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憧憬中挣扎

史　骏　徐企钊

生活有它固定的发展轨迹，它不会曲意服从人们对它选择时的规范要求。生活的期望和生活的现实有永恒的距离。一切似乎超然的自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应该做的事只有一件，即如何帮助青年朋友加强对生活的判断力。

一

人们对企求出国的人，往往以武断的结论概括了他们的思想动机:赚钱。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这里录下了几位出国者的自白，颇值得玩味。

A小姐，上海某大学青年教师，现年二十八岁，未婚，中共党员。她说“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加上我自学刻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但我感到，青年人的自我满足也会导致堕落。我始终不渝地相信，中国人应该比外国人聪明，所以，我就想站在外国的土地上，再看看真正的中国。现在，我真正体会到，要走完这条路，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思想准备，说句心里话，我曾经有过一百次、一千次的退却念头。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重振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决心。成功与否，尚待明天。”

B先生，上海某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现年三十多岁，已婚。电视大学肄业生。他说:“出国前，我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文凭热潮的掀起，我又如愿地考入第一届电视大学，已获毕业证书，多少也是个大学生。现在，文凭贬值了，出国深造成了我夜思梦想的事，我想夺得他国硕士、博士的桂冠。我终于来到了东京，这次我可能会失败，要说真正的方向，我还没有，真的没有。”

C先生，上海某商店经理，现年三十一岁，中共党员，未婚，职工高中毕业。他说:“我也想在国内完成成人高等教育，但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我也知道日本求学并非容易，既然开放了，我也下了决心，到外国闯一闯。我在香港的父母很支持我。我就这样来了，至于为了什么，自己也说不清，能读大学就读大学，能打工就打工，能搞些贸易就搞些贸易，实在不行，看看国外的实际情形，开开眼界，也是值得的。”

D女士，上海某机关办事员。大学毕业，现年三十四岁，未婚。她说:“我是自己把自己赶出国的。我自尊心强，活动能力大，有些领导我看不惯，工作能力差，办事效率低，我就是要说，要顶，于是，我把自己放在领导对立面上，受压，受气，一直未能重用，相反领导把我从专业的岗位上撤了下来。就在我初到日本后最困苦辛酸的日子里，家里给我来信说，单位里决定给我除名的处分。当时，我并不悲伤，反而产生了一个奇怪念头:就是混也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是驴是马，日后再见。”

E先生，上海某市场个体劳动者。复员军人，高中毕业，现年三十六岁，已婚。他说得很坦率:“中国的个体户有钱无价值，社会中偏见，歧视很多。来日本，我第一读书，第二赚钱，回中国，我还要做个体门，让那些势利眼的人们看看，我是中国第一代出过洋，留过学的个体户。”

F小姐，上海某工厂工人。现年二十五岁，无党无派，逍遥自在。她说“在中国是浪费青春，虚度年华，二十五岁了，再不拚搏就没有机会了，管它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出国，能赚钱，我全部豁上了。要说我到日本来干什么?毛泽东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标，在今天的时代，说穿了就是钱。”

G先生，某工厂普通杂务工。现年三十一岁，未婚。他说:“在上海我是被人瞧不起的。家里没有底子，父母没有房子，身边没有票子。天赐良机，党给我捞了个出国的机会。在日本，我应该真正地做个人，我要享受，享受在中国享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开眼界。再碰碰运气，娶个日本老婆，万事休矣。”

H先生，某学校教师。现年三十五岁，职大毕业生，已婚。他说“在别人诱导下，花费了自己所不敢想象的巨大经济代价，背了一身债到日本来了。现在，我的头脑里，还是昏沉沉的，仿佛是一场梦。”

二

一位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听说国内许多青年去了日本，她兴奋地说:“多去点，希望中国人在那里能够成气候，好让我们扬眉吐气。”可是人多不等于成气候，事实却有点令人沮丧。

