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救急！

■本刊记者／翁　宝

这是天津历史上第6次引黄，也是最为紧急的一次。连续4年的大旱使得北方许多地区陷入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之中。因为天津的城市地位，使得此次紧急引黄济津格外让人瞩目。也正如此，天津人在经受旱灾时也格外的幸运。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一个天津尚能采取紧急措施救急，但整体的水危机又如何解救？

“恭迎”黄河水

10月21日下午2点，经过在黄河中4000多公里的特别护送，以及在紧急疏通的580公里专用引水道的跋涉，来自黄河上游刘家峡水库，并经山东聊城位山闸转向北上的黄河水终于到达天津的九宣闸。干枯了近20年的旧运河河道再次迎来了缓缓的黄河水，最初水流宽不足2米，几个小时之后，20米宽的河床已经铺满。水文站的数字也表明，水深已达8米左右，达到预计中的水量。远道而来混浊的黄河水让津门上下一片沸腾。数百名记者以及当地官员在此等候这一特别的时刻，兴奋的神情写在脸上。

像朝圣的人终于到达终点一样，人们对黄河水的到来抱着一种近乎虔敬的心境。当地报刊更是以“恭迎”这样的话语道出其中的喜悦。“让天津人民喝上甘甜的黄河水”也成了最让人动情的语句。紧接着，防止水的再污染，防止盗水（在天津市内许多河道，实行24小时的巡逻，市内各单位的公务员分头出动），也成了政府的重要工作。

在九宣闸的闸身上，飘扬着“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感谢山东河北人民的支持”的横幅，让人感到这个工程涉及的各方各面及其意义。毕竟，这是救命之水。面对干旱，引黄已经成了天津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只是，沿途已经经过沉沙的黄河水依然是那样的浑浊，此次引黄河水4亿立方米也仅仅能够支持天津人民不到半年的时间，如果明年还是干旱的话，继续引黄还将是津门上下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按照计划，天津此次引黄总水量为10亿立方米，天津市九宣闸实际收水4亿立方米，在漫长的输水过程中，沿途的自然蒸发、渗漏加之冲洗河道和北大港水库，实到天津自来水厂的净水量仅剩下2亿～2.2亿立方米。据天津市水利局介绍，此次天津市内供水工程各种费用逾亿元，经计算，境内工程每立方米成本为0.511元，每立方米黄河源水费为0.42元，二者相加实供自来水厂每立方米成本为0.931元，比引滦入津水成本高出0.381元。

11月1日上午9时36分，天津市李盛霖市长按动了西菜园泵站泵组上的电源按钮，“珍贵的黄河水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本市芥园水厂、新开河水厂和凌庄子水厂，经过水厂处理，进入天津市内千家万户。今天，市内6区大部分居民家中都可喝上甘甜的黄河水”。

北方大旱

天津水利局办公大楼。引滦济津管理局、天津节水办等机构都集中于此。在大楼的上方，悬挂着一座龙腾吐水的铜塑，让人感觉到这座城市和水之间难断的渊源。

今年的华北地区干旱异常，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历史记载以来的最高温。京津地区更是出现了历史上绝无的超40度的高温。即使像承德这样的避暑圣地，也出现了40度的高温。东北松花江断航，白洋淀干涸，山西省多条大河断流，上百个城市被迫限水。天津自去年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干旱（全年降雨仅300毫米）后，今年旱情持续发展。今年春季降雨比常年减少了20％至40％，6月份比常年减少了3％至24％，7月份有两三次降雨，但总体雨量不大，而且分布极为不均。静海、大港一些地区的干土层已达半米，加上天气高温，地面降雨很快就被蒸发。这是天津自1997年以来连续4年的严重干旱，水源奇缺，加之唯一供水水源地潘家口水库降至死库容，不能保证向天津市正常供水，天津市面临断水危机。

天津的干旱只是连续几年北方大旱的一个典型地区罢了。在北方许多地区，干旱的程度以及受灾的面，都较天津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上天津一直缺水，相当长的时间内，天津主要是靠汲取地下水来供应生活生产用水，长期汲取地下水导致海水入侵，天津水之苦也远近闻名，以前有民谣曰，用天津水来腌咸菜，根本就不用加盐。

