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中之机

许宝强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重读布罗代尔

一九九七年底的东南亚货币风潮，不仅肆虐于泰国、印尼等地，而且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波及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极有可能导致区内为期颇长的经济衰退。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使近年甚嚣尘上的“二十一世纪是亚太世纪”之说和垄断了近十年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主义论述，受到了挑战。

近十年关于东亚发展的论述，基本上为三种学说所主导。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东亚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主要是采取了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策略，这种学说经常拿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东亚地区作出比较，以此印证国家较少干预的好处。西方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应，除了起源于拉美，在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外，晚近当以“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的说法最为流行。这派学说主要以南韩、日本和台湾为例，指出这些地区“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大规模地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外(例如高比例的国有企业和银行等)，更由于政府运用各种以发展为主导的政策，包括低息贷款给“策略性”工业、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和为企业向外借贷作担保等，“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此学说在八九十年代大行其道，它是对前一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学说的一种反动。最后一种学说，就是所谓“儒家文化”。这派学说并没有把“文化”作为问题来研究，而是把“文化因素”当成一种自有永有和同质的实体，以笼统和非历史的“儒家文化”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