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的法度与意义

朱怀江

袭其拉《逍遥与拯救的对面》(《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一文主要从人类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对逍遥与拯救的价值形态进行了历史叙述，有助于哲学家、艺术家参照周作人之逍遥和海德格尔之拯救的价值走向(即“对面”)来认识和获取生存的本质和意义。但是就逍遥的价值形态而言，读裘文后，觉得还有两个问题可以探讨：(一)对逍遥价值形态的理论基础的认识；(二)是否应更重视逍遥价值形态的现实叙述。

裘文依据《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的理论见解和刘小枫所谓逍遥是价值形态的反动的理论诠释，认为逍遥是要把人格降低到植物性、生物性上去，是不去为改变生存境况而奋斗和牺牲，违背了人的本然生命(摘取原文语言本质，并非照引，请原谅)，实则是取其一端(前者)的语言叙述和引伸，至少是一种简单化的语言倾向。袭文的症结所在是：脱离“逍遥”这个语词的历史基础而孤立为抽象的价值形态，从而把逍遥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应该说，庄子制定逍遥的价值形态针对先秦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现象，具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否则就是附和时弊的庸俗主义的表现。逍遥在一定历史范围内是要把人格复归到人性的本位(而非植物性、生物性)，改变生存困境的选择和运用，高扬出人的生命本质的多元化。总不至于，被异化对象和现象同化才称为拯救吧？

再看第二个问题：历史地叙述逍遥的价值形态，其根本目的是作用于哲学家、艺术家(甚至于一切人)眼前活生生的现实。现在，要建立真正广泛而深刻的人类价值论，必须是全人类(起码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所有方面的人共同的追求与努力，否则逍遥就成为虚讹之词，甚至可能被其相应的对立面所异化。《读书》这两年刊载的一些时人论艺术哲学的文章，都极力阐释社会与人生的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无论是昂首高歌表现出豪侠式的剑拔弩张，还是娓娓道来不失去君子式的谦谦之辞，都无法摆脱社会与人生的牵制与框架，否则存在者就是活着的死人。故遮蔽人生存在的法度只能导致生命的死亡，而张扬人生存在的法度却是生命的复活。究竟如何看待逍遥价值形态的现实叙述呢？毫无疑问，逍遥价值形态的现实叙述应该是存在者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方式之一，改变无意义的异化现象和创造有意义的生命本质。最近读王蒙随笔《逍遥》(《中国当代名人随笔·王蒙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所叙述的文本意义、主题指向、终极目的，真耐人寻绎。窃以为此作可补充裘文，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透视逍遥，即把逍遥的历史叙述引入现实叙述而产生价值判断。

蒙田有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作为主体认识的一种价值形态，放逐逍遥是认识自我的形而上学法，而扬弃逍遥则是认识自我的辩证法。因此，就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逻辑实证可知，逍遥价值形态的本质属性是——否定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