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的位置

朱怀江

读罢雷颐先生《背景与错位》(《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一文，获益匪浅，因为中国的先锋雄鹰们往往立身于本土高山呈现出飞向西方现代神殿的意念和姿态，而使他们过多地失去了“哲学—文化”的家园感。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能否转变成“身在曹营心在曹”的忠贞情怀(即“中国化”)，大抵上可以看作雷颐先生述说中国的“后殖民”、“后现代”的焦虑心态和言语所指。真的，中国陆地上经常飘洒着西方的阵雨和暴雨，以至于无数枝桠在赏心悦目的春日里开满了被嫁接的异国花蕾——生存背景与语词错位在露天舞台上成为尽情表演的拿手戏。这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和节目。先锋派的理论大典昼夜呈“吃掉”传统的势态。为此，我赞赏雷颐先生！

但是，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切忌自身犯霸权主义的错误。我们在谈到西方话语语境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语词问题。创造话语的语词尽管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等文化背景因素，但语词也能成为客观化的言语符号，成为传达理论思维的物质工具。张之洞之所以如文中所述，盖缘于此。既然这样，就应当允许语词超越文化背景而成为同一个世纪同一个理论平面的纵向接轨和横向比较。接轨、比较是一种转换，是一种扩充，是一种深入。就是因为语词的客观性，才形成犹如西药也能治疗我国人之病的可能性。这算得上一种语词操作的“拿来主义”！再者，不必惊悸于语词的“他者化”，反之，则容易使批评语言回归到另一种权威性的制约和捆绑(这并非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