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

章铁生 胡琪玥

【摘 要】 文章以2007—2021年陷入财务困境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有负向影响，即对困境企业而言，相对分散的供应商更有利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两类代理成本在供应商集中度影响财务困境风险化解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相对分散的供应商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研究揭示了供应商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为企业脱困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键词】 财务困境； 风险化解； 供应商集中度； 商业信用； 两类代理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10-0117-08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议题。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旦深陷财务困境，极易引发上下游企业间的风险传染，危及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安全与稳定。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财务困境风险发生后及时依托自身资源开展自救便尤为重要。

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 1 ]、管理层治理水平的提高[ 2 ]、并购重组的有效实施[ 3 ]以及经营战略的改进[ 4 ]均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政府部门的干预与救助[ 5 ]、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 6 ]也都有助于困境企业加速推进风险化解。我国企业往往通过紧密联结的供应链网络开展交易，而上述文献大多从企业个体出发，并未结合供应链视角开展研究。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复杂激烈，企业仅凭自身力量在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性愈发渺茫，通过“关系网络”开展交易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供应商作为企业重要外部利益相关者，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国泰安数据库统计，近十年我国上市公司供应商集中度均值达到0.343，其中ST企业更高达0.436。作为供应链上游企业，供应商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也对内外部各项资金运动产生深刻影响。当前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背景下，退市逐渐成为资本市场常态，企业再难通过昔日借壳上市等操作实现困境逆转的“神话”，更多需要加强自身营运管理来摆脱财务困境。那么对困境企业而言，供应商能否成为影响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重要切入点？另外，企业间开展合作往往建立在双方信用良好、经营稳定的基础之上，此时良好的关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易双方互惠互助。但随着对供应商依赖程度的加深，企业谈判能力进一步下降，自身经营利润也遭到大供应商挤压。此时，“关系网络”对困境企业是“雪中送炭”（助力企业摆脱困境），抑或“落井下石”（进一步蚕食企业利润空间）？

鉴于此，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中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负相关，即对困境企业而言，相对分散的供应商更有利于脱困。進一步研究表明，供应商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水平和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推动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且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和内部控制质量的下降，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不同于已有文献围绕供应链风险溢出效应开展研究[ 7 ]，本文立足困境企业，进一步探究供应商关系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可能的积极作用及影响路径，丰富了有关供应商关系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影响的文献。第二，剖析了企业在融资约束程度、内控质量不同的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差异，结论为不同企业有效化解财务困境风险提供理论参考。第三，全面实施注册制改革背景下，企业能否成功脱困更加依赖于自身有效运营，供应商作为企业重要关系资本成为企业改善经营状况的有力资源。研究基于供应链视角，为困境企业有效化解财务困境风险、积极推动自主脱困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传统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依附于企业所在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成为保障企业长远发展、防范化解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集中的供应商固然具备治理效应，但竞争仍是供应链关系中的主旋律[ 8 ]，过度依赖关系网络中的强联结将导致大供应商带来的风险逐渐提升[ 9 ]。对困境企业而言，分散的供应商相比集中的供应商更有助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具体可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供应商分散有利于困境企业增强自身议价优势，降低业绩风险。供应商集中时，企业向主要供应商采购的产品、服务占比不断攀升，生产经营活动依赖供应商持续进行，一旦大供应商中断交易或者调整业务规模，将对下游企业产生巨大冲击。而随着供应商逐步分散，企业经营活动不再依赖少数供应商进行，对供应商依赖程度的降低使得困境企业议价能力有所提高，企业在面对供应商时话语权增强。有力的话语权帮助困境企业在交易博弈中占据一席之地，规避了大供应商对企业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提高了企业在商业信用谈判中的优势，企业整体经营情况有所改善。

其次，较低的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企业加快转换周期，提高自身灵活性。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对主要供应商更为依赖，且依赖关系的不对称程度会随集中度的提高进一步加深。当不良事件发生时，供应商为避免财务困境风险沿供应链上下游传染，往往优先维护自身利益不受减损[ 10 ]。此时，集中的大供应商踞于自身高议价能力进一步侵占下游企业利益，尽可能在企业彻底破产前减少自身的损失。而下游企业因专有投资多、过度依赖供应商提供的定制化服务被“套牢”，在交易中面临着高额转换成本，只能被迫满足强势供应商的一系列要求，导致自身利润空间被进一步侵蚀。随着困境企业的供应商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广泛），企业不再集中依赖某一特定供应商，在交易中拥有较高自由度。较高的自由度为企业挑选供应商带来了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可以筛选优质供应商与之建立交易，疏散已有大供应商风险。与此同时，财力雄厚的优质供应商也为企业带来流动性，困境企业的资金流有所回转。

