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世凯看报说到韬奋办刊物

舒　諲

据闻袁“大总统”不看别家报纸，专看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但是，老袁所看的《顺天时报》，却和寻常人看的《顺天时报》不一个样。这是老袁左右的“秀才”特地为他单印的“殿版”，报喜而不报忧。“大总统”固一世之枭雄也，英明果断，却被贴身的臣蒙在鼓里，自以为举国朝野一致拥戴他当什么“洪宪大皇帝”，国际舆论也纷纷支持他恢复君主制，在新华宫里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

我小的时候，看见一个当“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谘议”的亲戚，这位先生唯一的任务就是代替“督军”看报，每天清早把京、津、沪的主要华洋报纸浏览一过，然后信手剪下七八段华文报消息，再摘译三五条洋文报，粘贴在红格纸本本上，恭呈“抚帅”(齐燮元字抚万)钧览。这固然由于“帅座”识字不多，剪贴多了白搭，也为了“帅座”公私两忙，军务旁午，无暇从容一一披览。因此，碰上“帅座”昨夜雀战通宵或几姨太纠缠不休，精力不济，这份剪报也暂行停刊一日。有时，“谘议”老爷昨夜在秦淮河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亦得两日合刊。

谁知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我这个小小读者，对待报纸期刊，也几乎象袁世凯、齐燮元那样了。大报只翻翻标题，杂志是懒得花钱买，碰上发下来作学习资料的，自然照收不误。倒是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可真热闹，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却也引人入胜，足够消磨岁月，何况看完马上倒手出让，还能卖回原价，等于白看，何乐而不为？那时节，两耳被周遭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吵得日夜心神不宁，听觉反映也由渐渐迟钝而麻木不仁了，虽然到处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一片“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之声如雷贯耳。因此，乐得让视神经好好休息一下。我对那阵子的报刊，说真话，兴趣不大，多看少看一个样，粗读精读一个样，甚至看与不看也一个样。那时的报纸和少得可怜的几种杂志，既不代表党，也不代表人民。报是帮报，期刊是帮刊。的确做到了“一言堂”，版面一个样，标题一个样，甚至报道的内容也一个样，所不一样的是报头或刊名各异而已。我订了一份所谓《××报》，真唬人，不谈专业而几乎通篇是政治术语和本本上的条条，如不看报头，准以为是拿错了《××日报》，没法子，只好到期退订。

好了，“四人帮”垮台了，报刊也恢复它们的分工和个性了。报刊的任务不同，读者对象不同，内容侧重点不同，文章的风格不同，使人感到开卷有益，读时津津有味，读后余味无穷。我忖思，如果将当天全国性的主要报纸浏览一遍，加上“大参考”、“小参考”，那别的什么也甭想干了，而不都翻上一翻，又实在遗憾。这时，忽然异想天开，如能有一位专职“谘议”，给大家摘要汇总，岂非功德无量？杂志也正如此。新出版的刚拿到手，总恨不得一口吞下肚；然而，总是看了这篇，丢了那篇，即使一目十行也消受不了，本期还没看上几篇，下期又跟踪而至，真是应接不暇。人们都说，现在的报刊大有看头了。今天的报刊，真正有了读者了。

