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中的一本书

张庆龄　（美）邓肯·布兰恰德

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当科学家。据我所知，很多科学家年轻时，不是在放学后组装收音机，鼓捣旧马达和汽车，就是配制化学试剂。那些化学品燃烧时会有绚丽的火焰，有时还在家里的地下室爆炸。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做过。因为我从小想当的是商业艺术家。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对由笔和刷子画的混合线条所描绘的事物着迷了。

1943年7月1日下午，一列地铁火车隆隆地开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广场站。战争的风声已经吹了一年多。我于1942年从中学毕业，成绩平平，身无分文。战争打破了我上艺术学校和大学的种种幻想，只好到通用汽车公司当学徒，学习焊接、钻孔和拧螺栓。1943年春季，我参加了海军V—12预备军官计划的考试。一个多月后，接到命令去哈佛大学的海军V一12机构报到。

就这样，我开始了海军生涯。先是在哈佛，然后在图福兹，课程就象密集的火力网一样向我们射来。除了课堂生活，还有队列训练和柔软体操。我通过了所有科目。那时我认定，海军就是我的生活。1945年初夏，我才20岁。军舰还是把我运到了关岛防空训练中心。

关岛的生活正如罗杰斯和汗默斯坦的歌“南太平洋”所唱的一样。尽管战争的创伤还没有痊愈，20名军官和200名新兵却在尽情地享受美丽的海滩、珊瑚礁和轻松的工作。每天晚上都是有电视，军官们还可以到一个位于临海峭壁上的军官俱乐部玩乐。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在南海的生活为什么会使我感到烦闷。那真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我的未来也有保障。也许会有无穷无尽的聚会和娱乐。太多的好事也是一件坏事。不知是因为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填写一大堆表格，还是因为感到等级制度太过分的缘故，不管是因为什么，有一天，当我走在热带丛林中通往军官俱乐部的小路上时，我有一种轻微的不舒服的感觉。

当时，天正下着雨，路旁的灌木叶子反射着微光。突然，我发现树叶中有一件没有发光的东西，我拨开树叶一看，原来是一本又湿又软的书。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书名，于是我就把它带回我的活动小屋。那是一本格罗夫·威尔逊写的《科学伟人》。第二天晚上，等把它凉干后，我就在蚊帐中读起来。书中讲述了阿基米德、开普勒、牛顿、法拉第、巴斯德、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些人思想的探险和发现的远航。我越读，激情越高。

这才是科学!当我读到第二天天亮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科学并不是我在学校必须做的那些可怕的化学试验，或是那些一定要牢记，并在考试时能倒出来的数学公式。一点儿也不是!科学是无休止的探索。它透过迷信和无知的幕布，去认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科学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乐!为什么以前科学没有对我讲过这些?

在此以后的两三天中，我经历了类似于宗教叛逆般的变化。虽然我想继续留在海军，但海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要做一个科学家。我写信对我父母讲了我的转变。他们过去总是鼓励并帮助我实现我要做的事。可这一次不同了，他们被搞糊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认为，尽管没有说出来，我一定是染上热带病了。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从发现那本书的时刻起，一切就已成定局了。

朗格缪尔的个子比较矮小，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我走进这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办公室。他对我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既没有问我的学习成绩，也没有问我能做何种水平的研究。他讲了雨滴的形成问题，并简单地阐述了他的关于雨滴通过链式反应形成的观点。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的声音充满激情。我感觉到，他并没有把我当作工厂的学徒，而是把我当作一个同样对这个问题感到兴奋的人。他告诉我，德国的菲利普·林纳德早在1904年就在实验室中得到了大雨滴，并且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林纳德曾造过一个垂直风洞以使自由下落的雨滴悬浮起来，但悬浮的时间一直没能超过一二秒钟。朗格缪尔建议我承担起设计和建造一个垂直风洞的工作。如果要成功地使雨滴悬浮起来，我首先要学懂所有关于雨滴动力学的知识。

我带着这个挑战性的课题兴奋地走出朗格缪尔的办公室。不过，我却不知道怎样开始工作。朗格缪尔完全放手由我自己干。他给了我一篇林纳德1904年发表的一篇用德文写的论文，他建议我读读这篇文章。我碰上了科学家生涯中名副其实的拦路虎。当时，我所会的德语只有一句——“嗨，希特勒!”

那天下午，我对科学的第二个陈旧观念也被粉碎了。万斯·斯该佛带我去见伯纳德·冯纳格特，在今后的三个月中，我将和他共用一个实验室。原来，我还以为，科学家的实验室一定是非常整洁的，无数的复杂仪器整整齐齐地安放在工作台和架子上。我说过那是我过去的观念。那天下午，我所能看到的却是一间有些黑暗和肮脏的旧房子。屋里到处是电线、旧试管、橡皮管和占居大部分工作台的碘化银发生器零件。液体从一些设备上滴到地板上。

我在伯纳德的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造了一个垂直风洞。不久，我的角落就和他的一样乱了。我很快就明白了，有控制的乱，而不是非常整洁，恰恰是一个有成果的实验室的标志。我从伯纳德那里学到这一点，并且永远也没有忘记。

我从“卷云研究课题组”的科学家那里学到的另一点就是大多数发现都取决于一种天生的在偶然中发现有趣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朗格缪尔把这种能力称为“从非期待之发现中获利的艺术”。路易斯·巴斯德则以另一方式说:“在观察的田野上，发现仅喜欢有准备的大脑。”

我于1949年9月离开“卷云研究课题组”去研究生院学习，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到伍德·霍尔海洋地理研究院与阿尔弗雷德·伍德科克一道工作。几年后，我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我已可以在竞争激烈的科学城堡里站稳脚跟，并完成各种有趣的课题。

从关岛那个雨夜我发现一本书的时候起，37年过去了。回顾过去，我没有什么遗憾。

(鲍惠淑摘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