从而导致产业体系中高附加值本身的逻辑发生实质变化。如谢伏瞻所说，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中国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可以在实体经济上作出新的文章。

第三，从以人为本角度看新实体经济，将服务化作为新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在产业体系中的比重。

美国出现产业结构空心化趋势，为此希望将制造业拉回国内，但这仍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是由于美国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造成的。金融界利用信息不对称，实现以利益不对称为特征的财富掠夺行为，这种行为并不能通过制造业回流解决。究其根本，是以利为本造成的问题，美国的空心化是被华尔街掏空的。

对中国来说，发展实体，出路也不是把世界上本已最齐全的产业体系搞得更齐全，而是把这个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此，要把实体经济中“实”的标准，聚焦到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利为本上。要把生产目的是否符合以人为本，作为实与不实的标准。要认识到，与社会生产目的不符，是最大的不实。西方式现代化物极必反出现的最大问题在这里。

以人为本重在以下几点：一是体现以生产满足需求，反对为生产而生产；二是体现在交换价值是为了使用价值，反对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三是体现利（交换）是为了人（使用）。一个客观标志就是供求一致。以利为本走向极端，会从供求不一致上表现出来。

要认识到，供求一致的产业就是实体产业；供求不一致，在物质、能源耗费上再实，也是虚的。例如，产能过剩就是最大的不实，产能浪费也是最大的不实。而信息、数据的作用与生命力，都在于符号吻合于实际。例如，电子商务通过信息对称，实现供求平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数字化与金融化不同，应属于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传统需求的性质以物质需求为主，传统产业发展主要满足生存发展需求。而新质需求，增加了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需求，包括满足文化需求、精神需求、个性化自我实现需求等。新质生产力所推动发展的未来产业，往往是物质含量低而意义含量高的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避免生产者中心倾向，避免产、学、研、用脱节。要以需求的质作为供给的质的导向。“新质”最重要的质是价值上的质。“新质”意味着价值发生变化，从以物体价值（功能价值）、交换价值（钱的价值）为质的重心，渐渐转向以意义价值（人的价值）为质的重心。要以人为本发展新质生产力。

价值上的变化在于，以无形为符号呈现意义的存在，从而使以人为本的一方，获得具体的发展内容。比科技价值更重要的是，现代产业体系要以意义（美好生活）为主要线索梳理生产，而不能再以传统价值为主要线索决定未来生产什么。新实体经济是有意义的实体经济，是主客统一的经济，保留实体中对人有意义的部分，去掉其中无意义的物质耗费与能源耗费，达到资源的整体优化，推动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统一。

按照这样的标准，需要克服旧实体经济中的某些认识局限，提高对服务业、服务化的新实体经济性质的认识。服务业、服务化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占比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后的一个必然现象。无论是西方式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存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渐次发展的规律，这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共同规律。

由于中国服务业占比仅为55%，低于世界平均65%的水平，因此，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还属于一个“补课”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服务业占比低，属于统计问题。因为把一些单位办社会的因素没有计算在内，包括一些经济活动如数据交换在传统市场之外，存在着把未显形的经济显形化的任务。还有人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受到制度成本（人际关系成本）的制约。无论如何，遵循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规律都需要缩短与世界的差距。

在现实中，发展服务业，实现传统产业的服务化、数字化升级，这些都属于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应有内容，但这些到底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发展它们到底是务虚还是务实，会不会脱实向虚，出现产业结构空心化等等，都涉及认识上的问题。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现代化就会徒有其表。

要从高质量发展高度认识制造与服务比例关系问题。随着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要不断加速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文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黄奇帆的如下主张值得赞成，“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把跟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搞上去”。

要把加工形成的增加值，与服务增加的附加值，从经济概念上区分开。前者由边际成本定价形成价格，后者由平均成本定价形成价格。

对服务业本身，也有必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例如，区分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有重点地发展。在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现象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如美国、英国，都以金融服务为服务业的重头。中国是否有必要重复西方这条道路值得思考。