最后，分散的供应商加强了对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要求，企业受到的外部监管力度得到提升。相比政商、亲缘等其他类型的关系，企业与供应商间的关系往往更持久，对企业信息披露影响也更为深刻[ 11 ]。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关系型交易的持续深入使得企业内部信息资源更多偏向于管理者，企业信息披露越容易出现违规行为[ 11-12 ]。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者会选择性隐瞒坏消息，甚至披露虚假信息迷惑其他利益相关者，大量机会主义行为接踵而来。当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时，分散的供应商由于对企业信息了解程度较低，会更加谨慎对待交易。因此，意图与困境企业建立交易的供应商会提高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为提高供应商的合作意愿、吸引潜在优质供应商，困境企业不得不加强对外信息披露。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潜在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减少了委托代理问题引起的资金损失，企业运營状况逐步改善。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有负向影响，即对困境企业而言，相对分散的供应商更有利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按照国内对财务困境的研究惯例，本文将企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SST）和退市风险警示（*ST、S*ST）作为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将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和退市风险警示作为化解财务困境风险的标志。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中由于财务原因被ST或*ST的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困境后借壳上市的公司以及供应商集中度数据、财务数据等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927个观测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数据处理软件选用Stata16.0。

（二）变量选取与界定

1.被解释变量

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和退市风险警示的企业在下一年化解了财务困境风险，成功摘帽，即ST、SST、*ST和S*ST公司若在下一年被撤销风险警示，则赋值为1；其他情况均赋值为0。

2.解释变量

供应商集中度（SC）：参考王迪等[ 13 ]用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企业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企业年度采购总金额”的比例衡量。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研究方法，选取盈利能力（Roa）、上市年限（Age）、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实际控制人性质（State）、股权集中度（Top1）、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销售现金比率（Cashr）、独立董事占比（Indr）、董事会规模（Board）和高管变更（Ceo）作为控制变量，除此之外，回归还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设置及相关信息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即验证H1，构建如下Logit模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均值为0.392，说明平均约39.2%的公司样本能够在陷入困境一年后摆脱困境。供应商集中度（SC）均值为0.458，最小值为0.017，最大值为1，表明困境企业普遍存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况，同时供应商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为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取值在可接受范围内，在此不多赘述。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对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基本不超过0.5，同时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均通过了VIF测试，证实回归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与供应商集中度（SC）的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之间存在负线性关系，回归结果初步验证H1。

（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在列（1）中，不加入控制变量，直接将供应商集中度（SC）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进行回归，发现供应商集中度（SC）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在列（2）中，增加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供应商集中度（SC）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的回归系数为-1.514，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高供应商集中度不利于企业化解财务困境，即相比高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供应商集中度更有利于企业化解财务困境风险。实证结果支持H1。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1）为缓解样本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供应商集中度影响财务困境风险化解进行检验。按供应商集中度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选取实际控制人性质（State）、上市年限（Age）、盈利能力（Roa）、财务杠杆（Lev）、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等作为协变量进行1：1最近邻匹配。匹配结果显示ATT值为2.01，在5%水平上显著，使用匹配样本对模型（1）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2）考虑到供应商关系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放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不变。

（3）采用变化模型，将供应商集中度（SC）替换为变化指标（ΔSC），控制变量也做相应处理，在此基础上对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不变。

（4）为避免宏观因素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在不同年份存在差异，进一步控制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效应，对模型（1）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并未改变。

（5）为避免由于遗漏控制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章铁生等[ 14 ]的研究方法，在回归中进一步增加是否进行并购重组（Res）、政府补助（Sub）、应计盈余管理（DA）、企业价值（Tobinq）等控制变量，结果与前述一致。

2.调整样本区间

考虑到2012年沪深交易所对上市规则中涉及退市制度的有关章节进行了较大修订，对各板块退市及恢复上市条件新增多项财务指标，进一步严格了困境公司恢复上市条件。为规避政策变化对研究造成的影响，保留政策变化后的年份数据对模型（1）进行检验，结果与前述一致。

3.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不同衡量方式对实证结果带来一定影响，参考已有文献将按行业中位数进行调整的供应商集中度（SC1）、第一大供应商集中度（SC2）、供应商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SC3）依次放入模型回归，相关结论均与前文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分析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供应商会通过影响企业资金获取以及信息沟通情况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显著影响。结合前文所述，本文认为商业信用、两类代理成本可能是影响它们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接下来将在机制检验中进一步验证。

1.商业信用

由于自身偿债能力差、资金流转不充分，困境中企业受到的信贷歧视更为严重，筹资活动严重受到限制，获取商业信用支持成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主要手段。