天津历史上曾经5次引黄，分别是1971、1972、1976、1981、1982年，自从1983年引滦济津工程完工，滦河水进入天津，才正式结束了天津人民喝苦水、咸水的无奈。当时的胜景至今让人难忘：市政府向每户派龙井茶，家家户户烹香茗——这一幕在不少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引滦济津也成为天津人与水争夺的一个分界点。从此之后，甘甜又充沛的滦河水让津门百姓不再为水而发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引黄”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直至因为连续4年的干旱，滦河水量剧减。

今年的1～6月份，天津的日用水量已经从原先的每日220多万吨降为160万吨，几近底线。这样的形势维持了将近半年，但是，气候依然干旱异常，没有丝毫变化的迹象。今年，天津市政府连续发出了3个节水通令，采取26项节水措施，包括停止农业用水，关闭所有冲水洗车点，严格控制企业耗水大户，对居民生活用水也进行了限量、提高水价等。同时，诸多的节水动员教育大会不时召开（在黄河水刚刚进入天津九宣闸不到一个小时，市政府就召开了全市的节水动员大会），但是仍不能渡过缺水难关。

干渴正在消耗着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意志。“确保城乡人畜吃水和抗旱保麦”，这是最初的抗旱口号，之后，“全力保证居民的生活用水”成了不得不作出的取舍。这场因为水短缺导致的“天津保卫战”才来得格外的壮烈。为了保证天津人民的生活生产用水，滦河下游已经近乎断流，政府明令禁止引滦河水用于农业灌溉之用——虽然干裂的土地和生活在其上面的农民同样需要水的滋润。

天津终于顶不住了，引黄迫在眉睫。

黄河水是怎样引来的？

为了保证引黄济津能够顺利进行，黄河沿线进行了快速的“引黄总动员”。

为了保证下游的供水，黄河沿线实行了严格的定量用水管制。由于前些年黄河经常不时断流，到了下游，根本就无水可引。1998年12月，国务院授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调度管理。自1999年3月1日始，黄委会开始行使统一调度权，这在全国大江大河中尚属首例，以期能够细水长流，从宏观上科学把握黄河流域的合理用水，并保证下游基本的生态用水。

显然，对黄河水的集中管理为天津此次引黄提供了较好的组织基础。黄河水从4000公里外的甘肃刘家峡奔流而下，沿途的各省市一路护卫，没有许可，不得擅自采水，直至山东引黄口，再奔流580公里到达天津市内。每一次调水都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都要控制甚至关闭沿途的所有取水口。为了引黄济津有可靠的水源保证，黄河防总手持“尚方宝剑”一样的调水令，要求刘家峡水库在调水期间，泄流量要达到日平均900立方米/秒的要求；万家寨水利枢纽按进出库平衡运用；甘、宁、内蒙古三省（自治区）严格执行水量调度方案，确保出境断面流量。

单有命令还是不够的，同各方的正式协调不可缺少。作为黄河流域的管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专门邀请国家电力公司西北分公司、黄河上中游水调办、甘肃省电力公司及宁夏、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小浪底建设管理局等单位分管领导，在郑州就引黄济津从刘家峡水库调水问题进行了初步协商。与会单位均表示服从引黄济津安排，积极配合调水，以实际行动支持引黄济津工作。同时，水利部、黄委会都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奔赴上、中、下游监督检查引水量——还得担心一些地方口是心非，毕竟大家都缺水。

天津人民的救命水就是这样跋涉几千公里，被接力护送到九宣闸的。在黄河水流经的其它区域，不乏像天津这样干渴的地区，他们只能是自己解决问题了。

按照正常的年份，黄河的可开采量为80亿～155亿立方米。由于今年黄河下游来水特枯，比常年约少100亿立方米，流域内干旱严重。在将下游用水及河道防凌用水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要实现向天津送水10亿立方米的目标，水量缺口仍然较大。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沿线地区多多发扬精神。