中国金融服务不如美国发达，是劣势，但也可能转化为信息服务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如中国信用卡不发达这一劣势，可以成为发展支付宝等的优势。以信息服务业为现代服务业的重心，发挥信息在配置资源方面优于金融的作用，可以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机会在于，西方式现代化提出符合未来方向的新范式，受到过去成功形成的强大特殊利益的制约。不是西方的个别人提不出引领未来的新范式，走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困局，而是华尔街不允许这种观念变得主流化，因为只有信息不对称，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才能保护好金融利益集团以利为本、以利益不对称进行利益剥夺这种特殊利益。这给了中国式现代化千载难逢的机遇，以信息对称为取向的数据化为导向，发展增强现实的新实体经济，通过以人为本这种根本上的利益对称，实现利益相关人的共赢，以有道伐无道。

（二）以范围经济为产业主导范式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第二个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范围经济。

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主导逻辑上，应把范围经济作为一种新范式肯定下来。

正如人类社会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经济现代化也是一个科技进步与社会关系相统一的过程。依靠科技创新更多加快的是自然历史过程中的“自然”过程，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加快的才是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历史”过程。

产业体系涉及的主要是历史过程，其现代化的核心是使生产方式变得先进，产业做优、做强、做大是尊重客观规律的自然结果。高质量发展，只有遵循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对于什么才是客观规律，从而能够成为产业体系中现代化的主导逻辑，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说中，产业体系的主导逻辑仍然是传统的规模经济。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规模经济，但经济学标准教材反映的，还是大规模制造这种第一次现代化的经验性认识。这一理论的代表罗默在2018年刚获得诺贝尔奖。而美国范围经济理论仅局限于西北大学一隅，属于非主流。这说明人类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脱节现象。

而范围经济对应的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经验性事实，即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方式。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实证现象正由少变多，但只有少数人从理论上认清这是属于下一代人的理念。代表性的观点如谢伏瞻所说：“进入互联网时代，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1]

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也正证明这一点。首先在方向上，中国选择高质量发展，正是由于以往传统中国制造擅长的大规模制造，存在附加值低的不足，因此虽然主张规模经济的罗默刚得到诺贝尔奖，但获得高附加值这个非常现实的原因需要以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其次，从实践来看，以提高附加值为取向的服务业占比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制造，特别是互联网新商业模式，无不证明范围经济更代表经济现代化的未来主导方向。

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周易》，对应的是与范围经济同样的范式逻辑，即低成本多样化，使“变易”变得“简易”，因此更能为中国人接受为产业体系的主导性逻辑。以范围经济这种新范式充实中國式现代化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可以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比西方式现代化更具时代感的内容。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存在钱德勒所描述的范围经济这种“原动力”，但规模经济为主，范围经济在当时的美国、德国、英国只是为辅。而范围经济在数字时代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将生产方式转变贯注于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重塑中。把西方式现代化中长期当作次要矛盾的方面，发展为主要矛盾方面，以新动能的逻辑主导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方向。

（三）以生态为产业组织新范式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第三个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生态这一新概念。

生态的经验化语义，是指系统与环境共生的关系状态。生态化的经济，是利益共同体的经济，是合作共赢的经济，也是把外部性通过市场本身加以内部化的经济。

在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中，只有竞争可称为范式，合作只被作为通则之外的例外；只有产权明晰具有范式的正面意义，而外部性不具有这种正面性（包括正外部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经济范式上，为中国人普遍容易理解而美国人经常难以理解的合作共赢安一个家呢？这个家就是生态。

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体系中的“市场”，是指科斯型的市场（单边市场）。科斯型市场的主要特征，是以产权明晰的商品为交易对象，将外部性排除出市场，交由其他机制（如公共产品机制）处理。但数据要素市场（双边市场）是一个反科斯型市场。梯若尔明确指出：“科斯定理无效是‘双边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2]埃文斯也指出：“市场是双边的必要条件，是科斯定理并不适用于双方之间的交易。”[3]双边市场与单边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外部性作为市场交换主要内容，以会员费和使用费作为外部性的市场回报。我们用“生态”这一概念专指可以对外部性进行交易的市场。生态是以产业集群（或大企业-中小企业合作关系）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产业现象，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未来特质。

