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元
一种耳熟能详的论调是,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即自由诗,并非从汉文化自身的土壤中自然自发地长出。这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公认的“常识”。但我不能同意历来的“新诗移植说”或“新诗引进说”,而主张它是嫁接成活的。因为从唐代近体诗的整饬,到宋代曲子词的长短不一,再到元代散曲的衬字不受格律限制,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非格律化趋势已预示了散体化(即自由体)的必然。虽然早期自由诗的开拓者如果没有西洋诗歌的直接启迪,或许不会写新诗。但如果没有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第一代学步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就决不可能在刚开始就轻易地一步登天,使第二代后继者在半个多世纪里都没能超越半步,使岑寂过久的中国诗坛,不得不等待戈多般苦等姗姗来迟的北岛。
一、北岛与《今天》一代
北岛在七十年代后期的喷薄而出,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诗坛的长久黯淡与沉寂才反衬出他的辉煌夺目和震聋发聩,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的实际成就确实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新诗前辈──北岛的出现使他以前的时代成了新诗的史前时代。从北岛开始,自由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由于非个人的原因,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还是在世界经典文学方面,北岛的素养与第一代新诗人都相差太远,这种差距远远大于第一代诗人与北岛的诗歌成就之间的反差距。这固然是“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严羽)的又一明证,但更重要的是到了北岛时代,汉语新诗不仅已不是移植的了,而且连嫁接初期的水土不服也已基本克服,哪怕北岛连ABC都不识,北岛还是会成为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