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双方依赖关系的不平衡致使困境企业难以掌握竞争市场话语权。同时，为避免财务困境风险波及自身正常经营，供应商也进一步提高了向外发放货款可收回性以及时效性的要求，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规模大大缩减[ 15 ]。但随着供应商集中度降低，供需双方依赖关系逐步扭转，当供应商趋于分散时，企业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较低，企业的谈判力逐渐增强，困境企业以更换供应商为要挟，迫使供应商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由此困境企业商业信用获取水平逐步提高[ 16 ]。在企业无力付款的情况下，从供应商获取的商业信用保证了企业经营所需货物的持续供应，缓解了困境企业一部分资金压力[ 17 ]。随着内部可支配自由现金流的回升，困境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资金的有效循环实现资金增值，进而带动经营绩效。同时，商业信用带来的现金流缓冲也使得企业在面对潜在的投资机会时不会因资金不足而错失良机，投资活动的成功展开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也对企业的经营模式做出一定调整。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与预收款项之和来衡量企业从供应商获得的商业信用，并用总负债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模型来检验商业信用的作用机制：

表4列（2）、列（3）报告了商业信用在供应商集中度影响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2）中，供应商集中度（SC）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当供应商集中度降低时，商业信用（Tc）呈上升趋势。列（3）中，商业信用（Tc）的系数为2.640，在1%水平上显著，即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概率越高。进一步比较列（1）与列（3）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供应商集中度（SC）回归系数绝对值显著降低。结果证实，商业信用（Tc）在供应商集中度（SC）影响财务困境风险化解（NFD）中发挥中介作用。

2.两类代理成本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在分散企业经营风险的同时也诱发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代理成本应运而生。委托代理成本的存在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对困境企业更是如此。伴随负债水平的急速攀升，困境企业代理问题愈发严重[ 18 ]，关于供应商通过代理问题对困境企业产生的影响，具体可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方面，较低的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当供应商集中度较高时，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交易程度较深，二者较少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信息沟通，更多地依赖关系网络传递信息[ 19 ]。对外信息披露水平的下降使得管理者不再积极为化解企业困境风险制定经营计划，而是为个人牟取利益。但在供应商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关系网络内信息流通不充分使得供应商在交易中更为保守，由此也提高了对困境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为得到供应商支持，企业不得不加大对外信息披露力度。随着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困境企业也得到外界充分监管，内部潜在投机行为被及时扼杀，第一类代理成本逐渐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下降使得困境企业资金得到高效分配，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同时，代理成本降低所传递的积极信号也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企业可持续经营得到保证[ 20 ]。

另一方面，较低的供应商集中度遏制了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上升。较高供应商集中度下，交易双方更多依赖信任机制进行交易，企业对外信息披露动机下降。随着大量交易信息向股东集中，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者间的目标冲突极易引起困境企业一系列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问题[ 11 ]。而当供应商逐渐分散时，企业为捕捉潜在优质供应商并与其维持长久利益关系，对外传递经营信息的动机得到增强。信息披露水平上升使得大股东行为得到更多来自外界的关注，利用职位便利转移公司资源的可能性随之破灭。由此，大股东更加积极为企业制定脱困策略，第二类代理成本逐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非效率投资行为逐步减少，资源浪费问题得到遏制，困境企业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整合利用，经营效率随之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第一类代理成本（Ac1），用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第二类代理成本（Ac2），并构建如下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表5列（2）至列（5）报告了两类代理成本在供应商集中度影响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过程中的中介检验结果。在列（2）中，供应商集中度（SC）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第一类代理成本（Ac1）随着供应商集中度的降低呈现降低的趋势；列（3）中，第一类代理成本（Ac1）显著为负且供应商集中度（SC）回归系数显著降低，说明第一类代理成本在供应商集中度影响企业财務困境风险化解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根据列（4）、列（5）回归结果，供应商集中度（SC）与第二类代理成本（Ac2）显著正相关，加入中介变量后的供应商集中度（SC）系数相较于主检验显著降低，结果证实第二类代理成本（Ac2）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二）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所讨论的，一方面，相对分散的供应商为困境企业带来商业信用支持，缓解了企业资金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关系网络”内外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缩小也减轻了代理成本，由此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概率逐步提升。那么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不同时，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影响又会如何变化？本文将在异质性分析中讨论这些问题。

1.融资约束的影响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影响着日常经营的资金运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当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时，内部资金不足影响了企业的增长速度，经营绩效也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相比高融资约束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可获取的资金充足，融资渠道多样，往往不愿利用供应商关系进行营运资金管理，大供应商对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影响较小[ 21 ]。而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上升，企业在商业信用谈判中议价优势进一步下降，此时供应商关系对企业资金获取的影响愈发明显[ 22 ]。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普遍存在资金获取不足的情况，而分散的供应商有利于提高企业议价能力，商业信用获取水平进而得到提升。困境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支持及时缓解了企业内部资金周转不足的情况，各项经营活动得以持续进行。因此，当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选用完全由外生变量构成的SA指数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将全部样本根据行业中位数分为融资约束低、高两组，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列（1）、列（2）。根据回归结果，低融资约束组供应商集中度（SC）回归系数为-0.302，并不显著；而高融资约束组供应商集中度（SC）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严峻时，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分组回归结果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进一步证明不同融资约束情况下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影响。