上海一家企业任职的小吉，在他一位同学的怂勇下，终于下了出国的决心。这位同学的哥哥前两年去了日本，已经回来过几次。他向小吉信誓旦旦保证，只要给他15000元，小吉签证以及出去之后的住房，就业全包在他身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小吉凑足了钱资。7个月后，小吉签证如期而至。但是，当小吉经过短短两个小时飞行就被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环境时，他有了某种惊慌。更糟糕的是，后来说好前往接应他的人此刻无影无踪。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想掏钱买个面包吃都不知从何下手，更不知道黑夜栖身在何处。糊里糊涂出了机场来到市中心，最后只得在几个流浪人蜗居的地方呆了一夜，第二天晚瞅准中国学生上前求救。可以说，他是被自己同胞骗出来的。如此状态，何以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姑娘颖颖赴日已半月之久，还未找到工作。在这个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并不仅仅是国内所理解的经济建设上的信条，而且危及到自己出国的根本目的和生存需要的大问题，颖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经过辗转介绍，她遇上了一位好心人。他是老资格中国学生，谁也搞不清来到东京究竟有多少时间了。在他联系下，颖颖进了一家游乐场工作，活比较忙乱，但不算太累，颖颖对此感激不尽。不料那人毫无表情地宣布，感谢不要，要收取一万日币的介绍费。事已经至此，颖颖虽然不悦却也情愿地将钱如数递过去。“这样也好，一事二清，谁也不欠谁的了。”颖颖暗暗想道。可怜颖颖太天真了，干了一个月，老板把颖颖便“炒鱿鱼”给炒了，颖颖正在百思不解之时，游乐场另一位打工的香港学生告诉她，那个人介绍进来干活的人，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的，他和老板有交易。颖颖明白了，这个学生勾结日本老板，乘同胞之危赚取血汗钱。这样的人叫他什么?“汉奸倒爷!”

如果说这类属于上当受骗的例子很多，那么同学的不和，朋友反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大张是个老三届毕业生，下过乡，吃过苦，“洋插队”的滋味他似乎并不陌生。他肯干活，脑子灵，不到一年，一口日语流利动听，对日本社会的风俗人情也已非常谙熟。一个经营餐馆的老板看中他，把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交托他管理。大张念同胞之谊，介绍了几名生活上尚无着落的中国学生进店工作。在他整治下，饭店生意兴隆。店里的中国学生无不对他充满敬意。其中有两位年龄较小的男女，大张对他们特别照顾，为表达对大张感激之情，他们硬是动员独居的大张和他们住在一起，以便对大张生活上加以照顾，大张不愿拂逆他们的好意便也应允。年轻人的精力大概特别旺盛，每每打工回家，大张意欲早点休息，可他们依然兴致勃勃要求看录相，天天如此，以致自己干活精力不济。几次劝说无效。有一天，大张疾言厉色批评了他们。这一下前番的恩情全部化成了水，两个小青年从此对大张不即不离。那位姑娘更是开始盯上了日本老板。不久，日本老板正式决定小伙子替代了大张的位置。饱经沧桑的大张败在了初出茅庐却又工于心计的后生面前，他不痛心自己的饭碗，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但他痛心“相煎何急”的劣根性，痛心自己征服日本老板的管理能力被同种女性的姿色轻而易举地击败了。

还有更痛心的事例，有位中国学生在晚上遭抢，辛辛苦苦不乱花一分的钱财全被抢劫一空。经查，是自己的同胞所为。在地铁下水道里发现横塞着一具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已全部被盗。经查，被害者系中国人，害人者也系中国人。这些败类即使作恶行凶，似乎是觉得对着自己的同胞下手，可以罪轻一等。听说日本警察对于中国学生之间发生的斗殴，一般置之不问，任其自然，可悲之至。

当然也有鼓舞人心的事例。有一位中国女学生晚上打工回家，路上经过一处住房，见门口堆放着好多食品饮料的罐头，她走过去，挑选了几个拿在手里，正当离去之时，警察出现了，她被关进警察所，学校也接到通知，要追究她的法律责任。这时，一位在学校工作的中国青年自告奋勇地出场去为那女学生辩护。她只身找到警察，机智对警方作了这样的解释:那位女学生来自农村，而在中国农村的规矩是只要放在路边的东西都是可以拣取的，就象拾牛粪一样很随便。所以，她把中国农村的风俗带到了日本，她属于不了解日本社会，不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最后，警方释放了那位女学生。

