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锋
大约十年前,意外地读到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因为从中发现关于中国古史居然有如此多的谜团,深感疑惑;又因为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居然对自己民族最初的发源,直至当代仍未能有确当的定论,深感诧异。
记得少年时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以后又有了点粗浅的历史知识,就天真地以为,中国历来是天下一统的,是有一个皇帝的,只不过最早的那位姓“黄”不姓“皇”。所以,当知识渊博的顾颉刚不仅告诉我们未必是那回事,还说有人编排这套古史系统是有一定政治意图的时候,可真叫人大吃一惊。
近十年来,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在五四以来的一个个著名的人物和问题不断地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文化讨论过程中,好像唯独顾颉刚与他的《古史辨》只是被人稍稍提及,与他们当年的占尽风流大不相称。为此,我也曾请教过一些颇有见地的学者,但从他们语焉不详的回答中,感觉到的似乎只是对顾颉刚的过分疑古不以为然,甚至好像以为对古史的辨析不应在文化研讨的范围之内,那些问题早已不成问题。
九月的《读书》送来了《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一组佳文,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代伟大的考古成就,又使人多少领略了文化及历史哲学将因此受惠而呈现的远景。
过去,我们相信中原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既因为祖宗们历来是这么说的,黄河中游的仰韶和龙山又是这么证明的。今天,长江上游有三星堆、中游有大洋洲、下游有良渚,塞外辽河还有红山,众相比较,后者与前者相比,文明程度不相上下,其悠远年代甚至还可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