这里，我不禁想起“三联”的前身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邹韬奋同志的办报刊。我和韬奋同志的接触不多，交住时间也不长，然而即使一鳞半爪的往事也给人留下不可泯灭的印象。许多韬奋同志的老战友，都是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最迟是四十年代开始，就与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他先后主编的《生活》周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和抗日战争发生后所编的《抗战》三日刊(后更名《全民抗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内中有些人还经历从读者而作者而编者的过程。这些报刊的一个特色是读者、作者、编者浑然一体，通力合作。是否可以这样说：读者即作者，作者即编者，而编者最初也是读者。他们之间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编者了解读者的需要，而读者的声音也经常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读者与编者沟通的渠道，是通过“读者来信”。编者对读者提出的意见，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或汇总同类问题统一答复，从来没有石沉大海之事。我在学生时代曾写信给《生活》周刊，上至国事民瘼，下及学习生活，虽涓尘之末，也能得着韬奋同志的具体指导。后来，抗日战争了，生活书店内迁武汉。我恰好随同一批青年新闻记者从广州出发，经武汉到华北战场去。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刚把首都(南京)拱手让敌不久，武汉成了临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四方辐辏，极一时之盛。1937年一个阴冷的冬日，我和韬奋同志在汉口交通路生活书店的小楼上第一次会见。我那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手毛脚小伙子，而韬奋同志已经是一位学殖丰盈、素养深厚的作家、思想家、政治家了。他对我这样的小青年一点也不摆架子，态度热忱、亲切、谦虚，却又严肃认真，富有长者风度。一见面，不待我详细自我介绍，他就能回忆起我是谁。对我这样成千上万的读者中的一分子，好象并不生疏。(据有关同志回忆：初期，《生活》周刊每年收到的读者来信约在三万封以上，后来发展至每天最多时达一千封。)凡是与韬奋同志有过联系的人都知道，他心中装满着读者群众。他办刊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

据三十年代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同志回忆：

“韬奋同志在接办《生活》周刊以后，非常重视读者来信，特设‘读者信箱栏，用‘信箱方式给读者解答各种问题。……韬奋对读者来信，都认真予以答复。他对于处理读者来信，从来不认为是麻烦事情，而且感到莫大乐趣。他自己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还说：‘当时我们的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这样，《生活》周刊就同广大的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这番话，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是不会体察的。

我们知道，韬奋同志一向是忙人，从看稿、改稿、发稿到看清样，他都事必躬亲，一手经营。抗战时期，他担任参政员，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而《抗战》是三日一发刊，编辑工作异常紧张，天天不闲着。他这时奔波于汉口、武昌之间，自己又要写稿，却还挤出工夫阅读来信和回信。他对我的每次去信，都是有答复的，即使有时事忙，也口授意见由人代笔，他审阅信稿后，在信尾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发出。(据了解，当时生活书店人手并不多，不象现在有的报刊编辑部有百十来个工作人员。)这样，使读者或作者亲切感到刊物是自己的，而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水乳交融。刊物真正反映群众的要求，得到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它才能在群众中扎根，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使我感触至深的是韬奋同志对作者的信任和对作者劳动的爱护与尊重。当他知道我即将去二战区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采访，便建议我趁便上延安访问，取得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手资料，并邀我为《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1938年四、五月间，我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边区实录》，都经过他亲自斟酌改定然后发稿的。他改稿的原则是宁删节而不增益，使文字更洗炼而不以辞害意。我读了发表的文稿，自己就能体会为什么要那样修改，对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很有受益。至于不用的稿件，在退稿时，也决不采用冷冰冰的打印退稿信，以“来稿不合本刊要求”一类套语打回票，而是用手写的信函说明退稿原因，建议怎样修改后试投某某报刊。韬奋同志是十分爱护与尊重作者的劳动的。据有的同志回忆，在敌机空袭时，他别的可以不管，总是首先抱着作者的稿件走进防空洞。韬奋同志认为，作者的文稿是报刊首要的财富。1938年六月，我从广州寄去一篇关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报道和评论，历时三个月尚未见发表。我想，一定是稿子质量不合格，退了回来，而当时长江中游战事吃紧，生活书店忙于西迁，邮件中途遗失了。不久，我又去了沦陷敌后的上海工作，十一月间辗转在另一个刊物上发现转载该稿，才知道原稿已由韬奋同志于兵荒马乱中亲自携往重庆，在《全民抗战》的某一期上发表了。这事情虽小，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远远超过这篇微不足道的文稿本身。从兹十几年过去了，解放后，我担任某单位的机关刊物的编者，回忆往事，萦怀故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