新质生产力有其特定存在环境，对环境本身包括所谓“市场环境”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的新质，对于环境来说，与实体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具有强烈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由数据交互中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所带来，即所说数据外部性，通过流量外部性、网络效应的形式对价值展现出强烈的互补特征，而与实体的互替特征形成对比。

从经济范式发生学角度来说，西方式现代化在机制设计中，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双边市场理论本身是西方人（法国的梯若尔）提出的。但是靠梯若尔个人或整个新规制学派，也难以把它转化为共识，从而形成公认的现代化范式。原因还要从西方式现代化本身的历史经历中寻找。

这将导致“市场环境”这个概念发生变化，进而使“在市场体系中优化发展环境”这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衍生出新的含义，变成“在生态化市场体系中优化发展环境”。

进一步要求的改变是，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来说，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生态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主导性作用。数据要素市场一方面要承担数据交易功能，另一方面要承担数据交互（交换）功能。如江小涓指出的，“‘场内（数据）交易和‘场外（数据）交互并重，除了关注数交所之外，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对数据交互这种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形态也要加强关注”。[4]这意味着，有的数据适合在市场中直接交易，有的数据更适合在生态（共同体）机制中交互与共享。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呈现的一个特殊规律。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数据交互、开放共享对社会分配产生的影响。

有鉴于此，应当把数据的市场环境拓展到生态化市场环境，可以把生态化市场环境区分为市场（单边）与生态（双边）两部分。适合在市场中交易的数据是指可以有形化的、排除外部性之后的数据，即有形的无形资产；适合在生态（如平台—应用）中交易的数据，是彻底无形化的、带有外部性的数据，即无形的无形资产。由于可以有形化的数据只占数据的一小部分，因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此主要应理解为基础性作用，而主导性的作用则要由生态来承担，分别以等价交换（按所有权收费）与有偿共享（按使用权收费）两种市场化、商业化方式运作。

从实践来看，中国产业体系中集群式发展是一个重要特色，既符合西方式现代化的产业规律，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展示出中国人历史上一直重视生态共同体、网络关系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有别于西部牛仔那种单打独斗的做法。

为这类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最主要的制度改进是推进两权分离、三权分置，目的是把不可从所有权上辨析出来的财产权利（数据外部性），与可以从所有权上辨析出来的财产权利（可有形化入表的资产），分别纳入两类不同市场机制，重点解放这种生产力中可以外部性复用的部分，避免因为不具备后者的所有权条件（通过买卖转移所有权）而无法流通使用，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五、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新制度范式

（一）通用目的技术决定资产通用性的制度逻辑

通用性资产，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制度方面的经济范式。

当我们把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数据置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时，可以把旧质与新质在技术基础上的区别，从偏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为专用目的技术与通用目的技术的区别。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在制度经济学中就表现为技术与资本关系的逻辑。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现的工业化的逻辑在于：技术专用性决定资产专用性，或者专用目的技术决定专用目的资产。而对数字化来说，这一逻辑势必变为：技术通用性决定资产通用性，或者通用目的技术决定通用目的资产（国家发展改革委称为“通用性资产”[5]）。

威廉姆森对通用目的技术（GPT）的解释，是指能够被多样化地应用（variety of applications）或通用于多样化的用途上的技术。这与我们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对于各种各样多样化效率目的的实现具有通用性的基础技术。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讨论资产性质时与专用相对的通用，指资产可以从一种用途转用于另一用途，从一个主体转用于另一主体，但不能同时使用，因此可能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与竞争性。而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通用性资产的通用，多出了一层“复用”的意思。数据要素是典型的通用性资产。在国家数據局推出的“数据要素×”行动计划中，复用即指在任一时间用于不同地点（场景），用于不同主体。与旧质生产力不同，可以做要素上的乘法。

如果新质生产力确定以信息生产力为核心与先导，以数据为新型生产要素，这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生产力上的复用，将产生生产关系上共享发展这一不同于美国的制度取向，从中释放的多样化红利，将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缓解社会利益矛盾。为此，需要大力推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包括三权分置）的改革，进一步解放新质生产力，要在制度环境建设上，打破那些阻碍资源、要素通用和复用的制度障碍。在“十五五”期间，有必要推动形成实体（不含农业、土地）两权合一与数据两权分离的产权“双轨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未来型产权路径。

