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难当的妈妈呵

我是一个青年团员。做的是报纸编辑工作。最近当我制定规划，迈开向科学进军的步伐的时候，我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它使我怀疑到自己是否有可能向科学进军，是否能够进行系统的、持久的学习。

我有三个孩子，去年十月以前，两个大孩子在托儿所（一个四岁，一个三岁），两个星期回来一次，家里请了一个保姆照顾最小的。所以虽然孩子多，对我的工作学习，倒还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去年十月，托儿所通知我要改为日托，这一来我就为难了。我和她们商量是否可以照顾一下像我这样多子女的妈妈，答复是否定的。他们除了向我解释改日托的好处，譬如对孩子的性格发展，增进家庭幸福等之外，还特别强调指出：这样能使父母把抚育孩子的光荣职责更好地担当起来。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凭心而论，孩子改日托从道理上讲的确是好处很多，我也希望孩子改为日托，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不希望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而愿意两个星期才见一次面呢？何况，每次当我送他们回所时，他们那种依依不舍，眼泪汪汪甚至放声大哭的情景，也使我多少次心酸。

问题是改日托后的实际情况。孩子们回来了，我义不容辞地把母亲的职责担当起来。每天六点钟，在冬天还是一片漆黑，我就起来把熟睡的孩子叫醒，为他们穿衣洗脸……送上儿童车：孩子们走了，我才料理自己的事，忙着上班。这样，早上的学习时间就没有了。晚上下班后，只要不开会，我就带着学习材料回家去，帮着保姆侍弄孩子，等他们都睡着了，才开始自己的学习，有时发稿忙还要赶着处理稿子。这样，晚上学习时间也不多了，而且要在十一点左右才能睡。夜里还要起来两次，照顾孩子撒尿，实际睡眠时间不到七小时。

在我开会，理论学习或是忙於发稿时，保姆一人看三个孩子就更热闹了，有几次就在侍弄两个大孩子睡觉时，小的从小床上摔下来，弄得大的叫，小的哭，保姆也哭。

这些情况，我没有向谁反映过，因为我想抚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为了后一代，自己劳累一

些也是应该的。自己年轻力壮，只要起早贪黑，少休息点，困难总可以克服，再过几年孩子长大就好办了。

但是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更加弄得我手忙脚乱，无法处理。

从四月十五日开始，我们机关保姆的扫盲学习和文化学习开始了。机关党委会规定：每周两个晚上，学习方法是集中到机关里来上课。问题很明显，保姆学习，孩子当然由妈妈来带，这样，每周就有两个晚上要完全照顾孩子。

我们每周的业余时间是安排得很紧的：星期五晚上组织生活或理论学习讨论；星期四听课，星期三学习理论，星期一和星期二业务学习，有时还可能赶在晚上发稿。这样，如果再用两个晚上去照顾孩子，自己还能有多少时间学习呢？从本月十五号开始到现在，我们机关有孩子的女同志和我已经看了五个晚上的孩子了，保姆七点半走，十点半多才回来，有一个女同志在十七号晚上因为过党的组织生活不能请假，和保姆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她补课，保姆还是很有意见，说这位女同志阻止她的学习。

这几天，我脑里就转着这几个问题：向科学进军、提高业务、做好工作，非常重要；托儿所改日托，好处很大；两年内扫除城市里的文盲、提高保姆的文化，也必须照顾：一件一件分开来看都是正确的，而且都是迫不及待的，从表面看来，好像中间没有多大联系。但是如何体现在一个

人身上呢？今天你订了向科学进军的规划，确定了要用可能利用的业余时间学习；明天却告诉你托儿所改日托的好处，要妈妈在业余时间照顾孩子教育孩子；后天又来个保姆扫盲学习，妈妈得回家带孩子。到底要怎样才能统筹兼顾，做到几个方面都不耽误呢!

我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也同意托儿所改日托，更不会反对保姆扫盲，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贯彻这些指示的具体措施中，有关方面是不是存在片面主观，孤立地强调一点的偏向！例如一强调托儿所办日托，就雷厉风行，不肯对多子女的女同志照顾一下；强调保姆扫盲重要，也是说做就做，不管干部是否也应该学习。像这样强调了这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该照顾的也不照顾，这究竟对不对呢？

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至少是我们机关有孩子的女同志共同感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希望中国青年社能为我们向有关方面呼吁一下，帮助一下妈妈们吧！读者李瑛

编者按：李瑛同志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值得引起有关部门注意。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布置工作和执行上级指示时，缺乏全面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强调一种工作，就忽略了其他工作；或者是不看时间地点条件，机械执行某种措施。这样做的结果、往往给群众造成很大不便。我们希望这种现象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