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再教育

● 雷抒雁

如果只就字面看,这个词也许并没有多少显示出要消亡的凶相。或者引申一点,让它的意义逼近"可持续性发展"、"老年大学",甚至"博士后"教育等等,就更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

其实,这个词是"上山下乡"、"插队"、"五·七干校"的"堂兄弟",与之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1967年7月,上完五年大学中文系,到了该我毕业的时候,荣幸遇到"文革",一切用人单位,或者文斗,或者武斗,都关了进入大门。我们只好留校待分配。这一年,低年级的同志如火如荼,"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毕业班却只能作逍遥游了。打扑克、读闲书、背着手看"文革"热闹,更有多情男女如卸了套的驴子,无人管束,昏天黑地谈起恋爱来。后来,谈起这段日子,有位女士居然挺起大肚子,说:"文革"的收获最大最大!尽管如此,宿舍楼道里不时能听到叹息声和偶尔发出的压抑得近乎撕裂的喊叫声。明天,谁知道明天到哪里去!忽然,说是要分配了。这样的谣传已不知有过多少次,谁也想不到这回是真的。在一起先写毕业鉴定,造反派自己始终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参加过保皇派的则先作一番检讨,说怎么怎么及时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云云。公布分配方案之后,一看,在内地的,只是一些小学教员之类的去向;远处,就是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

这个词第一次由此而来,这是1968年夏天的事了。

后来,我知道参与到这个队伍来的人,差不多是67、68、69,甚至70届的毕业生都有。供我选择的部队农场有甘肃的山丹军马场、宁夏的青铜峡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