（二）以天下为公为新产权范式

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二个制度方面的经济范式。在产权方面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实际区别，在于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而不是现代产权制度中的两权合一。从两权合一中，只能产生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姓社姓资之分。

两权合一与两权分离，都是指收益权的合一与分离。两权合一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对应同一个收益权，剩余全部归所有权人，不存在劳动用益权。两权分离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对应各自的收益权（主要指剩余分配权），在权利束中多出一个使用权的收益权，即非所有权人获得收益（不仅是成本，而且含剩余）的权利，即劳动用益权。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范式，有别于西方中心论及西方社会主义的同名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超越国家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天下为公”一般内涵。需要与西方式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范式级区分，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道统”[6]。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对社会主义概念中隐含的西方因素加以辨识，不是为了排斥，而是要在继承的同时加以中国式的发展。

1. 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中国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西方概念。但是从实质内涵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本质上属于东方的理念。李学俊提出：“中国原本是社会主义的故乡。”[7]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天下为公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8]。

脱胎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包含了西方式现代化中的共性元素。其“西方”标志，在于以理性化的法权（所有权）为中心区分所有制的性质，由此形成公有、私有的划分。人们难以觉察的是，公有、私有这种划分本身，就具有西方式现代化的色彩。马克思晚年最先注意到东方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这一重大问题，为此放下了以西方式现代化为背景的《资本论》研究，转向研究东方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新范式。

在西方式现代化中，法权这个范式的前置逻辑，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理念（即主客二元理念）。东方（古代中国、古代俄罗斯、古代印度）社会未经现代性（工业化）洗礼之前，并不存在具有主客二分内涵的理性，自然也不存在基于西方理性才能成立的所有权法权范式。

在西方式现代化主导时期，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习惯套用西方标准对东方社会进行所有制性质界定，把东方的所有制误认为是公有制，把社会主义简单理解为公有制，却忽略了所有制的前置逻辑中，存在主客二元与主客一元这一性质上的东西方区别。

诚如田辰山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天然联系。它是有一以贯之、大道至简贯穿联系的，是一个‘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体系文化区分的问题”。[9]“不如说‘社会主义原本是在‘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是相近的。”[10]这里的“一多二元”就是规范学术概念中的主客二元（等同于笛卡尔心物二元），“一多不分”则是主客一元（中国古代称为天人合一）。主客关系是本体论角度对实质的概括，如非决定论与决定论之分；一多关系是方法论角度对形式的概括，如唯名论与唯实论之分。

李学俊总结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发现其具有“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阻止资本主义”这一非常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宝贵品质。对其中原因，田辰山分析认为：“作者（按指李学俊）提出‘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阻止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很难明白，如果春秋时期管仲‘社会主义的‘古代中国特色，内容是真正的中国本身传统独具的‘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特色，是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化，那么当代流行说法的‘中国特色，则是一种脱离中国‘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走向‘市场经济的‘一多二元文化体系结构的‘西化含义；这个‘中国特色恰恰是‘去中国特色化。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跨度发生的这两个‘特色，不是同一个‘特色，一个是区别于标准社会主义的特色，染成资本主义的特色；另一个虽也是区别于现代社会主义的特色，却是原汁原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特色‘一多不分，这是我们在作者的管仲‘道政社会主义或者‘古代社会主义叙述中看到的。”[11]这里道出了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产权范式的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我们现在所说现代产权制度，实际上恰恰是“去中国特色化”的，离中国式现代化提出自己的成熟主张有一定距离。

中国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公有与公用的不同。西方社会主义以公有为前提，但公有不等于公用，而以国营、私营，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为主，兼容混合所有；中国社会主义不以公有为前提，但以公用为前提。二者存在一个交集，即对于公共产品的垄断使用，属于垄断使用（含自然垄断）。

中国古代的公有实为共有。相对的是公有，即公有（排除私有）或私有（排除公有），也相对于专用。而共用，包含了平等的私营。

2. 存在不同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所有制存在现代性之前的范式（如农业经济的范式）与现代性之后的范式（如数字经济的范式）两种不同于西方的范式，都与天人合一（即主客一元）这个前置逻辑有关。