引黄河道工程历经山东、河北、天津三地，涉及清淤扩挖、输水建筑改造加固、沿江口门封堵等工程。沿途工程今年8月开工（在国务院9月正式同意引黄济津之前，可见情况之紧急），历时两个多月，所有的工程必须在10月13日之前铁定竣工。这其中有些工程的工期压缩至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此次引黄工期之短，是历次引黄中空前的。加上河道多年没用，许多地段早就已经成为干地，甚至就是良田果园。为了保证引黄的顺利进行，沿途的许多良田或是果园都得给黄河水让路了。沿线人民所付出的高强度劳动不说，仅仅因为引黄导致的沿线损失，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政府对此采取的是事后补偿的方法，但从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沿线人民的高度觉悟。

由于工期短，任务重，不能按照常规的工程施工步骤进行。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不计费用，千方百计先把工程完成。工程采取地方先垫资建设的方式，待工程完工之后，中央再验收支付。虽然如此，引黄沿线的地方政府都把引黄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全力投入支持。

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虽然黄河水流出山东位山闸后，先沉淀再向下流，但随水而走的必然是大量的泥沙，水流向天津，而泥沙则留给沿线的山东河北。据有关部门测算，从黄河引10亿立方米的水，需要沉淀泥沙1000多万立方米。这些泥沙，不仅要占去数千亩的耕地，毁掉当年农民的收成，而且使地面增高，土质变坏，几年也恢复不过来。如何处理避免生态上的灾难，则还是下一步的问题。

我国的“水贫困”

从自然条件上看，华北地区对水资源存在着“外来支援”的依赖。干渴是这个地区共性的话题。缺水制约了华北经济的发展。即使在水害成灾的1997年，华北各城市因缺水造成的工业和农业损失也达2000亿元，相当于当地当年GDP的3％。至于枯年，可想而知。

更为可怕的是，现在北方许多地区的缺水现象还仅仅是问题的表面。由于长期以来，为了“死保”大城市的生活生产用水，通常采取的是牺牲挤占生态用水的短期行为。这种做法长期下去，对生态环境必然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华北地区近年环境的急剧恶化，同这种治水的主导思想应该紧密相关。

驱车走在华北平原上，目所能及之处，大部分的河床都是干的。并且，华北所有城市的中心都是地下水的大漏斗，拼命抽取地下水造成水位直线下降，有的地方打井已深达500米。去年大旱，北京很多农民不浇地，就是因为地下水位下降，抽水都花不起电费了。

华北地区水危机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体制和观念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节水型社会节水型经济结构如何构建；二是现行的对水资源的管理模式，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习惯性的依靠“外来支援”的思路。

中国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吴季松就公开对中国水资源形势发出警告，我国现在又面临着第二贫困——水贫困。根据水利部《21世纪中国水供求》分析，2010年我国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环境总需水量在中等干旱年为6988亿立方米，供水总量6670亿立方米，缺水318亿立方米。这表明，2010年后我国将开始进入严重的缺水期。这份报告还称，2030年，我国将缺水400亿立方米至500亿立方米，缺水高峰将会出现。

“旱是事实，但旱成不成灾，却又在于人为的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馥棠如此认为。对水资源的利用开发、管理调控是一门精细的社会科学。气候本来就是旱涝相间，甚至久旱久涝，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整体性的预防应对举措，不仅仅是我们常义上所理解的储水、调水或开采地下水等等。否则，一个天津尚能采取紧急措施救急，整体的水危机又如何解救？

如何建立节水型社会

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30％，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单位GDP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15～100倍。生活用水浪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城市人均耗水量却是欧洲人的两倍!

在《面向21世纪的海河水利》的“法规政策建议”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政策建议：将电力、钢铁、化工、石油等耗水大的工业项目向天津、秦皇岛、沧州等滨海地区转移。建立沿海节淡水产业带……不知是无意疏忽还是缺乏起码的常识，文中提到的这些地区恰恰是今年最干旱的地区，它们能否承担此类高耗水工业？

华北最缺水的城市之一沧州市在努力“建设我国第三座化工城”，高耗水的化工企业纷纷上马。邢台市生活用水早已频频告急，却先后建起了100多个高耗水的企业。某县政府为了上一个年耗水量达2000万立方米的大项目，竟大方地向投资者减免了3年的水资源费！这个人均水资源比以色列还少的地区，靠大量超采地下水，掩盖着极度缺水这一重要事实。河北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亿立方米已无法补充。再过15年，石家庄的地下水就将采完。华北平原已形成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地下复合漏斗区，达四五万平方公里，并引发了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

