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旧话”和“新题”

赵敦华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八辑的“编者絮语”，又一次强调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合法性身份”以及“神学与人文学相互启发”等根本性的问题。这使我感到关于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旧话”，仍然可以成为有待深入的“新题”。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时断时续，四起四落，再三受挫。难怪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曾发出“岩石何时开裂”的感叹。确实，在基督教传播史上，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基督教完全排拒出外的国度实属罕见。基督教虽然于近代卷土重来，并在中国社会占有了一席之地，但至今仍被大多数中国人视为“洋教”。洋者，异己之谓也。中国人虽不像历史上的西方人那样激烈地在宗教上排斥异教异端，但在文化上却有鲜明的“华夷之辨”。任何不能适应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不是被拒之于国门之外，就是游离在社会的边缘。

基督教不见容于中国文化的成分，概而言之，无非有二：一是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二是基督教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走向的分歧。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历史碰撞集中表现在明末清初和清末两个阶段。不管是士大夫对基督教义的批驳(如《破邪集》所示)，还是普通民众的反教流言(如清末教案所示)，都基于伦理本位的理由和感情。孟子在辟杨墨时说过一句义愤填膺的话：“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句话也能恰当地表达出儒家卫道者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虽然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实际利益，可以暂时利用传教士。……