最先注意这个问题的是马克思，促使他放下《资本论》写作的，就是专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古代社会的所有制的工作。马克思晚年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其问题意识，在于把目光投向了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故乡”，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原生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种社会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可能代表东西方共同的普遍未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采用康德的术语，把使用权称为“感性的占有”。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把“感性的占有”提高到“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高度认识，并且特别指出不要把它理解为所有、拥有，与共享经济对共享——通用条件下“使用而非拥有”——的认识高度吻合，也与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原义高度吻合[12]。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思想来源。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共产党宣言》正文中的社会主义概念，主要处在西方现代性范式范围内，以所有权含义为主。但在马克思晚期“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后，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开始加入前现代范式的内涵——“公共占有”即公用，并提出了“所有制灭亡”（即所有制的西方模式灭亡，而不仅仅是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共产党宣言》说的消灭私有制，在出版40年后改为“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这表明，马克思晚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已经同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在天下为公所用上产生了重要交集，内涵越来越近。这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主义范式的拓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示。《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的西方式理解（强调所有权），而是要在西方式理解之上加入东方式的理解（强调使用权），以体现社会主义在不同现代化背景下的阶段性内涵的区分。

具有“中国式”特征的社会主义，并不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标准，甚至也不完全以公有制为标准，因为还有公用的标准，如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就是公有但不是公用的，而是专用的、非共用的。又如，公有不等于公用，“马克思通过感性的占有这一命题，非常有预见地提出了‘现实的占有这一问题，即名义上拥有，而现实中无法使用”。[13]现行政策中强调“平等使用”，正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天下为公的“道统”本义[14]。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又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15]中也提出，“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现有政策，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范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于西方的中国内涵，就是通过平等使用，保障使用权的收益分配实现平等。这是法权之前的权利标准，决定天下为公所用是否能做到，而由是否公用决定收益上的一次分配是否实际平等。

（三）以多样性红利为新分配范式

多样性红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三个制度方面的经济范式。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可以使其他主体要素如资本、劳动的作用倍乘。乘在资本上，可以让资本价值倍乘；乘在劳动上，可以让劳动价值倍乘。历史上，增进资本的制度设计比较常见，工业化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首先让资本获益，然而这次也一样吗？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机遇，把倍增活劳动作为提高自身效率的主要机会。

以数据要素倍乘劳动要素作用，可以将普通的劳动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在获得劳动报酬（成本）的同时，获得要素收入作为剩余回报。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有别于美国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选择。这里说明一下，有人一看人力资本中有资本这个字眼，就直接把其当作资本加以否定。人力资本与资本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是其只存在于活劳动中，不能以死劳动的形式存在，这一点与专利、知识产权不同；二是其不会剥夺他人的剩余，人力资本以劳动形式进行投入，只是使勞动者得到剩余，而不是用来雇佣他人劳动的生产资料。

俄乌战场上战斗力正发生革命性变化。战斗力的场景化，使战略性地发挥单兵作用，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一线士兵的作用在显著提高。决策权正交到一线士兵手中——“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指挥战斗”。从战斗力推及生产力，结论很可能是同样的。这预示着，人工智能将来不仅武装资本，而且武装劳动。同理，活劳动在“听得见炮火”的地方，开始发挥原来资本的作用。制度设计也会随之从激励重心、从资本转向劳动，从而发生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多样性红利”[16]现象，剩余更多分配给劳动而非资本。

斯科特·佩奇的理论，将不同技术效率按偏向主体的不同分为两大类，用“能力与多样性”概括。能力对应的是专业化。与同质化、专业化相联系的主体，是有“能力”的人，即精英。而多样性自然对应多样化。与多样化相联系的主体，是草根、群众、劳动者。斯科特·佩奇提出“多样性优于同质性定理”，即“如果两个问题解决者集合都只包含了个体能力相等的问题解决者，并且第一个集合中的问题解决者是同质性的，第二个集合中的问题解决者是多样性的，那么平均而言，它们的局部最优解将会有所不同，而且由多样性问题解决者组成的集合将优于由同质性问题解决者组成的集合”。[17]斯科特·佩奇这个结论更加适合信息技术，因为多样性优于同质性（包括自动化、专业化）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已完成，经济的主要问题从解决大规模制造（简单性任务）转向解决多样化服务（复杂性任务）。与多样性效率最匹配的是“复杂性任务”[18]。对劳动密集的服务化来说，多样性中孕育劳动者的红利。