当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同自然资源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发展中的问题，一味往后拖延，把问题留给后人，终究不是办法。就水资源而论，建立节水型社会已经迫在眉睫，关键的问题不外是科学、资金和管理。这其中，以改变水资源的条块分割管理为先，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各地对水资源的争夺，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商业化的水资源计划管理体制，突破点则是水价这个杠杆。

水价，难以承受之轻

与大旱同行的是各地水价的上涨，天津当然要涨了，从以前的每吨1.4元涨到1.8元。之后是否还要涨，尚不确定。北京从1.3元涨到1.6元，南京也涨至1.45元，威海这座滨海“枯城”的计划外水价已经达到最高的50元/吨，种种无奈之举都在说明，水是命根子的问题。

长期以来，作为“公益事业”的水供应一直都处于政府补贴的范畴之列，成本同价格严重背离，水利部门顶着巨大的亏损压力，而地方政府也因此背上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喝上便宜的水，当然，也助长了水的浪费现象。于是，政府又得花大力气去做节约水的宣传。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并且，由于资金短缺，许多的水利设施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天津水利局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以引滦入津为例，每年的水费仅仅够人员维持之用，相应的水利设施维护，一直就是处于吃老本的状态，何谈更加长远的战略打算?

对于水价，钱正英院士有一段精辟的言论：黄河已达到年年断流的缺水程度，但至今引黄的水价每吨只收几分甚至仅几厘钱，远远低于其他水源的价格，使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一些城市的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严重，但至今这些城市的企业和单位仍可无偿开采地下水；虽然不断提倡节水，但至今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水价不但不能调动有关方面进行节水改造的积极性，甚至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维持良性运行；污染已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但至今许多地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费用没有着落，许多已建的污水处理厂不按设计运行甚至根本不运行；对于处理后的污水回用，至今没有合理的定价，难以推行污水的再生利用；许多地方由于农民的负担能力有限，政府没有明确的补贴办法，灌溉水价不能反映实际的运行成本，致使许多灌区不但不能按期更新改造，而且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显然，水价的调整背后是整个思路的调整，但愿这种调整不仅仅是基于个别部门的利益，而更加着眼的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南水北调

由于华北地区的连续干旱，加上再次的引黄济津（官方的宣传中，特意突出了现在的引黄河道可以作为将来南水北调的东线河道），南水北调的话题也就自然牵了出来。

水利部门的说法大体是，单纯从技术上考虑，南水北调的技术难度应该不大，关键是决心和投入。虽然从技术条件上讲，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么大的水利工程，其后的生态问题、移民问题甚至如何以水养水的问题，在没有整体估算的背景之下，南水北调的经济基础显然还不具备。

另外，南水北调的前提是长江之水是取之不尽、并可任由调配的。显然，这是一个误判。全国670座城市，有400座常年供水不足，150座严重缺水。在长江流域城市中，也不乏缺水的城市。从这次引黄济津来看，虽然持的是“尚方宝剑”般的引水令，沿线各地也积极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牺牲小我，保证大我。但透过这浓厚的行政色彩背后不难看出，水作为一种商品的特性还没有得到确立，还是一种国家统一支配的特殊资源。如果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的话，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可能就会走上一条崎岖的道路。

就此次引黄济津，有专家分析，在我国以前海水利用技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调水工程是迫于无奈的，也没有经济上的可比性。如今，虽然这次调水也是被迫的，从国家的决策来看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与利用海水的经济成本比较就会发现，如果能够提前充分重视海水利用开发，天津的水危机状况也许就不会出现，而且从经济成本上来算也是值得的。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抛弃的是一种惯性的行政力量主导的思维。对这种大规模改变自然面貌、“誓把山河重安排”的“壮举”，我们宁可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充分论证，谨慎从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应仅仅停留在纸上。

最新的信息表明，关于南水北调的运作结构将会采取公司制的运作。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关于治水，关于管水，将会是一个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