2.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内部控制是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企业普遍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更是影响着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在供应链交易中，机会主义风险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完善的内控制度能够有效抑制企业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代理效率[ 23 ]。反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发生后信息收集反馈效率逐步下降，各类代理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充分监督。来自供应商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及相应带来的外部监督较好地填补了企业内控质量较差的漏洞，企业内部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相关代理问题有所缓解，经营状况逐步改善。因此，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其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迪博数据库披露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按1 000进行标准化处理）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将样本按行业中值分为内部控制质量低、高两组后分别回归，结果见表6列（3）、列（4）。根据回归结果，内部控制质量低组供应商集中度（SC）回归系数为-1.484且在1%水平显著，而内部控制质量高组供应商集中度（SC）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供应商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的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分组回归结果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中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对供应商集中度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困境企业，相对较低的供应商集中度更有利于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在机制分析中，商业信用和两类代理成本在供应商集中度影响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融资约束高、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分散的供应商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带来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1）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需对供应链关系开展实时动态管控，筛选优质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并合理控制交易程度。困境企业需及时分散大供应商带来的风险，积极扩大交易伙伴范围，促成供应商间的良性竞争。（2）结合当下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企业在化解财务困境风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动性，拒绝“等靠要”。困境企业在利用商业信用带来的资金缓冲效果的同时，也要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全面加速资金周转，积极把握脱困主动权。（3）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需重视自身的内部控制建设，要积极促成管理权、控制权的相互制约，最大限度为企业高效管理保驾护航，使企业加速摆脱困境。

【参考文献】

［1］ CASEY C J，MCGEE V E，STICKNEY C P.Discriminating between reorganized and liquidated firms in bankruptcy［J］.Accounting Review，1986，61（2）：249- 262.

［2］ KIM D-K，KWOK C C.The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incentives on the resolution of financial distress［J］.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09， 32（1）：61-83.

［3］ 李云鹤，朱林染，谭卓鸿，等.财务困境公司能够通过并购实现脱困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5）：161-174，192.

［4］ 赵丽琼，柯大钢.我国财务困境公司恢复过程預测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14）：139-142.

［5］ 潘越，戴亦一，李财喜.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5）：6-17.

［6］ 章铁生，方淑田.货币政策波动、内部控制免疫系统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J］.财务研究，2017（5）：35-45.

［7］ 李丽君，刘杰，孙世敏.供应链视角下企业财务困境传递及控制问题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6，24（6）：46-51.

［8］ 章铁生，盛余.供应商关系、市场化进程与商业信用［J］.会计之友，2021（6）：126-132.

［9］ 崔蓓，王玉霞.供应网络联系强度与风险分担：依赖不对称的调节作用［J］.管理世界，2017（4）：106-118.

［10］ HOFMANN E，SERTORI Y.Financ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supply chains：do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really benefit？［J］.Logistics，2020，4（1）：1-27.

［11］ 陈西婵，刘星.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6）：213-226.

［12］ 林钟高，邱悦旻.供应商—客户关系与代理成本［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6）：28- 41，55.

［13］ 王迪，刘祖基，赵泽朋.供应链关系与银行借款：基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的分析［J］.会计研究，2016（10）：42-49，96.

［14］ 章铁生，杨洋，许锐.产权配置、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2）：73-83.

［15］ 李艳平.企业地位、供应链关系型交易与商业信用融资［J］.财经论丛，2017（4）：47-54.

［16］ 马黎珺，张敏，伊志宏.供应商—客户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2）：98-112.

［17］ 王京滨，李扬，张紫荆，等.商业信用融资对缓解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2022，19（1）：129-138.

［18］ 廖义刚，张玲，谢盛纹.杠杆治理、独立审计与代理成本：来自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J］.经济评论，2009（6）：74-82.

［19］ BALL R，KOTHARI S，ROBIN A.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0，29（1）：1-51.

［20］ 萬晓文，王丽苹.代理成本、投资者信心与企业价值［J］.财务研究，2019（1）：86-93.

［21］ 王贞洁，王竹泉.基于供应商关系的营运资金管理：“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2）：32-44.

［22］ 张泽宇.议价能力、商业信用与企业绩效：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3）：98-111.

［23］ 刘祺阳.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8，34（2）：176-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