当擅长提高多样化效率的信息技术与劳动结合的时候，降低多样化成本的结果将带来劳动特有的多样化产出的增加，由此产生“多样性红利”。按佩奇的说法，大众具有“多样性”这一优于精英的优势。支持有效需求的高收入，取决于多样性红利机会的广泛出现。兼职类工作就是典型的多样性红利机会。在智能经济条件下，这种机会一定会发展为以多样性、高收入为标志的增值应用（APP）业态的广泛出现。在苹果商店中，APP开发者分成比例高达70%～85%，远远超过资方的15%～30%，这已成为美国西海岸硅谷地区的当前行情。中国一旦出现这种趋势，意味着逆转两极分化的多样性红利，就会从经济中自然而然出现。多样性红利的原理在于，通过改变不可数字孪生、复用的劳动与可以数字孪生、复用资本的相对于使用的稀缺关系，从而改变剩余的流向，因而不依赖福利政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新质生产力的自身规律，而非刻意干预的结果。政府只要顺势而为，就可以用少得多的财政资源，实现同样水平的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着力点，一是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要素收入摆在第一位，按照人力资本来塑造新一代劳动者，以合伙制、合作制释放多样性红利，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力者。例如，农民工进城只是打工，但学会电脑，就可以在农村电子商务、城市快递服务中，成为掌握订单的决策者，而取得打工水平之上的收入，并全面发展能力。二是需要全面激活科技创新与市场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发展中全面发挥作用。要把高度依赖研究投入的创新与高度依赖营商环境的创新结合起来，创造适合异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三是大力投入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包括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建设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并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加强适应人的更高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生态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的多层次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深化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核心的产权机制改革，探索建立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培育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五是促进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国内外开放体系建设，促进资本、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更充分地流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小結：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可选范式“工具箱”

本文的经济与经济学的范式体系中，选择了顶层范式、技术与经济范式、宏观经济范式、产业组织范式、经济制度范式五个领域15组可选范式，作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学的工具箱。具体包括：

顶层范式

——经济历史：生产方式范式

——经济哲学：以人为本范式

——经济学假定：质的范式

技术与经济范式

——科技范式：新信息科技范式

——技术经济范式：多样化效率范式

——生产力范式：新质生产力范式

宏观经济范式

——增长：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范式

——货币：数据范式

——就业：零工经济范式

产业组织范式

——产业体系：新实体经济范式

——产业逻辑：范围经济范式

——产业组织：生态范式

经济制度范式

——社会选择：通用性范式

——社会主义：天下为公范式

——社会分配：多样性红利范式

这些范式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内涵，同时体现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这里只是提供一个备选集合，到底哪些适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需要在学术竞争中进一步辨明，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J].经济研究，2019，（7）： 4-13.

[2]让·梯若尔.创新、竞争与平台经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76.

[3]戴维.S.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5-6.

[4]郑莹莹.逾100万家数商企业崛起 中国如何发挥数据“乘数作用”？[EB/OL].（2023-11-25）[2024-03-05].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3/11-25/10117843.shtml.

[5]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高技〔2020〕552号）[A/OL].（2020-04-07）[2024-03-0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10/content_5501163.htm.

[6]方铭.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

[7]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6.

[8]方铭.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

[9]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7.

[10]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8.

[11]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

[12]于小丽.共享数字化生产资料的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科院大学，2023：27.

[13]于小丽.共享数字化生产资料的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科院大学，2023：27.

[14]方铭.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5]中共中央 國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EB/OL].（2023-07-14）[2024-03-20].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5.htm.

[16]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工作与生活中极具价值的认知工具[M].贾拥民，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17]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工作与生活中极具价值的认知工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167.

[18]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M].唐伟，任之光，吕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作者序.

作者简介：姜奇平，研究员，研究方向：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互联网产业经济；于小丽，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分配制度、国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