遗憾的是，这类例子我们听到的不多，但愿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它的存在比比皆是。

三

大部分出国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因为出了国，他们对祖国，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然而，几番经历，使他们生出几番困惑。一位留学生说，我不是骄子，也不是弃儿。

爱国，并不是来几下慷慨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就能奏效的。同样，祖国与它子孙的联系，也不是因为跨出了国界就能割断的。这种天然的，渗入骨髓的联系，紧紧扣着每一个孩子之心。

每当夜阑人静，一些中国学生在一起，以各种姿势斜躺着，仰坐着，曲膝盘坐在“榻榻米”上，听着《国家》这首歌的录音时，他们会沉默无言，没有笑容，没有表情，有人在轻轻的哼着“没有国，没有家，这是千古流传的话……”此时此刻，你会感到他们的脸上在痛苦的抽搐，满眼盈盈的泪光，禁不住泣泣而下。青年朋友，如果你了解他们的经历和遭遇，你就会一掬同情的心。是啊，他们多么殷切地期待着祖国母亲的爱抚。祖国，能不能给他们更多一点点关怀呢?

一位留学生流着眼泪说:“在国外，我们遇到困难不怕，受到挫折，不馁，唯独惧怕遭到羞辱，感到孤独。在我们需要时，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我们去求谁呢?”

黄晓玲的死，也许，人们还记忆犹新。这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中，引起的反响是那么激忿，那么强烈。一位略知内情的中国学生说:“中国人就如此的不值钱，这样死人的事，在东京发生了三起，都没能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据有些目击者说，从黄晓玲卧轨的现状明显可以看出完全不是自杀的迹象，按事件发生前的一些现象来看也不象自杀，但日本警方根据他们的调查，断然肯定是自杀，再也无下文，事情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上海的某家报纸，只是转摘了香港报纸的新闻，最后说是一个“谜”，仅仅是谜而已!有位中国学生为此愤愤不平，自己去了解和调查了一些情况，专门给国内有关方面发了信，也没有任何回音。这说明了什么?

有位中国学生在一家旅馆作清扫工作，旅馆的老板娘见她长得很漂亮，就别有用心地以高价来诱惑姑娘去接客。那中国女学生经不住老板娘软硬兼施的诱说，便走进了陷阱。老板娘有一次在她接客时，报告了警察，因为中国学生是禁止从事卖淫的。警察把她抓了起来。此时，她才惊醒过来，并通过有关人士把内情告诉了警方。这件事引起了日方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一些报刊仗义执言，呼吁无罪释放中国姑娘，并纷纷谴责旅馆老板娘乘人之危，诱人下井。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女学生却没有得到任何一点来自我方的声援和支持。虽然她很感激公正的日本朋友，但她总有一种受恩赐的感觉，如果同胞们为她说话，她心里会舒坦得多。

有位在日本学习生活一年多的中国学生，他是纺织专业的毕业生。他了解到在日本市场很紧俏的产品，正是上海企业由于各种原因而沉睡在仓库的。他掌握了这个信息后，大胆地和日本方面进行洽谈，很受日商的欢迎。他满怀信心地回到上海，四处奔走，托关系，找朋友。由于他是一个“小人物”。最终，四处碰壁，反而遭到一些人的嘲弄和讥讽。几百万外汇的生意告吹，他只能既失望又惭愧地回到日本。奇怪的是，日商已经通过其它途径到上海，用低得多的外汇，达成协议，谈成了这笔生意。于是，他又一次受到了日商的鄙视。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心里有中国，可中国心里并没有我。我并不怨自己的国家，我只能说，那些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的官僚人员，才是真正地不爱国的。似乎在他们眼睛里，我们出国求学的人，都是不爱国的，都是图私利的。就是不能理解我们，同情我们，相反到处卡我们。我们在国外受够了气，但是在自己的国土里还得受气，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晨风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